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popular anger about rising inequality propelling China toward a "social volcano" of protest activity and instability that could challeng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ule? Many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ina have speculated, without evidence, that the answer is yes. In 2004, Harvard sociologist Martin King Whyte has undertaken the first systematic, nationwide survey of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to ask them directly how they feel about inequalities that have resulted since China's market opening in 1978. His findings are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自序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困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这个由精英构成的统治阶级被看成是政治的主体，因此是“政治阶级”，而被统治的底层大众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事实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会底层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对社会政治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底层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因为，“如果遭受压迫就足够引发民众抗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到处都是民众的抗争。就东南亚的经验而言，下列情形之一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是，当农民被压迫到饿死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比方每年都从农民的口粮里多拿走一杯大米，年复一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再养家糊口。这个临界点就是他们爆发的门槛。假如村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达到这个门槛，爆发就是非常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农民爆发的时候，农民的境况没有那么严重，而是感觉到精英阶层存在分歧，有些精英支持农民，他们可能从城里下乡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所受的剥削程度较低一些，也可能起而抗争”。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情况也许更为复杂，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往往是社会底层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精英和大众都在追求政治权力，但他们在争取权力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对于政治过程而言，统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第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识形态，协调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充当象征性的行为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对政治过程的这些影响，也要受到底层群体行动的制约，正如底层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约一样。底层政治所产生的制约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是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精英通过动员和组织社会底层群体的力量来达到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动员和组织底层政治群体就成为精英的主要活动。对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这有如詹姆斯·C. 斯科特所说，虽然“底层政治和抗争对一个社会并不总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当局势非常不稳，并且精英内部分裂时，底层抗争通常会发生作用。当精英团结的时候，民众运动所造成的政治变化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时局动荡不稳和精英分裂的时候，底层政治和民众的抗争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进而对社会变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可能则是，在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底层民众的反抗可能会制约到精英政治的选择空间。“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它可能调整政策以符合更现实的期待，也可能通过积极鼓励自愿顺从为维持或强化既有政策，当然，国家还可以直接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方式。无论国家如何应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事实上，就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包括一些大的农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底层人民的反抗是相联系的。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与农民的抗税相关；土地政策的调整，就与农民的土地维权相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政治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因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有效解决大众参与的问题。事实上，“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差异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悖论。从理论、法律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参与得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即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这种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甚至一些标榜客观公正的学者还指出：“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并具有一贯不变的观点。”应该说，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但如上所述，我要指出的是，底层政治所具有的这些极端主义倾向，它的意义在于扩大了精英政治选择的范围，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们利用，其自身产生的社会危害应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群体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与师友的对话和在各地的演讲，主题是有关中国底层社会和政治的。在这些对话和演讲中，我一直在关注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变迁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多年来，底层群体的冲突性事件是我的关注点和研究重心。对这些“事件”和“底层小人物”的凝视并非出于我的好奇，也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正是在这些充满悖论与矛盾的冲突性事件中，我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它们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虽然科塞提出的冲突能导致重新制度化、规则化可能过于乐观，但至少从冲突性事件中我们能够透视现有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那些出现在本文集中的小人物，他们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本应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只因偶然的因素与权力的纠葛而留下他们的身影。在当下，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而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维权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抗争，另一方面它开始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就农民而言，后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或村民自治问题，均是公共议题。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抗争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在我看来，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以求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这一观点被某些学者所质疑，但我仍然认为从底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当前工人和农民的集体行动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农民的集体行动同样也是政治性的，只是他们以一种与精英之为政治性方式不同的方式是政治性的。” 作为一位以政治学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认为，政治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学则是一门科学。对我而言，研究底层政治不仅仅是兴趣所在，也应有职业的要求，还应与政治信仰和政治关怀有关。事实上，无论身处何境，我均以“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为立身原则。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只有具有独立的批评精神，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才能真正洞察到政治的真谛。然而，我却无法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感到快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如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加藤节所说的那样：“应该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灰暗的特性中去寻找。说政治灰暗，是因为人作为人．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政治现象中却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人的这种意志强加扭曲并且把它引向人们自己也始料来及的方向。”更为严重的是，自己曾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一经历虽然使我有勇气将中国的底层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但童年所经受的苦难和亲人们现在还在困苦中挣扎，却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判断和研究。也许，这将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我要感谢与我进行过对话的师友们，他们中有些是世界级的大学问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还要感谢邀请我作演讲的学术机构和个人及所有听众，没有他们提供的讲台和互动，我也许不会意识到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2008年12月8日于京郊东书房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和釐清近年來被海內外眾多學術界、政策界、工商界、傳媒界、乃至外交界人士普遍關注的一組相互交織的問題—--是不是存在著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如果要改變中國的發展模式，哪一些過去被忽視乃至被壓抑的目標必須提升到優先的層次？ 本書不是純學術的討論，而是公共政策層次的探討和相關思路之理順。本書的目標讀者群，只需要大專院校本科畢業生的教育水準即可，不論他們是在中國內地的政策研究和宏觀規劃部門、政府管理部門裡工作的幹部，還是海內外華人世界高等院校和社會科學院所、工商企業、法律財務仲介機構、嚴肅媒體、主要NGO裡的專業人員和學生。

《连线力》，最关切我们未来的“思想@网络.中国”丛书之一，互联网中国传媒参考书。 中国网民在行动。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 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政府的失望， 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甚至对革命的呼唤。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 1994年，中国开通了全功能的网络连接。在近20年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个充满活力与矛盾的网络文化。它富有想象力，充满幽默，抨击社会不公。普通人通过网络进行交流、获取信息、参与维权与抗争，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与此同时，网络的管制也日益收紧。发生在大变革时代的网络行动, 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紧密相连。本书展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网民如何克服客观条件的限制，拓展表达和参与的空间，构建新时代的电子公民行动。连线的力量，依赖网络但根源于民众，凝聚了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和追求。

在巨人的背后，绵亘着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精神的地平线？“毛泽东现象”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识起源？ 　　古今中外纷繁驳杂的思想资源，开阔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理路。早期大力倡导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五四运动后则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激情主张“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他的思想探索显得蹒跚而又坚毅。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而晚年，他宏大的思想愈走愈狭，金字塔尖上威严屹立的只剩下一个无限但却孤独的自我，并以此虚构或取代了整个民族和国家，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迷途，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哲学思考的悲剧循环圈。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悲剧中，他导演了气壮山河的历史喜剧；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喜剧中，他却导演了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他留下的足迹都唤起后人长久的寻味与回忆。 　　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是近代中国动荡、冲突、矛盾之曲折前进和有序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民族精神结晶的典型意义。

日前，著名宪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最新力作《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一书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新书倾注作者十年心血，是作者长期思考的结晶，主题是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脉络。该书的出版将为读者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提供全新的思维视角。 作者张千帆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担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他还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曾任《南京大学法律评论》主编，主要研究中外宪政，并在相关领域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评论240多篇。 新书内容主要是作者在美国期间发表的文章结集，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于2000年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主编的英文版《中国哲学杂志》。新书重在探讨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人格尊严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道德与政治理论。新书阐发了儒家道德思想的内在精髓，批判了儒家政治传统的先天不足，论证了礼治与宪政在形式上的共通之处，梳理并评价了墨家与道家思想对尊严理念的独到贡献。作为新的话语体系核心，尊严理念不仅是建构中国宪政大厦的起点，也是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 作者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共同主线是人格尊严这一永恒理念。通过展开讨论儒家、墨家、道家不同学派的诸多差异，得出三个思想流派只是体现了一个共同道德原则的不同方面的结论，那就是人是作为目的的自身，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内含人格尊严的道德愿景只有通过适当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践。 新书的现实意义在于：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衡量每一个政治体制和社会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也是重构之后的中国古典哲学流派所共同接受的宪政原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写作，曾经得到张岱年先生生前的指点与肯定。 阅读此书，反思社会与自我：和古代人相比，我们活的有尊严吗？

本書首要探討中共黨政關係的問題，藉此了解中共「黨指揮一切」、「黨政協調」的本質，也深入討論其「黨政不分」的問題。中共中央領導小組兼具決策及執行雙重功能，成為中共干預政府事務，替代政府決策的制度化管道。對中央領導小組之結構及其功能的分析正是本研究之關鍵。現今中共決策過程中，各部會、黨組織架構，均非政策的決策者，僅是政策的執行者；層次更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儘管決定重要決策，但是其中涉及到細節部分的原則，亦非由其全權負責，因為中共黨的高層中有一個分工與管理制度，主要領導人都有其專門的責任領域，而此責任就通過中央工作領導小組來進行。 因此，中央領導小組制度的定位、發展過程、現狀、內部制度安排、人員的來源與組成等，成為書研究的一項重點。眾之所知，政治改革的關鍵是黨政關係的釐清，而中共黨政關係的變化將取決中央領導小組制度的發展，中共是否能夠找到此一制度的替代品，或改造這個制度是觀察重點，因此中央領導小組未來的發展，是另一項研究目標。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本書中所賦予的定位，也必須從一些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切入，才能獲致一個比較接近完整的看法。所以，再度從歷史演變的資料尋求領導小組如何在黨內被賦予的定位，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析手段，而這其中需從「政黨分開」的階段開始，探索更新重點。除此之外，如何在「協調」與「決策」的定位，能準確解讀出中央工作領導小組的角色扮演，應是本書的最精華的所在。

1977年至今的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表现为不同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博弈。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最近四十年，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决策以及社会启蒙的主要社会思潮。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想等。 这些社会思潮，既是不同历史背景下具体问题的产物，又是企图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药方，它们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或隐或显，大小各异。彼此之间，或激烈争辩，或部分重合。在书中，作者不仅呈现了这些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历程中的较量与博弈，也试图在不同思潮之间，寻求有助于推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基本底线和共识，从而为读者把握未来趋向提供一把钥匙。 1. 本书作者马立诚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论家，曾被《亚洲周刊》评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马立诚的《交锋》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等书曾获“国家图书文津奖”“深圳十大好书”等多个图书奖项； 2.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国正处于各种社会思潮博弈的高峰期，本书正是对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交锋”的生动再现，也是对未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 3. 本书是“当代思潮从书”的重点图书，该丛书已出版的《保守主义》市场反响非常好。

中国政府概要，ISBN：9787301057858，作者：杨凤春著

《群体性事件研究》讲述了：国内学界对社会矛盾，纠纷与冲突类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自乡村，继而到城镇以信访和群体性事件为主要表征的社会冲突日益频发，这一领域正吸引着日益增多的研究者的关注。 本“中国社会稳定研究书系”包括“中国社会稳定研究论丛”与“中国誉体性事件案例报告”两个系列：“研究论丛”既含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也有单独成篇的学术专著，以集中展示学界的相关研究。

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家波兰尼所著《大转型》是现代西方的一本经典著作，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预言了自由市场经济自身逻辑的深刻悲剧性，及其必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本书作者通过事例分析，介绍了《大转型》及波兰尼的主要观点：第一，自我调节的市场从未真正存在，其缺陷将给人类世界带来毁灭性灾难；第二，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与自然的“反向运动”，其具体表现为保护性立法和政府干预。作者并以中国现当代的发展状况印证波兰尼的观点，认为在1990年代短暂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 作者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讲座讲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国际学术刊物China Review主编。 关于“经典通识讲稿”：近年来，以甘阳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着力推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尤重“研读中外经典文本”，旨在重新树立认真读书、自由思考的风气，以抵抗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经典通识讲稿”秉此理念，特邀各学科著名学者，以深入讲解中外经典文本的方式，引领读者进入对思想文化中根本问题的思考。

本书号称是一本从全球视野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的普及性读物，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没有榜样”、“美国为什么不是发展的标杆”、“中国如何实现崛起的目标”。从对美国及西方的现实批判切入而否定美国，对中美发展走势做了深层剖析而指出中国特色的独特优势，旨在劝导国人擦亮眼，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的信心。作者的言辞激切彰显冷静思考，是一部标新立异的普及性读物。

Observ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since Mao Zedong’s death over thirty years ago.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ate, however, seems to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dept at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ranging from leadership succession and popular unrest to administrative reorganization,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hat political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have Chinese policymakers employed to manage the unsettling impact of the fastest sustained economic expansion in world history? As the authors of these essays demonstrat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llows for more diverse and flexible input than would be predicted from its formal structures. Many contemporary methods of governance have their roots in techniques of policy gen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ating to the revolution and early PRC—techniques that emphasize continual experimentation. China’s long revolution had given rise to this guerrilla-style decisionmaking as a way of dealing creatively with pervasive uncertainty. Thus, even in a post-revolutionary PRC, the invisible hand of Chairman Mao—tamed, tweaked, and transformed—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adaptive governance.

《孔飞力中国学研究》主要环绕孔飞力撰写的学术著作展开研究。基本思路是：从方法论上，遵循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分析孔飞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其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历史与逻辑、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力图在阐述孔飞力各个阶段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孔飞力的中国史观、中国史研究特色、方法，评价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其三，借鉴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由于孔飞力的历史研究借鉴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运用相关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去研究是必要的。

China's Security State describes the creatio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s well as their role in influenc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ics throughout the party's history. Xuezhi Guo investigates patterns of leadership politics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by providing new evidence and offering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major events throughou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This analysis promo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s mechanisms for control over both Party members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is study specifies some of the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that can help clarify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potential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s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1 The first book tha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pparatuses and services 2 Further promo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echanisms for control over both party members and the general population 3 Draws from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published in different periods, providing new evidence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to major event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本书从疾病的隐喻出发，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并纳入到国家管理序列、卫生的双重规训、合法性建构、再造国民、国家公共性扩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operations of secret police informers have come under the media spotlight, and it is now common knowledge that vast internal networks of sp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 Germany were direc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By contrast, very littl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has been available on the covert operation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s in Mao Zedong's China. However, as Michael Schoenhals reveals in this intriguing and sometimes sinister account, public security wa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foun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ag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all levels of society to provide intelligence and ferret ou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On the basis of hitherto classified archival records, the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a vast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apparatus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and recruitment of agents, their training, and their operational activities across a twenty year period from 1949 to 1967. These revelations add an entirely new dimension to modern China's troubled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Although the story may be safely set in the pas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urces to sustain an oppressive domestic order is nothing if not eerily relevant to students of the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