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中外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论述了从先秦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状况与主要特征，是英文世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全书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关注每个时代官方与私家史书的编撰；重视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的探讨。既给读者提供了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知识，又给读者呈现出中外学术界当下的研究信息。兼有中英文史学史著作之长。该书英文版由著名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题写中文书名，进入美国2006年最有价值人文图书排行榜。

《中国史学史》初成于1953年，该书共计10多万字，分20章对中国史学的演变作了概述，叙述了上古至清代各史书修纂的经过，列举其著者、卷秩，明示其体例方法，而间或加以考证。内容也不出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范围，在介绍史书情况时偏重于就史料的考证分析，对于史学方法的评论则有专章细论，几乎是各个大学《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等课程都会开列的参考书目。

《中国史学史讲义稿》重视社会存在和史学变化的相关度，尤其注重从经学史角度切入，探讨意识形态对史学编撰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在人们轻轻掠过甚至想当然的地方，平地一声惊雷，揭出更为复杂、更贴近历史实相的因果逻辑，为学界奉献出有思想史底蕴的史学史研究。 朱维铮先生生前虽然未能完成《中国史学史》著作，但他留下的上课讲义，吉光片羽，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史学史研究特点：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从经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中国史学史，着重揭示意识形态对史学编撰形式和历史观念的影响。

《历史观念大学读本》分为上、下两编，涵盖古今中西主要的历史思想和历史理论。上编为“中国历史观念”，共争章，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主要的历史观念，从先秦神意历史观一直讲到严复、章太炎的历史进化论；下编“西方历史观念”，有12章，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了解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历史观念，领悟这些观念所凝结的历史智慧，对于人们的历史性成长和社会文化的提升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为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教授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所作。巴勒克拉夫教授在书中分析了二十世纪五○年代以来，欧、美、亚、非以及拉丁美洲各国历史研究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介绍和评价了各种新史学流派、新研究领域、新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新的研究组织。全书视野开阔、分析精辟，资料详实，为历史研究者把握各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引。

本书探讨了西汉至初唐之间史学发展的线索与特点。作者指出在此期间，经史分离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汉末皇权的衰落导致了私人修史的盛行；隋唐皇权对修史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官修正史传统的形成。本书自出版十年以来，广泛受到学界的好评。本次修订，作者将增加大量注释，对原来的错误、不足进行订正，并补充若干新的章节。

《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各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问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中国史学史》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加入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为21世纪的大学历史教育提供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国的本义。 本书是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册，主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分期进行了探讨，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时期史学的修订及主要史书的内容，对于概略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纲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中世纪史学史》在苏联国内和国外都受到重视。这不只是因为它能代表一家之言，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述内容从奥古斯丁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十九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这部分内容，则另有莫斯科大学古特诺娃的续纂本。书中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才有详细的论述，以前的部分没作为《中世纪史学史》的重点。

在中文世界，誰是當今首屈一指的史學名家？海峽兩岸共同浮現的人名，很可能又是「陳寅恪」這個人名。但陳氏去世很久，還活著的史家中有誰可以戴上中文世界一代名史家的冠冕呢？不同的從業人員可能各有心目中的人選。無論如何經票選出的前十名，再怎麼說都無法與西方史學先進國的一代大師相提並論。使用中文的史學後進國經八十年的「新史學運動」，依然無法迎頭趕上她當年的西方史學師尊。中國這個現代西方史學的徒弟，耗費了三至四代的努力，一提起代表中國的史學大師，眾口交譽的陳寅恪又是何許人呢？陳老先生生前遭胡適譏諷他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及格的。胡適所言倘若公允，則近百年的中國史學大師其特色竟是文字表達不及格的一個人。這樣的史學大師在西方看來會是個胡鬧的笑話，可是在中、台兩地則是個神話。陳寅恪已經是被神格化甚久的一位史家。 同樣問題問西方世界，則少說有三、四十人之多是他們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造詣比起這些洋同行不僅相形遜色，而且他那一筆文字表達也太令人不敢恭維的了。有一天，陳建守在跟我談翻譯西方史學大師訪問文稿的計劃時，我總覺此事難的是如何從三、四十位名家中精挑出十位、然後再編輯一本書。在這裡，你會有抉擇的痛苦時光。建守在考上研究所後因病休學，只能窩在鄉下養病。可他又不想沒事做，他就去做擬出西方史學大師十人名單的事。接著他不憚其煩地去與他心儀的大師通信，一年下來竟然成績斐然。這十位大師不僅告以刊登何篇訪問或側寫為其最愛，抑且倘若無有滿意者，則親力為之，這在全書有一篇。這是本編輯的一大賣點。此外，這些大師還儘可能授以翻譯的版權。建守病癒返校乃著手邀集好手翻譯這些西文文章。大約一年左右，這些譯稿先後交抵建守手中。再經過一番整編以及其他手續，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總算大功告成，只剩付梓一途。這書在印製之前，建守囑我寫篇「導讀」以資紀念。我想此事既由我起頭，如今又收功在即，講些對讀者有所助益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多此一舉。 上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展開兩波新史學運動，第一波發生於六○、七○年代，此即我們熟知的社會史課題正當性的確立。這波運動約有二十年榮景。就在社會史研究取向的一片榮景聲中，另一波改革議程悄然啟動，時為七○年代，也就是今天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每個時代都有代表其特色的學風，每種學風下的傑出之士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二戰後的西方史界，其學術氣候之變就在於從社會史轉變成新文化史。 編者所選的十位明星大師，美國史家計有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多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林．亨特（Lynn Hunt）等五位，法國史家計有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以及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等三人，英國和意大利則各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和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分別代表。這些人的聲名對台灣史研所研究生而言早已如雷灌耳，他們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之間。這次十位大師在同一舞台一起現身和亮相，等如讓台灣史學初習者近距離親炙大師一般。 十位中有五位的家世背景欠佳，像戴維斯女士和金茲伯格先生都是猶太人，柏克先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有波蘭和立陶宛的血統，亨特女士為德裔第三代，懷特先生的父親是工人。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上述五位史家並未構成上進的障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他們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平添異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其他五位中，達頓先生應該來自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其餘四位家世不明，但很可能出身文化菁英家庭。庶民文化對這五位而言是異文化，卻不僅不排拒，還設法思所認識，更是彌足珍貴。 這一波新史學運動其學術靈感得自法國年鑑史學所標榜的「心態」（mentality）的研究課題。七位非法國史家中有五位與法國史學有著程度不一的關聯，由深至淺而言，達頓長期與年鑑史學團體有合作計劃，亨特到過法國留學，柏克則私淑布勞岱的「全體史」研究境界，戴維斯則長年在法國蹲點作研究，以及拉卡頗因研究法國文學文本而與法國學界有所關涉。這些例子正是英美史界與法國年鑑史學互動的絕佳例證，年鑑史學作為西方當代史學重鎮正可從此一側面窺知一、二。 新文化史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不失歷史相對主義的軌轍，但這十位之中，唯獨金茲伯格一人非常反對歷史相對主義的提法，仍然對真相的提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在論證過程依傍證據一步一步推求事理，離真相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十位史家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堅持程度上高低有別。倘若系譜的右端代表的是歷史相對主義較低的界域，則此界域的掌旗官非金茲伯格莫屬，然後依靠近他的順序會是達頓、夏提葉、侯胥、柯班，以及亨特等五人；系譜的左端其中流砥柱則會是懷特，至於柏克、戴維斯，以及拉卡頗等三位，則依序靠近懷特。系譜右端的史家集中興趣在身體感知系統和內在精神狀態；系譜左端的史家則比較偏好看待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也就是說，一邊關心的是人類體驗的經驗，另一邊則關懷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舊日史家措意的所在。 體驗也好，認知方式也罷，菁英能，庶民何嘗不能？這次新文化史家刻意經營的卻是庶民文化。柯班之於法國食人村的村民，柏克之於歐洲近代大眾，戴維斯之於里昂下層社會的一眾男女殺人凶手，亨特之於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追隨者，侯胥之於巴黎日常生活場景的庶民，達頓和夏提葉之於平民大眾的閱讀行為，拉卡頗之於劫後餘生者以及關心受害的平民大眾，金茲伯格之於十六、十七世紀與教廷格格不入的農業文化傳遞者，這些都是我們賴以辨認這些史家的招牌商標。這之中有一位倒是例外，那就是懷特。他對於史家書寫歷史、表達歷史的方式一往情深，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的親緣性這一點，劃破了歷史與文學是在求真和虛構的邊界。 講到文學，這些史家都文采曄曄，很長於寫作，而且其中不乏多產者。像柯班於1973年博士到手後的十餘年時光就出版十本專書，柏克也有十本專著，他可以右手著史，左手寫學術社群的書寫文化。金茲伯格不論在《夜間的戰鬥》，還是在《乳酪與蟲子》中，整體書寫如行雲流水，活脫是說部。達頓先當過新聞記者，寫起歷史來頗有報導文學的架勢。戴維斯的成名作：《馬丁蓋赫返鄉記》，就是一本故事性十足的史書，還被好萊塢據以改編拍成電影。她的《檔案中的虛構》透過一則則司法案件串連而成，展現的正是非凡的講故事功力。這是一本高難度操作的史書，難得的是饒富閱讀趣味。柏克的文字明白曉暢，講起事理來開門見山，不事蕪雜，無怪乎他的中譯本有十一本之多，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全集了。其餘史家其文風各具特色，就無庸贅述。要之，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除了故事張力十足之外，文字工夫更是深有講究。這一點是中文世界的史家所無法與彼輩比肩的地方。還不值得我們同行痛下決心、徐圖改進嗎？觀他人、想自己，能不聳然以懼嗎？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相較於其他新成立的社會科學，顯得弱不禁風，為了取得學科認證的正當性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以迄於今尚能屹立不撓，歷代史家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在此，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家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對話方面，理論的講求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能否交流，很大程度上端在理論取向是否被史家懸為冶史的圭臬。歷史家對於理論的講求不是在為既有特定理論背書，而是理論性的自覺，俾便加強作品的深度。學科分立有分立的好處，但有許多重大問題是處在既有學科的三不管地帶，除非史家不想作重大問題，否則學科分立只會徒然造成畫地自限的反效果。柏克在處理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模塑上，如果不借助媒體研究，該書的可觀性勢必大打折扣。同樣，戴維斯在鑽研赦罪書文本時，沒文學批評關於敘事的素養，我不信她會想到說故事的文化。還有，亨特不去修習心理學的話，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現象恐怕也不易發現吧？這些例證都告訴我們史家不能以學科界限為滿足，要進行跨學科的探究，才能發現前賢未及之處。堅守學科本位的姿態往往是掩飾自己不思進取的藉口罷了。跨學科的思維不見得是治史學的絕佳利器，但堅持學科本位有讓中文歷史學更加茁壯嗎？ 這些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創意十足，而且不使招式用老。柏克處理過的課題計有，文藝復興的文化菁英、西方近代大眾文化、領袖的公共形象營造、西方知識霸權的崛起，以及不同媒介設施的知識傳播等。戴維斯處理過冒名頂替的司法審判、說故事文化的變遷，以及女性的主體意識等課題。柯班處理過地方史、物化女性、嗅覺感官文化的塑造、視覺感官下海岸的發現、聽覺與政治的關係，恐怖心理的投射等課題。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的一種新治史經驗。 將文化界定基於複雜思維，固然舉出林林總總的文化面向，但也因此不免流於瑣碎之譏。這些名家中不乏有人對瑣碎治史引此為誡。如果西方史家發掘出各式各樣的文化之餘，良莠不齊的結果，那些莠草般的作品就教人不敢恭維的話，那麼，國內一向崇尚瑣碎為治史不二法門，豈非一開始就走向莠草化的史學之途?？的確！ 國內史界長期欠缺閎觀、鉅視的心眼，做的歷史往往見樹不見林，卻以此自視高人一等，用以譏嘲一般非其同行不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被研究時代人物的用語。他們以堅持用古代用語為得計，而不知歷史書寫的讀者群是現代人，既然如此，就有義務要將古代用語譯成今語。像唐代的「犯?」罪，就一定堅持不用貪污罪。彷彿借用今語的貪污罪會減損其唐史專家似的。像這樣的唐代法制史研究，寫再瑣碎不堪的小文章也不足以解決任何歷史重大問題。一位史家如果不能使用現代語言來說明、或詮釋古代歷史現象，他還算活在現代的人嗎？唐史研究不是作給唐人看的，而是要作給現代人讀的。如果這種標榜唯瑣碎是尚的學風不消除的話，莫說同是治唐史的人只因不研究法制史以致看不懂專家之文，遑論一般讀者了。無怪乎這種唐代法制史專家一輩子寫不出一本專書了。用瑣碎思維想問題，只能將歷史枝節化，窮其一輩子只能見樹卻不見林！我們社會一點都不需要這種史家，偏偏這種史家拿了一堆國家冠冕，諸如傑出學者、院士，以及講座教授等等不一而足。台灣的學術桂冠也未免太過於廉價了！ 上一世紀二０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在以西方新史學為師，卻學得四不像，處理的問題過於瑣碎化是其病癥之一；病癥之二即是不知運用現代語言作為溝通古今的媒介；病癥之三不知使用敘述史學的方式來重建歷史，導致史學為廣大社會所揚棄。這三蔽是我平日觀察心得，並非這十位史家深曉中文史書之蔽。抑有進者，三蔽中，除了第一蔽是西方名史家引以為誡的一點之外，其他兩蔽在西方是不會有的事，理由是史家是為今人著書立說，焉有自絕於讀者之理？這十位史家萬萬不會想到今天中文主流史家會自絕於讀者至此境地。這本書有引介未來西方史學萬神殿中十位神祇之功，大有照見中文世界史學三弊的勸世良方之況味，值得下一輪的史學工作者嚴肅看待臺灣出版本書的不尋常意義。 八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運動，並未使中文史著躋身世界名作之林。一些受封、或自封的史學大師其實仍是井底之蛙，他們拒絕成長，對於有益他們成長的外部刺激向來是嗤之以鼻。史學的年輕世代如果要以當井底之蛙為己足，那就不必理會本書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吧。在攀越西方史學的高?絕壁之餘，在回視中文世界史學的落伍和保守，就像參訪一座城市由高級住宅區迅速變成貧民窟的滑落感。 本書精挑細選十位當代西方史學名家的介紹文稿，他們分別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多明尼克．拉卡頓（Dominick LaCapra）、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林．亨特（Lynn Hunt）等人。透過編輯的訪問或側寫，讀者可進而獲窺當代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並藉此與西方史壇順利接軌。抑有進者，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於是讓這十位大師在同一舞臺現身亮相，如同近距離領略大師風采一般，讀者可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书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学的演进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反思了日本史学依据何种思想、具有何种问题意识、利用何种方法推进其研究、历史学的趋势与未来等问题。作者并不志在深入描述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史的细微内容，而是希望厘清历史学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为两篇，上篇“近代历史学的形成”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史学谈起，讨论了启蒙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超国家主义历史观等史学观念与流派的影响；下篇“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对二战后至当代的日本历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许冠三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移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全心投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讨，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法”的治史新途径，在史学界独树一帜。长达四十四万言的《新史学九十年》，则是其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详析“新史学”名家的成败得失，运思深微，立论公允，为近年同类论著所少见。 许冠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精湛的批评。所谓的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协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进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本书系统论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的史学发展历程。古典部分, 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并对其作出历史评价；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现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环境中考察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史学思潮和流派等，揭示西方理论的演进和变革，从而阐明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概貌。 本书是教育部规划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供高等院校历史学专业与相关系科教学使用，也可供历史爱好者和史学研究者参考。

顾颉刚，总括而言，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具体而言，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颇的影响的“古史辨”的运动的主将。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本书的特殊意义。我们从中既可看到这位博涉子多个史学领导、亲历子多项史学活动、交接了多位史学名家、编辑了多种史学论著的奠基人对学科和同行的观察与评论；也可看到这位主将以特别的篇幅对他领导的史学运动所作的阐述与估价。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作反思与总结的时候，“古史辨”的影响——包括其正与负面——是不能忽视的，而本书的有关部分，正是出自当事人一份直接亲切的概要。 本书近百年的断代，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

《人文前沿丛书·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是由两位长期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的专家通力合作而成，对近期影响颇大的后现代主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了深入浅出、全面周到的解释和评述。《人文前沿丛书·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丰要内容和特点作了详尽而又通俗易懂的全面介绍；第二部分结合20世纪的西方史学，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第三部分探讨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问题，具体分析了一些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中国史著作。

《中国史学史》内容简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 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手段却与日俱进。本书据著者近年在北大等校的讲演写成，阐述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研究的种种趋新的倾向，意在：一、突破“大写历史”的理念和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中心的方式；二、注重以往史家所忽略的“边缘”层面，提倡“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的研究；三、倡导“记忆研究”，将普通人对过去的口述回忆纳入历史研究；四、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全球史的写作，以求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拾、重建史家叙述历史演变、诠释历史走向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