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目的，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 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捩点之故，以求与远东 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 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其内政上之基因，在于前 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推究其所 以然，可得三大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 求自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 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势力之崛 起，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为地方分权， 以 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 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 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 日趋分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 遂终食其果，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 甲午战争历时年余，其间政局 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 地，大为失势，其三十年来在中国 其二，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在 同�一系，尤为之重心，上结德宗，外联湘军，一方面猛烈 打击李鸿章之主和，与淮军之战败；另方面则力攻其十年 来之政敌孙毓汶等，皆获相当成功，但其主战政策，则为太 后所抑，亦由其惟事高论，无术挽败局也。其三，则经此一 战，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 烈，“帝党”、“后党”之对立，乃逐渐表面化。其四，则经此 一战，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于是北洋新军，遂于战争末 期，创建于小站。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 性。李鸿章既去，北洋军权渐归荣禄，而袁世凯接统新军， 大加整顿，亦渐露头角。中枢则翁同�主政，而清流势力 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又趋分化，上与宫廷矛盾相结，于 是帝后党争益烈，遂终爆发戊戌之变，大局从此益不可问。 而革命势力，则始于甲午，乙未间萌芽海外，随时势之推 移，逐渐孳长，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

编辑推荐： 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 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决定了中国此后的走向 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面目究竟为何？ 更重要的是，这个危机启示了什么？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他重新讲述 100年前的历史。 ——《独立阅读》 内容简介： 《清亡启示录》讲述了一个王朝为何会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清亡启示录》探究的问题。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启示录》重点叙述分析了清朝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从1894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1901年开始新政到之后的君主立宪预备，清廷挣扎着改革，以试图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然后最后清廷的几个失误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最终使得大清走进历史。

载沣是清王朝从衰败到最终覆灭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亲历者。载沣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作为清王朝王室成员、醇亲王、军机大臣及炙手可热的摄政王时期的重大政事及其他社会史实，私人事件也有用心记载。由此可知，醇亲王载沣日记无疑是研究清末历史、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该项目已列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此一珍贵日记由群众出版社独家收藏，完整无遗，从来不曾正式出版。群众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系中央级出版社，曾出版过《我的前半生》等享誉中外的文学、历史著作，拥有较强的文史编辑、编审队伍。近年来，群众出版社聘请相关研究专家，认真研究、整理载沣日记，并加以校订、注释，将其作为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拟以《醇亲王载沣日记》为名结集出版。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4: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讲述晚清大变局中的政治女强人慈禧。乾隆治世过去，接下来，就是政治上致虚守寂的“嘉道守成”时期。嘉庆帝进行过一次“成与维新”的改良尝试，结果却是虎头蛇尾。道光朝承乾嘉两朝流末，政治上陈陈相因，淆乱粗糙之象却已层层暴露。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怯懦短视的道光帝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它使得外国殖民资本势力开始渗入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咸丰帝上来之后，虽然摆出了一种攘臂奋争的姿势，却已无力阻止倾荡颠危局势的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丰再战英法联军，结果却不得不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落第秀才洪秀全在南方的趁虚而起，竟然把太平天国的这把野火烧进了南京城。正是在残阳如血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有一位叫叶赫那拉氏的满族女子。却在繁文缛节的迷雾深宫中静静地成长起来。实际上，叶赫那拉氏一生的好运气，应该是从为咸丰帝生了独生子小载淳伊始的。这为叶赫那拉氏此后在政治上的崛起，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不惧艰难，立意透过晚情政局人事，探询一个王朝下坠的轨迹。作者深谙良史之道，号脉精准，举重若轻，每每于历史的转弯处，见出兴亡盛衰之道。晚清七十年，变局耶？迷局耶？是为无可挽回的厄运，抑或新的机遇的缘起？帝国往事正如过眼烟云，飘飘乎乎，纷纷扬扬。识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这是一部紧紧围绕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讲述晚清政局的历史读物。作者笔下的北京胜迹，皇宫御苑、王府宅邸、街头巷尾，都曾经是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活动的舞台。作者用极富感染力的细节叙述，再现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与李鸿章等亲王重臣、康梁等维新人士在历史关头的艰难抉择和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不止是消闲破闷的京华掌故，更浸透着史学行家的功夫，发旧思而生新意。 全书约配两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书名“天公不语对枯棋”，典出沧趣老人陈宝琛的诗作“感春四首”，是诗人对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事危机的浓缩概括，作者移作本书书名，因为书中描写的诸多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2006年初版，深受读者欢迎。此次改版新刊，作者对部分内容、图片做了调整、修订，面貌一新。 〔专家学者推荐〕 研究晚清的北京政局人物，同一主题的著作众多。姜鸣以南方才子的独特角度来写这一内容，通过老北京丰富的人与事物细节，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别有新意，读来引人入胜。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很海派，也很京味，很专业、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华掌故，史学行家写的散文作品。发旧思而生新意。 ——茅海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流连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书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相当复杂，也相当有趣，作者有很会讲故事，各种依稀风闻或闻所未闻的掌故由他娓娓道来，读起来很舒服。不过，这部书的好处不止是消闲破闷，有些篇什作者是花了很大工夫写就的，文章也做得很有锋芒。 ——小宝 书评专栏作家 姜鸣是个有历史眼光的敏感游客，我所喜欢的，是他那种糅合了游记与历史探究的写作方式。有了历史沉淀下来的分量，最不显眼的地方顿时也显现出非凡的意义。 ——梁文道 香港作家 传媒人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晚清中国，中西交冲，新旧消长。中国的大门缓缓打开，引进了摄影术、西医、火车、铁甲舰，开始有了驻外使馆、海外留学和学成后的海归，有了近代外交和官员出访，中国政治格局的动荡变化也由此展开……在时势的逼迫下，李鸿章等得风气之先的人士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成为自觉身当其冲者，数十年强毅力行，行走在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蹒跚路程上。 作者秉持“以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以论文的严谨写散文”，从被过滤掉的历史细节入手，讲述了慈禧、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严复、吕耀斗、胡传、唐国安等同光朝的政要、社会精英真实而传奇的故事。笔墨穿越于今昔之间，生动有趣。 本书尽可能多地使用新近公布的档案、书信、日记、诗歌，乃至旧影像和国内外报刊，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研究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与洋务派大老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清流”的后台老板李鸿藻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发掘出大量沉睡的历史秘辛，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丰富了今人对晚清政局和人物的认识。 《秋风宝剑孤臣泪》是作者继《天公不语对枯棋》之后，第二部以晚清为题材的历史散文集。书名取自李鸿章——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临终的诗句。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谐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西安。本书口述者吴永，时为怀为知县，因迎驾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随扈西行，得以见闻朝延内外许多事件，深知“西狩”内情。 本书分五部分，首卷记述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陷北京、两宫西逃，以及怀来迎驾，随扈太原，以及由西安回京等经过，其间对一些政变要闻、宫延内幕、权臣间钩心斗争记录甚详。甓园居士刘治襄根据吴永口述记录整理成书，后曾被译成英、德、日诸园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帝国的回忆》是《纽约时报》晚清时期对华报道的选编，起迄年代为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生活、革命及华侨等方面。

叶凯蒂以深入而独到的论述，对视觉文本的精彩解读，和大量文字材料的细密梳理，探寻了上海妓女、文人及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细描了中国近代娱乐业的兴起以及它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切说明，是人与环境的无心组合而非长官意志或行动，创造出了中国第一个多文化的现代都市。

图书目录 第一部分 袁世凯 [日]佐藤铁治郎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一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务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第一节 远因 第二节 近因 第二章 作用 第一节 练兵 第二节 剿办拳匪 第三节 警察制度之设施 第四节 兴学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第七节 主倡立宪 第八节 外交手腕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一第二章 结论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第二部分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第一章 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第二章 对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补充与纠正 第一节 袁世凯汉城密札考释 第二节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第三节 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 第四节 袁世凯与李鸿藻 第五节 小站练兵的风波 第六节 荣禄与袁世凯 第七节 翁同稣忽略了袁世凯的维新蓝图 第八节 袁世凯与戊戌维新之关系 第九节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第十节 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 第十一节 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机构对袁世凯的操纵 第十二节 天津戏馆引起的轩然大波第三章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后记

郭嵩焘是清末第一任驻英法公使，也是那个时代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识见远远超过同时代人，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却因此不为主流所容，遍遭哗笑诟骂。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后世证实郭嵩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 本书尝试将郭嵩焘生活（起居、旅行、应酬）、思想（对时务与洋务的认识）与感情（在朝在野的喜怒哀乐）的“三度空间”，建筑于道咸同光的时代与环境之中。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复由人物印证时代。 这本书写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生长的时代。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当今中国正在继续发轫于近代的借鉴西方走向富强之路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华民族悲壮的近代磨难的主要原因便在于对西方文化的跨文化误读，进而反思近代中国的悲壮历程对当前中国或许尤为紧要。很多中华学人矢志于辨析近代悲剧，不断阐发各自的宏论新见，以期尽可能认知近代悲剧的历史语境，而成为当前中国之鉴。袁伟时先生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便是辨剖近代悲剧的近著中极蕴新见的佳构。 作者在书中主要剖析了鸦片战争后五十年间(一八四○——一八九○)中华文化的能动表现者面对突然不期而至的西方文化的思考与迷失，从多方面揭示从经世致用思潮到洋务思潮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的殚精思考。作者高度评价魏源、郭嵩焘、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充分肯定他们的思想，称他们为“早期民主思想家”。 这些有识之士虽不曾执掌大权，甚至不曾入仕，但他们位卑不忘国忧，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广泛学习，认真观察，竭智思考，著书立言，为中国抵御侵略走向富强而呕心擘画，形成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并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走向富国强民的现代社会。 这些有识之士尽管囿于当时的有限认知，没能象作者那样明确指出“华夷之辨是传统文化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重负”，“是中华民族步履蹒跚的直接原因，也是这个古老民族仍在沉睡的重要标志”，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人不是夷狄。进而他们认识到西方“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汽轮车船夺天工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以为敌”(郭嵩焘)，西方“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王韬)，而中国则已落后于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 至若向西方学习什么，这些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若要富强，首先应学习西方建立私有经济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制度，“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夫将欲使中国火轮船与洋人争胜，徒恃官置之一二船无当也。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益”。(郭嵩焘)。 那么，这些有识之士的对西方文化的合理认知以及据此对中国发展取向的合理选择为何不能为当权者所认同接受采纳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富强的跨文化误读，他们误读了西方社会富强的起始条件，以为在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是可以建立起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而实际上西方建立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起始条件完全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基于小农经济的专制社会制度和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 专制制度与富强有重大的不相容性。专制制度下只能实现有限的富强，而专制制度下的富强往往潜生民族和文化毁灭性因素。社会富强最终需要打倒专制。当时有识之士没有认识到西方思想家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因而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建议根本不可能为当时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当权者所接受采纳，或者说他们的建议不可能使当时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真正走向西方式的富强的现代化社会。 作者在书中还理性地分析了当时对西方民主和策略的合理性，指纠了一些人对郭嵩焘、徐继畬甚至李鸿章的投降、卖国的不实斥骂，同时对赫德、林乐知、傅兰雅等西方在华人士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建议作了冷面周细的分析，直斥一些人对西方人建议的纯情绪化反应，并坦陈了作者对太平天国、学习西方三阶段说、曾国藩、群众性等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这些闳见同样惠人新识，启人深思。

1871年，饱受西方列强船坚利炮欺凌的清政府，作出了一个堪称“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决定：派遣幼童留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幼童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的学生。 归国后，他们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键人物。他们中，有人成为中国电报业、矿业的开山鼻祖。出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有人成为了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民国第一位总理…… 留美幼童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在美国，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更深层次制度文化的影响。他们之于中国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在于他们学得的技术，更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文化。

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610号 令狐瓜子新书《叫床》自序 作者：谭伯牛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幾不致太招人厌。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残局天下。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作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

创始于1842 年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其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画报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1857 至1901 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它们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料；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 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它们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也是其他中西文历史资料所不能企及的。

本书从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与国外的交通谈起，简述闳放昂扬之盛世，如何被历史的大势推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而用十九章，六十万言的篇幅，细述偌大一个中国如何在内外交迫的情势下，经历了百余年的震荡、动乱及嬗变。作者悉心描摹了其间中外力量之角力、中央和地方权力之消长，及权势人物和社会精英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种种图存之努力，为读者提供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完整图景。 本书选取的历史事件和叙述结构，看似与市面上通行的近现代史教科书出入不大，但作者没有意识形态偏见，旁征博引，极严谨而客观。作者一切以材料说话，不轻易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少数流露个人喜好之处，寥寥数语，又极传神。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 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中下层官员与民众对变法的建策；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皇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旧说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新说的展开、论证与建立，作者集五年半的全部精力于此。

《战天京》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名人的故事。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