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s “Chinese” about China’s modern state? This book proposes that the state we see today has developed over the past two centuries largely as a response to internal challenges emerging from the late empire. Well before the Opium War, Chinese confronted such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s: How does the sco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ffect state power? How is the state to secure a share of society’s wealth?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the age, this agenda has been expressed in changing language. Yet, because the underlying pattern remains recognizabl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response to foreign aggression can be studied in longer perspective. The author offers three concrete studies to illustrate the constitutional agenda in action: how the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cholar-activist Wei Yuan confron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broaden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power; how the reformist proposals of the influential scholar Feng Guifen were received by mainstream bureaucrats during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and how fiscal problems of the late empire formed a backdrop to agricultural collectivization in the 1950s. In each case,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modern” constitutional solution as only the most recent answer to old Chinese questions. The book concludes by describ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agenda over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 period.

《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是如何建构自己历史的？ 中共建党、大革命、土地革命、长征、延安整风、七大、三年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一部党史诞生的过程。大到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如何评价和定性，小到一字一词如何使用的斟酌——一次次的讨论，整个过程都收录其中。另外还有主要参与者的日记，以及本书作者所作的旁注等。 这是一本绝对忠于原貌的、极具现场感的、第一手的珍贵记录材料，也是一本佐证文章和注释丰富的综合性著作。看完此书，编者不禁一叹：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往日所熟习的党史观点是这样讨论成形的，具体而微。相信读者诸君读完后亦会大有感慨。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是一项实证的而不是建立预设价值立场之上的研究，客观地分析和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和预测，同时对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建设举措提出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判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直转型即收缩与调适的过程之中，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了谨慎预测。 全书共分八章， 在前三章，沈大伟教授概述了西方学界对共产党政权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分析和看法，并叙述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两种预测。他本人则持一种中间立场，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处于一种收缩过程之中，同时又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调适性改革来逆转收缩过程，因而实际上处于一种转型过程之中。在后半部分，沈大伟教授概述和分析了国内学者对苏东国家以及其他一党制国家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指出中国学者对这些教训的分析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外界的认识和揣测。他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措施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最后，沈大伟教授概述了西方许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三种主要预测：崩溃、维持现状和民主化。沈大伟教授本人并不赞同这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将来将会走向一种"折中型国家"。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及中国大陆、台湾所藏档案史料，体察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以华盛顿会议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为案例，梳理、剖析当时外交活动的表象、特点及其本质。对晚清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制度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机构的兴衰、外交人才的培养，以及重要事件中中央政府、外交官僚、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全书力求摆脱以往民初外交史研究中重评价、轻实证的痼疾，还原以往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和时代特点，并追索民初外交与其前后时代外交的关系。

Mao Zedong envisioned a great struggle to "wreak havoc under the heaven" when he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66. But as radicalized Chinese youth rose up against Party officials, events quickly slipped from the government's grasp, and rebellion took on a life of its own. Turmoil became a reality in a way the Great Leader had not forese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recaptures these formative mo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enfranchised and disobedient rebels Mao unleashed and later betray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as a "revolution from above," and Mao had only a ten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d Guard students and workers who responded to his call. Yet it was these young rebels at the grassroots who adva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more radical possibilities, Yiching Wu argues, and who not only acted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transgressed Maoism by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broader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socialism. As China's state machinery broke down and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PRC were threatened, Mao resolved to suppress the crisis. Leaving out in the cold the very activists who had taken its transformative promise serious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voured its children and exhausted its political energy. The mass demobilizations of 1968-69, Wu shows, we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series of crisis-coping maneuvers to contain and neutralize dissent, producing immense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 decade later.

《中國革命簡史》，是唐德剛教授一九六○年代用英文寫就、以英文讀者為對象的通史著作，可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古蒼林、夏沛然兩位先 生，花費大量時間心血，將這部著作不失原貌地翻譯為中文，獻給中文讀者，也許可以為唐德剛作品集「民國通史」系列略作補充。 中國從晚 清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數十年，是歷史大轉型的關鍵時刻，一轉百轉，錯綜複雜。隨便描繪一事件或一歷史人物，都是千頭萬緒，令人無所適從。唐先生的 《中國革命簡史》，大筆一揮，把這數十年間的犖犖大事，勾畫得輪廓分明，脈絡清晰。全書言簡意賅，風格獨特，力圖超越黨派私見和學派偏見，是一個有深湛功 力的專業歷史學家特意為普通讀者所寫的通俗史書，值得一讀。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皇帝是“三无人员”？ 宗藩、后妃和宦官的命运由皇帝的喜怒哀乐一夕决定？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衍生出怎样的朝堂政治？ 中央政务和地方变迁有哪些纠葛？ 科举考试原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古代官员如何被任免，又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古代中国的军事外交跟今天大不相同？ 明清是传统政治最为成熟的时代。本书着眼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表与里，勾勒演变轨迹，梳理出饶有趣味的非学术体简史。全书分十二个专题娓娓道来，既厘清了古代中国的制度架构，又找到了解读政治的另一把钥匙——人情。

该书详细介绍1911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一如作者在增订版序中所说，“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全书全本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立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政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部力作。作者用通行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叙述和讨论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包括基本构架、政治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其变革、政治社会化方式、利益表达和录用程序、政府运作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对自70年代末以来现代化运动的政治含义及其影响，《中国政治》概括了国际学者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新近研究成果。

严耕望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之研究，著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多部专著及论文，惟未及著就一部完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实乃学术界之憾事。 今严耕望先生的多位学生据收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之严先生的授课讲义，整理成这部《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可不谓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本书原稿虽为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授课撰写的讲义，然已足见先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与研究，亦是严先生唯一一部从上古至清代，完整论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专著。

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道家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然而，道家在政治舞台的活跃却鲜为人知。汉代初期，面对衰退的经济和混乱的政局，文景二帝运用道家黄老之术治国，顺应客观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促使汉帝国迅速崛起。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卷入了政治风暴。准确把握了众人心态的刘恒，顺应利益分配的规律，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多方势力之间。 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刘恒下令放宽商人的限制，减少商业发展的束缚。汉初的经济由此走向了繁荣，关中地区更是富甲天下。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一个外乡人得罪了刘恒，张释之奉命审案，却只判罚款四两金。刘恒得知勃然大怒，张释之却镇定自若，以顺应法律要求为由辩得刘恒怒气全消。 道家思想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一举开创了儒家主宰中华两千年都难以企及的开明盛世。

如果不详细阐述1950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则无法全面地了解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政治纠葛。戈尔斯坦在本书中对1951年后的西藏历史进行探讨，让我们重新思考这段历史，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该段历史的解读。本书的研究材料包括一些新近公开的史料，以及对包括达赖喇嘛和一些中国官员在内的历史亲历者的深入访谈。戈尔斯坦以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紧张、美国冷战政策等一系列事件为背景，来解读宿命性的中藏政治纠葛，其对关键人物的刻画往往出其不意，却又令人回味无穷。

《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王赓武先生195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是西文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唐宋变革期的五代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集中讨论了五代时期迈向统一的各种方式方法，主要从军事斗争和社会管治两方面来展开论述。虽然在此书之前，学界对晚唐五代的研究也有一些，但其内容基本不超出对政治形势的粗略描述和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鞭笞。因此深入到对晚唐五代政治史的研究，王赓武先生的研究还是第一部，因此具有首创之功。

本書是“文革”時期上海市委寫作班負責人朱永嘉的口述回憶。1972年發生“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朱永嘉爲他組織標點和注釋了八十六篇古文，然後印成大字本送給他閱讀。毛澤東精通中國傳統文化，但又堅持古爲今用，以史為鑒，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那麽在“文革”後期，他爲什麽要重讀這些古文呢？作者透露了其中的內幕。讓我們能夠從中了解晚年毛澤東的思想脈絡。本書是當事人的所見所聞所思，因此極具史料價值。

Chinese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are places of intense governing and an arena of ac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Government Next Door, Luigi Tomba investigates how the goals of a government consolidated in a distant authority materialize in citizens' everyday lives. Chinese neighborhoods reveal much about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overning practices in the country. Government action is driven by the need to preserv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but such priorities must adapt to the progressive privatiz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an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set of societal forces. Tomba’s vivid ethnographic accounts of neighborhood life and politics in Beijing, Shenyang, and Chengdu depict how such local "translation" of government priorities takes place. Tomba reveals how different clusters of residential space are governed more or less intensely depending on the residents’ social status; how disgruntled communities with high unemployment are still managed with the pastoral strategies typical of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while high-income neighbors are allowed greater autonomy in exchange for a greater concern for social order. Conflicts are contained by the gated structures of the neighborhoods to prevent systemic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and middle-class lifestyles have become exemplars of a new, responsible form of citizenship. At times of conflict and in daily interactions, the penetration of the state discourse about social stability becomes clear.

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是近期的热议话题，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体制奇迹”，国际和国内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全盘肯定辩护，也有一概否定唱衰。 作者自觉摈弃过于政治化和情绪化的立场争辩，以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指标“城市的发展”做了相当实证的经验研究和理论辨析。由此我们会对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不致被一些表面的事实或数据所蛊惑，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生机与危机做出自己的判断。作者以上海为“田野”，对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城市“自我改造”、“城市更新”以及居民大动迁的历程展开了一系列的长期调研，从而对城市开发体制的运行机制、城市开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发资本如何进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自己的角色等等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1、邓小平资深翻译，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模式”最坚定的 支持者和理论研究者 2、亲历百国现实，从全球视野中比较“中国经验”，对“中国模式”做出最强有力的理论总结 —————————— “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了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张维为教授通过自己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以国际关系学者的深厚学术背景，以其独特观察和理性分析，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本书提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文明型国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中国震撼》是“中国模式”论的最坚实有力的理论著作，其归纳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是“中国模式”论精辟的理论总结，它将丰富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同时，也让国人以及世人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崛起的事实，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内涵。 —————————— —————————— ◆ 学者推荐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是迷信书本，还是尊重实践？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张维为亲身观察过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中，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我们是削足适履、屈从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实事求是，总结中国文明复兴的经验？这是张维为的观察给中外读者带来的思考。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为教授把自己走访过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事实拿来和中国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客观的。张教授既是在欧洲从事研究的学者，又有中国的生活背景，正视中国实情，他的视角可能是国内和西方学者都不具备的。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张维为教授以自己亲历一百多个国家的经历，结合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提出了“文明型国家”概念，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现实，已经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罗伯特•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国30年》 《中国震撼》之所以值得人们认真阅读，在于它引导人们去思考，每一个文明国家、人类每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不仅走向现代的路径不会相同，而且，现代性应有的内涵，也不可能相同。文明是历史的产物，人也是历史的产物。现代性也好，现代化路径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是文明国家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都必须是文明国家最大多数人民自己的历史性的选择。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媒体推荐 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于2009年10月1日中国60周年国庆之际，刊登了张维为教授的文章：“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并加了题注：“西方应该研究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

《强国的开端》收录了储安平先生佚文七十篇，三十余万字。本书所有文章均系第一次整理出版，包括2万字的《北行散记》、4万字的《柏林奥运采访录》、2万字的《中国行政院与英国内阁比较研究》，是继1998年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之后，最重要的储安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