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解释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转型现象：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欧国家告别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的双重羁绊，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东欧国家转型出现这种结局的机理何在？本书作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探讨东欧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并且与之前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欧国家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结构、制度、文化因素一方面制约了各种导致混乱、失序乃至危机的问题的出现或者减缓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有利于转型比较平稳的运行和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为匈牙利人，作为一个亲历东欧历史性变革的学者，他对东欧转型的观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种活生生的现场感。这也是本书让人感兴趣的特色所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东欧人本身对其转型历史的看法和评价。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文化功能是什么?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政治介入、独立自主与公共关切、专业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与中国学术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而又极富争论的领域。在西方，一方面有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社会、高技术社会等)，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正在日益壮大，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古德纳)；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专家与技术官僚。在中国，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在社会转型、价值失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当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良知的作用；而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而且也不可能继续发挥传统的启蒙导师的作用，“后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来临。 本人认为，出现“知识分子”讨论热潮的原因是：当今世界(无之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文化与知识界都遭遇到了严峻的现代性《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的问题从来是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只有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并引起强烈关注。这样，我们对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几乎全部都是研究现代性的学者的现象就不感到奇怪了。 上篇 西方学者论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人从知识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有些人从职业的角度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人，也有些人把是否具有超越的普遍关怀、对于现实的批判意识、是否以生产批判话语为己任当做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其实，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知性认识。重要的是把历史上各种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与界定放在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把握而不要把它非历史化、普遍化。“知识分子”的定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历史地看，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来源于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它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当时，俄国尚处于前现代社会，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俄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带着西方现代价值理念与知识背景来观察俄国当时落后的专制制度，对自己所处的俄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合理的现行秩序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俄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性的阶层，他们只是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共通之处，是一个与主流社会有着疏离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特别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从这个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参与精神和批判立场，以人类良知与普遍价值的代表自居，相比之下，他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倒并不具有界定性的作用。 “知识分子”一词的第二个词源学来源来自19世纪晚期的法国。它与1894年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紧密相关。德雷福斯上尉因为其犹太人身份而遭受诬陷。这一事件引起了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包括左拉、雨果等文人的义愤，他们站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于1898年1月2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这批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为社会伸张正义、敢于批判最高权力当局的人士，就被称为“知识分子”。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是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关注公共问题，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与后来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文人、作家），在精神气质上有点像具有反抗性的波希米亚人，经常坐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公共领域”的主体就是这批知识分子，而公共领域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公共问题。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超越性的，即独立于特定的阶级与党派以外，除了自己的“良知”之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

本书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理事张大军先生近年部分文章的合集，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编排印发。 收入本书的文章有：“模糊的概念与断裂的逻辑——闲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2005）、“稀缺的资源与普世的价值——再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2005）、“从股市看中国宪政改革的必要性”（2005）、“石油地缘政治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2005）、“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兼论改革范式的破产”（2006）、“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2008）和“基督教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2008）等7篇。

本书内容包括：三个奇特现象的解读——珠三角农民工观察、回乡农民工搅动乡村政治、天安门旁边的流民家园等。

富有者正在隐匿财产更加贪婪 贫穷者坠入福利陷阱更多索取 金融危机和巨额社会福利支出 入不敷出的政府和不堪重负的税赋 被神化的德国社会制度已走向歧途？ 2012年《明镜周刊》最畅销图书 一部让中国人吃惊的现实德国读本！ 作为一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欧洲发达国家，德国同样面临着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也是抱有“严谨而有秩序且发达的德国”形象的普通中国读者不太了解的。光明日报出版社继《1969：革命、动乱与现代美国的诞生》之后推出的“西方社会转型经典译丛”第二本《反社会的人》将为大家介绍固有形象外的“另一个德国”。 “德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逐渐分化瓦解的过程中”，该观点绝非耸人听闻。《反社会的人》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德国社会结构中日益壮大的两端：只占德国人口1%的财富阶层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不劳而获，却拥有社会总财富的36%；靠社会救济生存的庞大失业人群如何发展出其独有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这两个在德国社会构成中日渐孤立的群体又是怎样促使金融和社会救助行业得以畸形地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德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而谁来为德国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买单？答案只能是依然代表着德国精神的中产阶级。 曾经让德国人引以为傲的社会制度是否已走向歧途？它的出路又在何方？这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都应引以为鉴。 瓦尔特•伍伦韦伯的书不啻为球场上的解围球。很有可能会引发关于极端变化的讨论，这场讨论会同时触及到最高层和最下层。 ——在线经济周报 他的数据不只是来自于统计和官方调查，而且还有自己做的基础调研。因此他的语言十分生动。 ——德累斯顿新消息报

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讲述为了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应当在过强的意识形态化氛围中进行，而应当将这种反思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并缩小选择的弹性空间。而守护甚至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思维。我们要准确地来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来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既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特别不要宁左勿右。在这个前提下，用充分的自信来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 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我们的任务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 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今天的问题相近，不如说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引发的问题更相近，或者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更相近。

1890-192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新工业的发展、新发明的出现、大公司的兴起，改变着经济景观和社会图景，它们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消费品，数百万的额外工作以及比任何时候都多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激化的社会矛盾。利用近期社会史的丰富学识，斯蒂芬·J·戴勒展示了这些变革是怎样影响着各种背景和职业中的美国人，进步时代的美国人为经济保障、自主权以及社会地位而奋斗着，通过这种展示，他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历史中这一关键时代的引人入胜的新诠释。

《旧制度与大革命》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书中，作者通过对大量史实的分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法国大革命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除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引发后来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思考与探索的现象与问题，例如，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等等。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作者阅读和利用了大量前人从未接触过的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等。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1. 作者团队深入贵州、山东、广东等省份，深度调查，利用一手材料，展现留守现象的深层纹理。无宏观理论阐述、无过分悲情的揭露，中立、温和，讲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真实故事，直击中国城市化软肋。 2. 中国的城镇化说到底应该是关于人的城镇化。中国的农村正在衰败，而庞大流动人口却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父母儿女天各一方。新型城镇化能否终结庞大的人口迁徙流动，从而终结留守问题？广州番禺的样本或许可以揭示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 3. 书中作者深入留守家庭拍摄的照片与文字图文互现，共同呈现留守群体的困苦与坚韧。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内容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分层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农村的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对城市的分析、理论争辩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本书作者是国内社会学领域内的权威，书中探讨了随着城市扩建、农村的消失而在广州出现的“城中村”现象；并对这些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及建筑风格并没有同步融入城市的“城中村”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本书是一个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有现象，有分析，对于读者了解目前"新欧洲"的真实情况，颇有助益。分上篇"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中篇"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独立问题"，下篇"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共15篇文章。以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开设专栏撰写的文章为基础，修改编订而成，也是之前出版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2004）一书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