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改革应该怎样继续，无论是专家学者、舆论，还是大众，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与中国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为政府、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改革焦点人物。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周其仁教授对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未来走向，既有对过去的回望和梳理，也有对关键问题的深刻解读，同时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长期以来注重实地调研，他对于改革的看法都从实际土壤中产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气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这些年来作者有关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出版，是中信出版社编辑的建议。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编入其他文集，再编一本，可有可无。不过，出版社对读者的需要总有更多的了解，那就听她们的吧。书前也没有特别要交代的话，前一段在不同场合发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来作为序言。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8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她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这件事发生在延安，那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圣地。要是当年也是这样的官民关系，毛主席能坐进紫禁城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本文集讨论的，就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是为序。

在这30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业已形成；社会结构从城乡二元结构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各个利益主体具备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人民生活从贫穷步入小康，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逐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这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显示了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重要步伐。 认真总结好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走好以后的道路尤为重要。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解读过去的历史，也不能用先验的教条来评判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而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回到历史现场，深入挖掘历史的证据，透过历史的表象，总结出推进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经验，以期为今后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借鉴。只有在对30年改革的纪念与总结中认真思考并逐一求解，才能无愧于30年的艰难探索，才能正视当前社会的各种矛盾，才能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使中国步人世界现代国家的行列，使中华民族融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在讨论专项改革各章的开头，都用一节交代中国改革依据的经济学理论，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例如：在第三章第一节介绍了计划经济制度下和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不同的组织方式；第四章第一节介绍了现代企业理论；如此等等。

《规则与繁荣》一书属于作者多年学海耕耘的短评合集，聚焦于关注规则与繁荣两大主题。全书共分为五篇，分别为政府治理、经济改革、社会发展、竞争秩序等。 《规则与繁荣》中的立论基础为政府竞争分析范式，它强调政府之间、政府内部和政府内外均存在竞争，需要一套竞争秩序来辖制政府竞争。与此相应，本书阐释了奥地利学派的法治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思想，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以及当代财政学中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尝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对中国政府竞争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竞争秩序的构想。 《规则与繁荣》一书从多个视角阐释了规则和政策的异同。规则不同于政策，规则乃是本，政策则是末。 知识大师哈耶克强调一国的全体公民应该遵循“法治下的自由”原则，指出政府的政策应遵循一套事先确定的一般的、抽象的和非选择性的规则。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把两者混同，甚至倒置，试图用政策替代规则，用裁量取代制度。 竞争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竞争又要立足于规则。一国需要为经济的运行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本书因此探讨了这一竞争秩序的构成元素和规则基础，以及它对于发达国家与中国走向持续繁荣的重要意蕴。 从总体上，中国需要从诺斯所指“有限进路秩序”朝着“开放进路秩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是“中国梦”的编织和实现过程。它的核心是规则的形成和实施的过程。至于繁荣，则属于这一转型的应有之义和自然结果。

《断裂》一书从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断裂”是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作者用这个要领来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命题：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并开始逐步定型化。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我们明确我们社会的历史方位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十八大结束后的第一个年末，通过与《财经》主笔马国川的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出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显得颇具深意。 书名看上去似乎四平八稳，但无论从逻辑还是情绪上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都是吴敬琏此前两本著作——《何处寻求大智慧》及《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延续。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吴敬琏一直有着自己清晰而连贯的思路，即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加速民主法治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及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

《读书》创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迂的见证者。 本书主要反映这些年《读书》围绕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作的关于三农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经济与道德和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城乡中国》是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关于中国城镇化这一焦点问题的鼎力之作。周其仁《城乡中国》与费孝通《乡土中国》一脉相承。在《城乡中国》一书中，作者用经济学视角解析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厘清迷雾预见中国城乡发展的大趋势。他借城乡之分野，把脉中国经济，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城乡中国》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和本质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大众。《城乡中国》由陈锡文、文贯中、李培林、李铁等各路专家学者强力推荐！

《并非官话:香港高官的大智慧》内容简介：做官难，在中国内地做官更难，在中国香港作官难不难？唐英年，范徐丽泰、曾钰成、汤显明等17位香港高官直述人生经历。倾谈为官智慧，透视香港政坛风云。

真实：200多个日子的北上南下，采访当事人，重现历史。 公正：为9亿农民讲真话,改革里的进程和艰辛，客观严谨。 细节：翔实的图片和文字，记录真实的变迁，超越同题材作品。 深刻：展现三十年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轨迹，最具影响力的深层探讨。 为九亿农民讲真话，从这里读懂中国！

小说以西南省会城市西平为中心展开，通过史天雄和陆承伟这一对有着共同的革命血缘的异姓兄弟所走的不同的人生之路，描写了他们的情感经历和商战中的风云变幻。小说结构宏大，情节曲折，广泛地了描画了当代中国经济生活场景。具有作者一贯的理性精神和盛世忧患的品格。

《省委书记》是著名作陆天明继《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后又一部史诗般的现实主义巨著。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表现我国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高层政治人物的长篇小说。作家以史家的气魄、恢宏的气势、悬念迭出的笔法，在雄浑厚重的底色上，大胆地进入“省委书记”这一鲜为知的领域，成功地塑造了以省委书记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他们面对信念、事业、良心、家庭、情感、挫折和失误所表现出的激情和英雄主义悲壮。并向人们深刻昭示，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又怎样产生了那种为谋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手中权力和自身人格、良心的腐败分子。作品回肠荡气，曲折动人，保持了作家一贯的“勇为天下先”、“敢为人民言”的气度和“情节惊心动魄”、“人物入木三分”、“悬疑波澜重叠”、“意境回环深远”的创作风格，又一次实践了他向来抱定的“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变迁”的信念。 作者简介： 陆天明，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1943年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十二岁第一次发表作品。十四岁去安徽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因病返沪，病愈后又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0年代初，创作了第一个大型作品：话剧《扬帆万里》。1975年年底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80年代初至今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专职编剧。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二十集）等多部。1999年，创作多幕话剧《第十七棵黑杨》。 作品曾多次获国家各种奖项。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新星》讲述了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官上任，雄心勃勃，准备在古老的中原县城古陵大展拳脚。只一个月时间，便政绩斐然，被老百姓称作“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位政界新星的大胆举措必然引来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

《骚动之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既是描写一个“农民改革家”岳鹏程在改革家乡面貌中激起的种种骚动：从省市县委领导的关注到全国和省级报婚的社会舆论的宣传，从李龙山的古老传说到李王庙后殿的碑碣上刻下岳鹏程和大桑园的名字……但同时，也着重写了岳鹏程内心的种种骚动，他和儿子羸官在改革中不同的见解的矛盾引起的父子冲突；他和秋玲的感情导致与妻子的冲突和家庭矛盾的尖锐化；他在改革中处理问题的大胆、果断、魄力、远见等等，的确使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又的确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受到不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采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进行了倒卖紧缺物资的活动……

《王安石传》约16万字，详尽编述了荆公的时代、荆公的传略、执政前的荆公、荆公与神宗、荆公的政事，分民政财政军事教育选举等；荆公之武功、罢政后的荆公、新政的成绩、新政的阻挠与破坏，荆公之用人与交友、荆公之家庭、荆公之学术与文学等。书后附有王安石年表和王世系表。

《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武大前校长刘道玉的人生历程。作者从自己幼年求学时期写起，一直写到自己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和“反修能手”的岁月以及文革期间的各种非人遭遇，特别是详细描述了自己中年时期主政武大八年实行教改以及巅峰时期突遭免职的整个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以及至今求解“钱学森之问”没有下文的症结所在。此外，《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还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都做了系统阐述。观点鲜明，文字隽永，很值得当下的我们阅读和思考……

袁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底，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坚持破冰之旅，创建蛇口工业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在蛇口，他以“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冲破思想牢笼，在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响亮地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影响了全中国。他与蛇口广大创业者开创性地实施了工程承包、干部招聘、民主选举、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等举措，创建了24个全国首创或第一：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为中国改革开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卧底女侠”涂俏穷三年之功，追访156人，翻阅大量内部档案及私人日记，进行了抢救式的记录，以重返当年改革现场的叙述文本，重现在历史的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人物的生命印记，从一个人的传记呈现一个时代，感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必要性及艰巨性。 《袁庚传》共分三卷：《袁庚传.情报生涯》、《袁庚传.改革现场》、《袁庚传.蛇口试管》。现今推出的是《袁庚传.改革现场》，截取时间段为1978－1984年

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但是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史料；这不是一本经济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作了深刻的经济分析；这不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