抗战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寄予希望，期盼重整家园，繁荣社会，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国家。然而，国民党对沦陷区的经济接收，实际上是对沦陷区人民财富的一次大规模掠夺，这不仅表现了国民党的严重政治腐败，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失掉对国民党的信仰。内战频繁造成经济破坏，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也使城市中小工商业者面临经济破产，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党专政和对中间政治势力的排斥、打击，使众多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远离国民党，纷纷向共产党一方。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虽然也曾进行过一些土地改革试点，但始终没有认真考虑过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热切追求，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愿望，压制和打击农民，忽视农村社会改造和持续发展，因而在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后期，完全丧失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多数农民倒向了共产党。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被彻底孤立起来。在中国共产党日渐壮大的军事力量沉重打击下，其走向完全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虽然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但是，由于它涉及广泛，仍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以使民国史这个学科更加繁荣。

《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收进了竹内实的重要著作《毛泽东的诗与人生》，作者从分析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入手，对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做了描述和分析；第二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是日本战后著名中国学家竹内实研究毛泽东主要成果的选译与汇总。《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一书是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唯一系统论著，其结合历史实际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与阐释别开生面。 竹内实写有多种毛泽东传记，《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所选《毛泽东》一书简洁明快雅俗共赏。 《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选译竹内实研究毛泽东著作与思想的代表性论文，其中既有正面论述和评价，也有对毛泽东错误的质疑与批评。历史证明作者的见解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民国演义》为《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一。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

《活在民国也不错》内容简介：民国范儿是怎样的一种范儿？看这样一本书，足以满足您对民国生活、民国人物的了解欲。原来民国人买房不是难题，舌尖上的味道恣意流溢，衣着发型与国际接轨，而下岗潮波及皇帝与首富，性意识在压抑中渐渐萌动，人们爱得理性又纠结…… 在那样战火纷飞、军阀割据的日子里，生活却如此斑斓多彩，时代拥有着一群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师、热血单纯的青年、粗野有笑的武人，生活风气与今日千丝万缕又迥然不同，或许，活在民国也不错？ 衣食住行读书行路职场钱途，晒一晒民国兄弟的幸福时光，秀一秀民国人物的雅致范儿。《活在民国也不错》，一本你不翻不甘心，拿起就放不下的重口味民国史书。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内容简介：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胡适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是作者用英文撰写的自传的翻译作品，该自传不仅展现了民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披露了很多不见于史书的的珍贵史料。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辉煌成就为世界所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本书以中研院从组建到迁往台湾这段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夏鼐、曾昭燏、游寿、胡适等知识分子在乱离之世为学术的自由和进步所付出的辛勤汗水与不懈努力，着重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研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及相关人员，由南京到四川李庄万里流亡的苦难历程，生动再现了傅斯年、梁思永以及与之相关的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流学者，在艰难困苦中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执着于学术事业的进取精神。 本书还披露了中研院在岁月流逝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对历史进程中的人事纠葛、事件起源、学术争端等湮没日久的是非恩怨，以当代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分析，使沉积于历史风尘中的人物，再度以鲜活的形象，凸现于世人眼前，令人在对前辈们敬仰感念的同时，也对他们各自的坎坷命运与悲壮人生，生出几分浩叹。

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度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党的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虽然有了定论，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此被弄清楚，有些问题反而被长期掩盖下来。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各种难得的档案资料），并访问了许多王明的后人与友人。其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当数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以下简称《传记与回忆》），该资料从未公开发表过，属于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运用的过程中注意取舍，利用了其中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对于澄清许多历史问题具有一定作用。 《 年谱》根据王明主要活动的特点以时间先后为序分为7部分，分别对王明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等进行了记述。

《郭汝瑰回忆录》 是郭汝瑰的回忆录，详述传奇险难人生，同时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多次战役有精当分析，对国民党高层政争缠斗也有精要点评。 郭汝瑰，出身名门，先为黄埔五期，又入陆军大学。抗日战争中，率旅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反复争夺七天七夜而阵地不失，名扬军界，备受陈诚赏识；长沙会战中又得薛岳青睐；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其实，这样炙手可热的人物，曾是中共党员，抗战中已与中共高层建立联系。在国共争锋紧要关头，由于郭汝瑰进入国军中枢决策层，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听取指令，因而有机会将大量最高机密转交中共。他隐藏很深，又多谋善算，受当局信任，在糜局、危局中始终官运亨通。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兵团司令，防堵解放军入川。郭在宜宾通电起义，破坏了蒋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祖父袁世凯，我们五姊妹都没有见过，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真是百年沧桑一言难尽。” 这里讲述的袁世凯，不在于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乱世枭雄，不在于复辟帝制，而是重点展现“家庭中的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家庭”—— 一个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袁世凯，一个孝子，一个有10位夫人的男人，一个有32个子女的父亲，以及袁世凯的五夫人和他们数十位后裔的人生轨迹。 在袁世凯离世的这一百年里，他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什么？袁家的第二、第三、第四代，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历经民国乱世、日军侵华、国共相争、共和国诞生、“反右”、“文革”及改革开放……身为袁氏后人，家族的背景对他们来说是福是祸？ 本书全面展示了袁世凯及其杨氏夫人后裔的百年家族史，逐次讲述袁家四代数十人的人生故事，或平凡或跌宕，汇聚一起时便自然映照出袁氏一脉的百年沧桑。这也恰是百年中国历程中一卷镜像。在杨氏夫人这一支的后裔中，有民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家袁克桓，有多位人民教师，有海外创业者，有政协代表，有普通的企业管理人员，也有艾美奖获得者，还有建筑师、神甫、画家、诗人、音乐家…… 书中同时展示有179幅珍贵的影像图片，从袁世凯到他的五世玄孙，构筑了一道百年袁家人物群像的专题长廊，带我们重新认识袁家后人眼中的祖辈以及他们对家族身份的认知，感慨袁世凯后裔鲜为人知的往事。

《宋教仁传》是吴相湘先生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第一本著作，初版于1964年。 宋教仁是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民初国民党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对宋教仁的历史活动做了充分的考察，澄清了以往的误传和错误，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结论，可以说是海内外有关宋教仁研究的奠基之作。他的某些判断与结论(诸如北京兵变的内情)，已经为后来的史料所验证，这也证实了他观察的细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所以本书出版后，一直广受好评，至今仍然是研究宋教仁与民国史的必读书。

在这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重新付样之时，作者韦慕廷教授及译者杨慎之均已过世，书的出版授权由两位先生的未亡人所作，此情此景，令人感慨。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尽管困难重重，但未有一日不被国人关注，究其缘由，均因现代国家的构建在中国历经100多年，其行程并未结束。韦慕廷教授在这部名著中所描述的时代和人物，他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在相当程度上仍是我们今天的困难和问题，这也是此书重新出版的价值。 此书新版，由张朋园先生做了部分校订，特此致谢！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熏陶铸炼的影响和事业的方向 第二章 为革命筹款 第三章 为了反对清政府而寻找外援. 第四章 利用外国力量的努力 第五章 向苏维埃俄国探寻摸索 第六章 有活力的联俄背景 第七章 在俄国的帮助下进行工作 第八章 挫折和新的希望 第九章 最后的追求探索 结论 缩写字体表 参考书目提要 译后记

陈夏红 2009年4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百科史学”丛书，隆重推出了曹汝霖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该书此前只在港台地区有出版，而且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编者未必有心，但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不想想这位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的风云人物了。 老记者徐铸成在其《旧闻杂忆》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苏宜兴小城市，五四时期曾贴满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诸如“誓死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曹章王陆四大卖国贼”等等。徐铸成还说，“群众确实是实事求是”，因为这里面“王”所指的王正廷“亲日有名，卖国尚无实据”，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毕生被戴上“卖国贼”的大帽子。 笔者之所以关注曹汝霖，并不全然是因为曹的政治结论，更多是因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并不认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过分的不白之冤，只好检索资料堆砌成文，权且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 曹汝霖字润田，1876年生于上海，1966年逝世于美国。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1904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先和范源廉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不久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考试留学归来学生，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后，曹汝霖经徐世昌的保荐，获得两宫召见，授以四品参议候补。此后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运亨通，极一时之盛。 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按照张学继先生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可笑的说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 与此东三省事宜有关，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脚步踏遍除了被日本占据的南满“关东州”之外的东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后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鸭绿江的伐木权，按条约规定以三十里为限度，而实际上日本人已进展至五十里处；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为修筑安奉铁路打下基础，对于清政府的抗议丝毫不理。曹汝霖在东北期间，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我们素有弱国无外交之说，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协之艺术，曹汝霖此建议，客观说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清政府置若罔闻着实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获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见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对曹汝霖极尽拉拢之能事，曹汝霖亲日之说逐渐不胫而走。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委任曹汝霖为“顾问”，屡次约曹至总统府谈话，并于不久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部次长。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袁世凯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着实不安。曹汝霖参与有关“二十一条”之谈判，功劳苦劳一肩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交涉事宜：“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对于袁世凯称帝行为，曹汝霖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保密计，不通过外务部而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作为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在没有英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率尔对称帝行为表示支持，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有次曹汝霖前往总统府，正好袁世凯召见朱尔典，当时总统府副礼官蔡廷干将朱尔典劝进之言和盘告曹。嗣后称帝失败，朱尔典竟宣称袁世凯不听他的规劝，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以“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一节详细记录其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但曹汝霖的名声已一片狼藉，徐铸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时，曹汝霖之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曹汝霖亦被邀并前往共商救国大计。徐铸成就此认定，“听说，在华北沦陷后，蒋介石曾利用过曹汝霖，叫他‘曲线救国’，打入‘临时政府’当一名‘最高顾问’，一面要他递送情报。”不管此事真假，的确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先被短暂囚禁，后蒋介石手令戴笠，“润田先生有功党国，望即释放，优待”，曹汝霖即被无罪释放，1949年后先去香港、日本，后终老美国。 对于曹汝霖给予同情之理解的评价，来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遗憾的是，这些持平之论毕竟无法为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曹汝霖恢复名誉，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2009年5月25日改定于昌平军都山下

李鸿章，晚清军政重臣，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正当他在官场与商场如日中天之时，一场外来侵略战争彻底改变了他和大清王朝的命运，他从“中兴名臣”变成了“千古罪人”，大清王朝的复兴强国梦也随着他创建的那支威名远播的北洋舰队一起覆灭了。 本书以珍稀的史料和图片，从当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角度客观地描述了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这场战争的关键人物李鸿章也在受辱与自尊之间竭力挣扎，活脱脱地再现了一个身处风口浪尖上的悲情人物形象。 【编辑推荐】 世界华文文学奖提名奖、郭沫若文学奖得主祝勇最新力作 优美的文字+珍贵的史料+40余幅历史实景图片精彩呈现 透过细节、人物内心为你揭开历史真相 谨以此书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20 周年及李鸿章诞辰190 周年 一个人，一支舰队，一场战役和一个世纪的“长恨歌” 在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大清帝国“危急存亡”之时，他所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而这一切，尤以1894年为最。 在评价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李鸿章，这本书给出了最客观、最公正的答案！ 图文再现那场穷了中国、富了日本，中国丢了钓鱼岛的两国间之正面较量！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以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为中心题材，讨论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作者应用了大量国内外文献档案和当事人自述资料，澄清了若干史实疑难问题，同时采取一套新型的理论模式，从“革命理想”到“政治现实”，即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步政治化的过程，来解释中共政治策略和权力结构的演变。这一转变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步发生，正是此种转变提供了主观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结合，使共产党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插图本)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被公认是研究长征和毛泽东革命思想的英文权威之怍。

前言 1959 年的廬山會議，已經過去30 多年了。 廬山之變影響噹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至深且巨，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 踐從此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領導層，終於導致十年動Luan的到來。 1980 年秋，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 關於廬山會議，我曾作過一個較長的發言（《簡報》刊出兩萬餘字）。當時 就有中央領導同志催我，將這段史實盡快詳細寫出，否則，許多真相後代 難以弄清。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自己也覺得義不容辭。但由於工作繁忙 及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動筆。現在利用在青島消夏的時間，將已經收集和 整理過的資料編寫出來。 所寫的是回憶錄，以自己親身經歷為主，同時也記錄了許多史料，尤其 是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當年並無錄音或正式記錄（如兩次常委會的批彭紀 實是我記錄的），為傳信存真，考慮再三，還是儘可能如原貌都保存下來， 以供黨史研究者參考（這對於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研究，也是很 有用處的）。一般讀來或嫌繁瑣、枯燥，這也是難以兩全，無可奈何之事。 由於人為限制、保密制度和種種清規戒律，當代歷史包括黨史的研究， 還沒有真正進入繁榮時期，離自由討論、科學探索也還很有距離。我這篇 史料性的東西，其中引用的不少資料，其實在十年動Luan中已由紅衛兵散播 開來，國外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一直在利用，應該說不再具有機密的性質 了。我現在不能說自己所記的一定全部準確無誤，但我還相信自己的記憶 力和判斷力，一生在寫作方面也是一個謹慎的人，一字一句我都是負責的。 如果有錯誤或不準確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廬山會議雖然是當代至關重要的一段史實，牽涉到許多「敏感」的人事， 但畢竟過去30 多年了，可以到「任人評說」的時候了。我們許多老同志尤 其紅軍老同志，寫了許多有價值的回憶錄，這是留給後人的一份珍貴遺產。 我們的黨史上有許多有爭議之事，待做正確結論；不論怎樣，直接或間接 的當事人，將它寫出來，儘管不完善甚或有錯誤，我總覺得寫出比不寫出 好。否則，人亡事滅，說不定歷史會留下空白點或竟成為千古之謎。因此， 史學界所謂要「搶救活資料」，是很有道理的。在廬山時，我親自聽到彭德 懷說過，「我一生不留筆記與文件」。但為了要澄清對自己多年沉重的種種 歷史誤解（「三七開」，執行立三路線，打長沙，打贛州，會理會議，軍分 會指示，二次王明路線，百團大戰，高饒事件，廬山會議等），他終於在待 罪閒居時，寫了《八萬言書》以為申訴；在傷殘囚居時，又如實「交代」 了自己一生經歷。這就是我們現在何等幸運地讀到的《彭德懷自述》。 作為當事人，我提供了這樣一份史料性東西，自己也覺得是了卻了一件 多年來的心事。 再說一句：我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文章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而尚未来得及仔细分析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本身的风貌。

甲午戰爭 一場最具關鍵性的海上戰役，孤臣無力可回天，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它的勝負改寫了中國歷史。 戊戌變法 一次注定要夭折的改革運動，小皇帝不敵老太后，維新政府無疾而終，它的結果預示了大清命運。 科技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雙重挫敗，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前途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