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史料4种》是《湖湘文库》的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帝国余晖: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描写一群挽救大清帝国于将倾的精英人物，讲述一场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去向的重大变局，展现一段湘军将帅的铁血征程。精选湘军十大风云人物：江忠源、刘长佑、曾国藩、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彭玉麟、胡林翼、鲍超、左宗棠，采用纪实手法，分别立传，讲述其最出彩的故事。

本书是在赵维玺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记述了以左宗棠为首的湘军集团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风化等方面，对当地的战后恢复与重建。作者花费几年时间于历史档案和私人文集、日记、年谱、函牍中搜集材料，并对当年的战场和回民移居地考察，不发空论。书中详细阐述了湘军集团在甘宁青地区实施的移民政策，如调控汉回等民族矛盾和伊斯兰新老教关系，析置和重组地方政权，修建道路交通和军事防御设施，陕甘分闱和修复书院祠庙，清丈田亩和推广桑棉，振兴盐茶和兴修水利，《救荒六十策》与恤婺、保节、禁烟等善后举措，全方位长时段展现了其善后全貌，并探究其成败得失，对了解湘军集团在西北的政治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处理过程的探析，为处理当代西北民族宗教问题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上、下）》：2008年作者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中连续做了45集的“湘军传奇”电视讲座，本书就是在讲座的基础上精心裁剪、加工润色而成。晚清历史上，湘军作为一支军队，湘军集团作为一支政治势力，不仅对当时，也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物及事迹，对很多读者来说也早已是耳熟能详。但在谭伯牛先生的讲述下，这些众所周知的人物和事迹，又具有了一种常读常新的味道。...

2008年初，作者在湖南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中，连续作了45集的“湘军传奇”讲座。本书就是在讲座的基础上精心裁剪、补充润色而成。虽然是讲故事，但处处又显露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对湘军事迹及人物的“误解、误读”，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书中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作者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上述所谓的“揭秘”，既能满足“讲坛学”的需求，也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而湘军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了同光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也相继失败，以农民兄弟的鲜血染红自己官顶的湘军将领也在走向衰亡。他们担心如果不趁一批湘军将领还健在的时候，把湘军的所谓“功劳”“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就可能造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的后果，因而议修湘军志的呼声日渐高涨。光绪元年(1875年)，由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出面，邀请“文翰颇翩翩”且又与湘军将领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运来主持纂修《湘军志》的工作。 王闿运少负才名，敢为大言，颇有古之狂士品性。在他死后，有人这样评他：“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他的名士习气由此可见一斑。但综观王的一生，却是有才无命，“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光绪三年二月，王正式着手《湘军志》的编纂工作。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初稿成。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最后定稿。王作《湘军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等。在草稿初成之后，王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作入川之游，因而定稿之后也就先在成都刻板。光绪七年十月，王携板回湘。没想到，一番风波正等着他。 王闿运毕竟是文人而非史家，因而在接受纂修《湘军志》的任务后，才真正认识到修史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但凭他的个性，虽然遇此困难，似乎很难中途歇手，而且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展示才学的大好机会。事实也恰恰证明，他在接手纂修《湘军志》时，就很想以自己的才学识来完成一家之言，做到既真实，又不循情。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湘军志》就是一部颇具个性色彩的史学作品，而非循情应景的泛泛之作。虽然他在书中拘于阶级立场，对太平军等农民斗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品格、才略大加赞美，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湘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艰难、挫折和战略、战术上的失误等一系列问题，他也直抒胸臆，并不隐瞒；对湘军将领的内部矛盾、曾国荃在攻下南京时纵军劫掠的丑行，他更是秉笔直书，痛快淋漓。当然，他这样修史，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曾国荃等湘军将领请他编《湘军志》的目的是要为湘军将领溢美，而不是露丑。果然，在曾国荃等看到王作《湘军志》后，极为恼怒，同声谴责。相传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泄心头之恨。 在湘军将领和湘籍绅士的巨大压力下，王闿运深深地感到“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于是不得不退让，于光绪八年将刻板送郭嵩焘销毁，以息众怒。事虽如此，但他始终心有未甘，所以在光绪九年九月重校之后，他又在四川重刻再版。重刻之时，王坦言，“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可见，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循情”，因而对于“众人喧哗”是有心理准备的。他的这种态度在光绪二十三年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说得非常明确，他称自己作《湘军志》是要步司马迁、陈寿、范晔之后，使《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等相媲美。 曾国荃等既对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品评湘军人物语带讥刺、隐功扬恶甚为不满，又无法禁绝《湘军志》在社会上流传，就只好采取别的补救措施来挽回影响。补救措施主要有二：一是曾国荃命其幕僚王定安另起炉灶，重作一部《湘军记》以挽回影响；二是对《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之处进行驳斥。 王定安的《湘军记》始作于光绪十三年，完成于光绪十五年，阅时几三载，足迹遍五省。《湘军记》共分二十篇，包括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勘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等。以体裁论，较《湘军志》要完整。又因为有《湘军志》这个底本，王定安的续作对于《湘军志》的疏漏处自然可以补添完整，因而资料就更为丰富，而叙次也更赡备。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述及近人创作的纪事本末体史著时就说：“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 驳斥《湘军志》的疏漏错谬主要是郭嵩焘兄弟俩。郭氏兄弟在王闿运作《湘军志》前就有纂《楚军纪事本末》的打算，“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现在既不满意于《湘军志》，遂萌改作之意，但终究没有完成。他们对《湘军志》中的疏漏错谬处或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一一笺出，加以批评订正，以正视听。但当时并未勒成一书出版，直到民国四年(1915年)，其侄孙郭振墉才把这些批识文字辑录成轶，并加笺注，以《湘军志评议》为名出版。此书对于读《湘军志》者来说，还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湘军志》付梓后，虽然反对者甚众，但赏之者也不乏人。曾门四子之一的黎庶昌就对《湘军志》深许之。他称赞《湘军志》“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他所选辑的《续古文辞类纂》就辑录了《湘军志》中的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等。王闿运于一片责难声中得一援手，颇有惺惺相惜之感。他在致黎庶昌的信中说：“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只是在当时情形下，赏之者毕竟太少了。

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610号 令狐瓜子新书《叫床》自序 作者：谭伯牛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幾不致太招人厌。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残局天下。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作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

《战天京》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名人的故事。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