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一书，是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教授关于梁启超的系统研究之作。《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叙述了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思想变化与活动实践，从创办《清议报》到主笔《新民丛报》，从鼓吹立宪到志在“新民”。全书有着十分清晰的时间线，对梁启超各时期的文章所反映的思想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还原，并将其置于近代东亚文明的转变这一框架下进行分析，揭示了梁启超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化以及他的办报活动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彰显了梁启超在东亚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z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的经典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清代学术概论》自问世以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在学者中间，其价值也不断凸现，以至成了清学史研究的必备经典名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在书中概括300年学术发展的总趋势，认为这个“时代思潮”是对宋元明三朝“明心见性”“道学”的批判；是再开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其“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另外还比较详尽地评述了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 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方面的成就。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先生治清学史的代表著作。作者以时代为经，把有清一代学术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四个时期，各述其要；又以人物为纬，对清代各时期的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学术成就、学术观点、主要著述、师承关系等提纲挈领、择要发挥，堪为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入门经典。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作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其一生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晚年讲学清华。其著作涉及政治、哲学、经济、历史、语言、宗教及文化艺术、文字音韵等。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与梁启超的其他两种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集？表现了梁启超的读书喜好及其读书方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精选中国最经典的几种经书和子书,提示内容大旨,自表读书心得及其读每一种书的特殊方法和侧重所在。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

《新民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本书是梁启超编著的青年德育教本，全书以“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有”为目，分为六篇，每篇之前有梁启超所做简单说明，内收梁启超精心选录的先贤大儒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说，之下有梁进一步发挥的按语。 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引领时代风气的人物，此书初刊于190 5年《新民丛报》，民国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 现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重加标点整理和注释，刘东教授作序导读，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新形式重新出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德育读本”之一种。 －－－－－ 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能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溟年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日记，以自勉励。 ——梁漱溟《思亲记》 “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梁先生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 ——胡适《四十自述》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 ——徐志摩《日记》 “中国哲学最有世界意义的，当然是它的无宗教而有道德。”多谢早期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先生，他算是既为时人、也为后人编出了这本小书，足以帮助大家以最凝聚的篇幅，来集中领略历代先哲的亲口传授。 ——刘东 ★ 民国初年的青年德育手册，集历代先哲的人生智慧， 加梁启超先生的精彩按语跋识； ★ 被梁漱溟、胡适、徐志摩等大学者视为进入中国古人学问的启蒙读物。

《少年中国说》精选了梁启超先生在政论、文论、讲演和诗词等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可以说每篇文章都展现了梁启超先生独特而汪洋恣肆的文笔和激扬而与时俱进的思想，具有极高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在为《少年中国说》设计封面和内文插图时，本社特别选用了著名油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先生创作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中梁启超先生的画像，以及著名国画家曹留夫先生创作的国画《梁启超画像》，并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改。这两幅作品生动传神，将一代大师的风采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书作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 　　粱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 　　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佛经翻译见解独到，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 　　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前后相继的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20世纪前30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最为剧烈、思想最为多元化的时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时期。研究这一时期时代的变迁、文化的转型和思想的变动的轨迹，以梁启超和胡适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两人的思想和行谊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两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印痕。

作者长期收集、整理近代文献，从事《梁启超全集》的编辑和整理工作多年，对于梁氏的佚文散札积累丰厚。此书系作者近三十年研究梁启超的心得，对梁氏生平与论著的重要侧面进行重新探索，文笔流畅，叙事生动，不失为了解与研究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重要著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代中国风云激荡，豪杰辈出，梁启超就是其中极为优秀的一员。他身与戊戌变法，全力从事再造新民的思想宣传，文字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不辞艰辛，呵护共和民主；晚年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硕果累累。《梁启超其人其书》将为您呈现一个更加鲜活的梁启超。

康有为传，ISBN：9787801307798，作者：梁启超著

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晚年，他对佛学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又对佛学理论作了总体概述，提出佛家所讲的法“就是心理学”。这是对佛典的现代理解的高度升华。对于佛教中最玄妙的“业与轮回”“无常与无我”“解脱与涅�”，梁启超都从哲学的角度，运用生物、物理及化学的一些科学知识，作了解释。梁启超的解释浅显易懂，触及到佛典的本意。

梁启超1902年著《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一文，力辟世人认佛教为消极、厌世、迷信之说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无量、平等、自力之宗教，故“佛教有益于群治”。1903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认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以佛学传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学抬高佛学。民国成立，曾任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晚年潜心学术，先后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北京清华大学研究所教授。平生著述宏富，皆收入《饮冰室合集》中。本书为梁启超佛学研究专集。梁氏自1920年游历欧洲回国后，决心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为此开始系统研读佛典，1922年带病到支那内学院聆听欧阳渐讲唯识学。在此前后，陆续写出一批研究中国佛教史沿革、佛经翻译和传播以及佛学理论等论文。全书正文18篇，并收10篇附录。

《儒家哲学》让人既能掌握灵动的知识，又能得到人生的启迪，更能感受到大师驾驭知识的风范，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传播经典。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杰出的学者。他关于儒学方面的著作很多，内容也十分丰富，可谓博大精深。《儒学哲学》则是他对儒家哲学所作的一部深入浅出的讲演录。他围绕学术界及读者所关注的重点问题，讲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他注重哲学与经学的结合，关注哲学与人生的联系，讲述中常洋溢着充沛的感情，因而极具感染力。他出入于学问与社会之问，讲述简洁明了，观点明确新颖，常有发前人所未发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