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的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本书详尽地披露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种种内幕。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威吓不惜一切选择北上？毛泽东推举张学良做西北国防政府主席、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与中共秘密结盟的目的何在？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为何半途而废？张学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吗？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两万余名接取苏联援助物资的西路军何以全军覆没？西安事变到底谁是主谋？毛泽东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先生运用中外权威资料，梳理这段历史公案，其精辟的解说、合乎情理的推论、独到的见解、畅晓的文字以及珍贵的图片，将引领人们在重温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探究真相！

这里的所谓“过眼”，倒不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意思，其实是不拘一格随便谈的意思。因为这里所集的文章，既有学术论文，也有读史札记，既有讲演的现场录音稿，甚至也有带些“演绎”味道的历史纪实。总之是五花八门，没有体例上的一致性。包括专门的学术论文，笔者也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即把它们尽量变得通俗、更好读一些。 让文字好读易懂，是笔者一向所追求的风格。不过，通俗到把史学论文变成纪实，并不是我的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变动的情况及其导致这一系到变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相比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明显地有了较多新的思考，很值得关心国史的读者一读。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作者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成果之一。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密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该书本着还民众“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1917-1991年间的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做出了新的诠释，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段，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作。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掉密云库……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术著作，是著名学者杨奎松的又一力作。全书选取建国前后土改运动及其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地主富农问题、“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新中国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变动、中共干部任用制度以及干部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形成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建构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的史料发掘和历史解读，相比既往的国史研究，明显地有所突破，可成一家之言。

《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囊括顶尖的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者杨奎松教授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四本经典著作，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作者精心校订文字，并撰写长篇新序。 在这套集子中辑录的四种专著，围绕的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即二十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中国革命。《“中间地带”的革命》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着重讨论的是中共革命的国际背景，尤其是受到俄国革命，亦即受到强邻苏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问题。前者侧重于宏观线索的梳理与解读，后者侧重于说明毛泽东个人在其中的经历与作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和《西安事变新探》，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两大革命党，即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大陆近三十年分分合合及胜负较量的问题。前者侧重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总体变化的解读，后者侧重于国共关系史中影响重大的事件说明。

杨奎松的著述历来以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见长，但本书展现的，却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宏观思考。从书中那些娓娓道来、看似通俗的访谈和演讲的文字中，读者会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解读。

现代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点，一是离我们太近，没有距离感的历史研究总是有许多复杂的情感埋藏其中，很难做到客观。二是资料的匮乏，很多当时的文献都封在档案馆里，一般人无法发掘。三是太过于敏感，一不留神就会踩到地雷。 杨奎松教授则是一位能抛开历史是非、以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档案，行走在雷区的学术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并不多。在本书“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的原则。 本书不是一部“大书”，没有一大串的目录，只有一篇篇并不算短的文章，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没有连续性，皆不相同。如第一编“读史”中的《历史的湮没与改写》，讲的是关于1946年中共武装在安平镇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事件的始末，该事件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上很少提及；《政治独立的前提》则是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是揭秘长征之后的中共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而做的一次努力的经过。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会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例如个人情感、所掌握的资料、解读材料的角度，等等。然而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这就需要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不断商榷，最终“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发现历史真实。第二编“讨论”便是杨奎松教授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与人碰撞、商榷的讨论性文章。如与邓野的关于中条山战役中共“出兵”之争的商榷——《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与刘统的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探讨——《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 本书的第三编比较特别，所收录的三篇文章并非是针对历史事实而写，它们实际上是一篇篇书评，是对书籍作者的历史观和写作方式的评价和批评。正如所言，杨教授是一个行走在雷区、敢踩雷的学术人，对于历史和历史学，杨教授一向秉持着公允客观、求真见疑的态度，所以其才会在《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一文中，对金冲及先生作品《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一些“避重就轻”的写法和观点提出质疑，也才会对畅销一时、影响甚深的《苦难辉煌》一书做出正误之举并提出最尖锐的批评。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为现实需要而不断变幻着自己都模样。然而当现实以这种虚假的历史为镜子，借着它反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往前走的时候，也许前面就是悬崖深渊。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作者的这一段话，或是是对书名的最好注释。

本书作为杨奎松教授近年来所撰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的一个结集，涉及近代政治、军事、外交乃至重要历史的研究著作10余种。书中既有对这些著作学术成就、学术特色的中肯评价，也有对其中偏颇、阙失、不足的指正，并多有独到的见解。读来有耳目一新，振聋发聩之感。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它绝非是“死读书”或“读死书”。读书方法，因人而异。而对于学者来说，“开卷有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责任。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内容简介：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讨论的三人，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长期浸淫于政治活动之中，1949年后曾官居政务院委员；一位是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一位是清华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三人在1949年以前都曾经在不同领域有过出色表现，1949年以后却先后遭遇滑铁卢，人生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杨奎松教授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笼统地发出质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停止思想，集体转向？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私人记录以及各种报刊、档案文献披露出来，他发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了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剿”共决策过程，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