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生活》所展示的古罗马生活显然已不再是“恺撒们”、“尼禄们”的世界。当我们沿着书中展开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老公路和尘民土飞扬的市区街道，深入到古罗马人的乡野、庄园、社区、作坊、浴场、集市、贵族别墅或下层家庭里去，目睹由兼职经商的官员、在大街上露天授课的教师、怯于航海的水手、靠火灾致富的商人、只准在夜间劳作的骡子车车夫、沉迷于公共朗诵会的贵族、“吃了吐，吐了吃”的饮食狂人、在公共厕所里并肩集体聊天的市民、一生平均有三次婚姻的上层人士、为稳定男奴阶层而存在的献身女奴等等众生相之后，古罗马生活的内涵，必将以一个更加宽泛、丰满的姿态展示在我们面前。

本书是作者对古代文献中有关名物多年研究之成果的汇集。 研究对象以秦汉时代为主，包括社会物质生活中所见饮品（如“清酒”“薄酒”“浓酒”“麴”“乳”“马湩”等）、食品（如“盐菜”“酱”“豉”“枣脯”“膏饼”“黄豆”等）、饮食器（如“筩”“合卺杯”“犀角杯”等）、日常器用（如“蒋席”“皮席”“葌席”“胶”“人鱼膏”等）、住居形式（如“复壁”“椽头饰”等）、服饰（如“赤帻”“行縢”“偪胫”等）、儿童玩具（如“鸠车”“竹马”等）、兵器战具（如“连弩”“马甲”等）、交通器物（如“行囊”“行橐”“流马方囊”等）。这一成果，将有益于推进秦汉社会生产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以各地、各时期出土的实物为例，集中讨论饕餮兽面纹样，并追溯他们的生成、演变与意义。本书图文并茂，从具体而微之处阐发青铜纹样的考古与审美之意，书中有大篇幅的精致图片，既有纹样的局部照片，也有拓片与线图，与文字参照，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细节阅读的需要。

◆《骗局、神话与奥秘》为大部分学生在课外经常遇到的一类话题提供了独特的探讨方式。它在将科学与考古学领域联系起来方面尤其成功，而该领域总是深受伪科学的迷惑。它通俗易懂，适于初级程度的一般读者。 ——罗伯特·A·辛普金斯，圣何塞州立大学 ◆本书取得了其他教科书无法达到的成就：它将科学方法穿插于人类史前史、考古奇迹、外星人、共谋的骗局以及对灵异现象进行考察等多种背景中，提供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对话。在许多科学方法论的导论教材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从头至尾通俗易懂，引起共鸣，令人难以忘怀。 ——梅利莎·A·伊顿，密苏里州立大学 ◆《骗局、神话与奥秘》写得极为出色，读来趣味盎然。费德极其幽默，有着迷人的写作风格，同时还为许多闻名遐尔的考古奥秘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 ——乔治·古默曼IV，北亚利桑那大学

本书结合出土文物，详细介绍了汉代农业、手工业的成就，内容涉及耕作、渔猎、窑业、冶铸、纺织、钱币、车船、武备、建筑、家具、服饰、文具、医药、饮食器、灯、熏炉、玉器、金银器、乐器、杂技、娱乐、少数民族文物等。书中附有上千幅汉代文物图样。作者在解说这些物质遗存时，大量引用相关的史料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对于每件物品的产生、发展及其沿革都作了系统、扼要的阐述，时有独到精辟之见。

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重点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利用中国考古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取材丰富，论证严谨，为近年所见论述这类课题的比较全面的专著。

万物皆有布来。今天源于昔时，现在的根由在于过去。只是，那些或许能够解释今日为何如此的过去中，却有不少深埋地底或隐匿在某些莫名物品背后，这就造就了一种专事发掘秘密的职业、一些被称为考古学者的人。从这样的角度看，那些逆行在时光隧道、沉迷于死寂世界的专家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并不远。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破译出来的历史信息，拼嵌出一幅日渐真切的人类文化基因图谱。依靠他们，我们才得以在自身与祖先的行为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与呼应，才学会在无法尽解的惊人的古代文明背景下审慎评价现代的进步。作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作为一种必须洞悉自身文化遗传宿命的生命，我们注定是无法对考古学及其历史漠不关心的。 读者不该寄望本书会提供那些经院式的学问与年表，甚至不要指望它会是完整意义上的“考古的历史”。事实上，这取材的范围只限于考古史中的一部分——人类文明考古史——而己。也正因为本书讲述的故事无不与人类的进步和创造力有关，所以它的内容注定是充满挑战性和令人心驰神往的。从基辅的猛犸象骨古屋到英格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从完全消失的战斗民族赫梯人到来历不明的荒漠密室苦修者科普特人，从沉而复升的宝船到会说话的垃圾……本书史实与传奇合二而一，情节与事迹交错纺织，极具阅读魅力。

考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对历史学研究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助益？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虽然并不是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而写,但无意中却给了我们相当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一个想了解什么是“考古学”以及考古学对史学研究有何助益的史学研究者而言,《考古学专题六讲》不失为最简要而又富启发性的一本小书。 增订本新增90年代后期，作者生前最重要的几篇学术著述，可以说代表其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考古学最有价值的观点。

本书的研究回应从以往武梁祠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四个主要方面，每一方面对于未来学术的进展都极为重要。第一方面是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尽管这些遗存对研究东汉图像艺术是极重要的资料，但相互矛盾的断代、祠堂归属以及编目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此外如错录铭文等问题更使人迷惑。通过重新检验发掘记录、以往著录以及复原设计等材料，本书希望为武梁祠和它原本所处的环境，即武氏家族墓地，提供更完全、准确的信息。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一般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1928年开始的安阳发掘基础之上的。但是，过度夸大安阳传统很可能会忽视安阳之外的发掘、史语所以外的学人、有计划的科学发掘之外的意外发现、田野调查和发掘之外的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和阐发等，而这些都是1949年之后中国考古学基础知识、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由于这些发现、技术和理论长期以来都未得到重视，《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其命名为中国考古学的“暗流”传统，予以阐发。 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呈现为多来源、多环节和多线索的多元景象。即使在安阳，也存在中央与地方、科学发掘与寻宝盗掘、本国与他国在发现、保管和阐释上的冲突与斗争。史语所在安阳之外尚有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和发掘。史语所之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尝试在不同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甚至发展不同类型的考古学。传统上的四裔地区在建构乡土历史的过程中可能衍生出具有乡土史倾向的考古学。具有人类学和民族学倾向的考古学也暗伏于特定的研究主题中。非科学发掘和古物流通既往被贬抑为缺乏科学价值，甚至是具有政治不正确性的活动，但不乏资料和方法价值。此外，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也有少数得到不同学术传统共同关注的课题。最后，西方考古学史、类型和发掘方法如何被译介到中国，如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值得讨论。《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是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上揭示1949年之前的多元全景的首次尝试。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将反思考古学史的视角和写作问题。考古学史的写作不应止步于按照年代关系排列考古发现、研究著述和学人交往，而应该展示田野方法和阐释理论上范式的形成和转型。

通过大量的插图、事例及重大的发现，《剑桥插图考古史》展示了人类对过去的认识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的。在考古探索中，“事实”与“推测”的关系错综复杂，本书尤关注于此，并力图区分哪些是欺骗、赝品、错误，哪些是毋庸置疑的科学结论。 这里有人类考古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考古发掘者――发掘特洛伊的谢里曼，发现马丘比丘的希拉姆・宾厄姆，寻找图坦哈蒙墓的卡特和卡那封，还有在东非奥杜威峡谷发现最早人类化石和脚印的利基夫妇等。这里有宏伟的古代人文景观――英国的巨石阵、伊朗的波斯波里斯城址、意大利的庞贝古城、美国的查科大峡谷、津巴布韦的大津巴布韦城址以及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本书是座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其中既荟萃了诱人的世界各地的考古大发现，又涵盖了世界一流考古学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美术史家巫鸿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被誉为“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 作为重构中国古代美术宏观叙述的一种尝试，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中国古代美术传统进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较的线索，即，首先反思“纪念碑性”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普遍经验，然后通过考察重新定义的“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特殊表现，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逻辑。另一个是历史演变的线索，即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之间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导论：九鼎传说和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以下是正文五章，分别为：一、礼制艺术的时代；二、宗庙、宫殿和墓葬；三、纪念碑式城市——长安；四、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五、透明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 因为这部书，美术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自本书问世以来，围绕本书的内容以及东西方治学理路的大讨论，波及美术史学科以外，绵延至今。今天，提起《纪念碑性》这本书，仍然是一段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本书是《纪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

安阳，ISBN：9787208067776，作者：李济

本书以中外史料和考古发现为依据，分阶段讲授自青铜时代至郑和下西洋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图文并茂，生动易读。

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埃及考古学专著，也是我国著名世界古代史、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的遗著。全书跨越史前史时代、法老时代、希腊罗马统治埃及时代，内容涉及史前埃及文化的演进、城市文明与聚落形态、语言文字、宗教文化、陵墓、建筑、艺术创作及丧葬习俗等。

《最早的中国》主要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全书既有宏阔的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小到二里头王都内遗迹遗物的描述，大到对全球文明史总体框架，以及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勾画。

《亚洲古兵器图说》是一部系统研究亚洲各国古兵器发展史的著作，全书共介绍日本、印度、越南、马来亚、伊朗等16个亚洲古国的兵器数千件，解说它们的形制、源流和制造，附有两百多幅精美图版与插图。包括两个部分，《亚洲古兵器图说》《亚洲古兵器制造考略》。作者周纬先生是古代兵器研究之先驱，自幼对兵器研究感兴趣，后留学法国，足迹遍及三大洲数十国搜访资料，因此书中所介绍的兵器资料大多极为珍贵、稀见。经过二十年收集资料后，作者又花十年的时间撰成书稿，系统研究亚洲古代兵器的发展源流、形制演变与制作工艺。《亚洲古兵器图说》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

本书以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其他多本不同时代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包括台北故宫本、杜堇款本、唐寅本、仇英本等），进行图像学分析与细节比对，研究不同图本图像上所反映出的差异，揭示出了其中所蕴藏的不同文化内涵。 本书对《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的年代，给出创制于南宋时期的结论；综合运用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深入解读了画面要素及其背后反映出的审美风尚之变；提出并充分实践了以中国古代绘画构图模式的发展演变作为古画断代标准的方法论，综合运用中国古代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构图模式来考察《韩熙载夜宴图》的制作年代；总结概括出中国古代绘画凭借粉本绘图的三种方式，从而论证了北京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是以不同的古粉本组合成新图的；考察了服饰和妆扮、家具和器皿、装饰与图案等图像的发展演变，并将之运用于绘画史研究中；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工笔重彩人物画的历史及特点：是对传世古画的探索性的图像志研究。

本书是李零教授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次新版，李零教授作了全面修订，并撰写了[新版前言]，说明他研究方术的初衷，讲述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独特认识，新版还特地收入他在写完二考之后的感想，即演讲稿《绝地天通》。从李零教授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学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