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1900年的大清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衰败相，乌云暗沉，山雨欲来。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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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近代史学者雷颐先生新近著作。

◎1900年这场巨大的悲剧，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拉开了 20 世纪中国的序幕。义和团成员、中国民众、大臣官员、清政府及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近代中国无法忽视的一段特殊历史。

◎本书以独特的切片视角，取1900年前后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与人物，通过具体事迹、个人命运，剖析晚清政治与社会之病理：质朴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用作工具，以圣主为自己做合法性辩护的官场特色，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一再误国，臣子为“圣明天子”做替罪羊……上上个庚子年的病症依然值得认真回顾与深思。

本书收入作者创作的随笔20余篇，其中内容包括：“柔远”与“被揉”、跪拜之争与理论自慰、“天国”的破灭等。

在这里，读懂百年中国与世界。 本书分为“历史总会被记起”、“斯人已逝”、“历史的余波”、“不该遗忘的伤痛”四辑，上溯晚清，对比当今，聚焦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从辛亥革命之前大变局，到底清王朝还能撑多久，看末世预言，看权臣发家，看衙门矛盾，看政党兴衰，看博弈游戏，看天灾人祸，看时代叛逆，看爱国流亡，看官场风气；百年前后，读林则徐，读曾国藩，读李鸿章，读左宗棠，读张之洞，读郭嵩焘，读梁启超，读胡适之，读宋美龄……追踪历史人物在历史隙缝中的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忧天下，探世变。大清王朝的被动改革，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民营政策的摇摆结果，立宪运动的风生水起，革命力量的迅速联合，天朝崩解的民意原因，从“起朱楼”到“楼塌了”国民党一党治国的大陆岁月，以及茨威格关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卡夫卡对于东方民族“文革”遭遇的惊人预见……回望历史，反思中国模式，我们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在哪里？ 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莫让心灵在黑暗中行走。

《精神的年轮》内容简介：“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现代性虽产生于‘西方’，却不等于‘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与非西方都是现代性的载体，是现代性由先而后的历史展现过程--1840年，由英国挑起中英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在暴力、屈辱和反抗中开始了‘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过程。”本书以此观点为前提，顾了清末中国首次面对现代性问题时的反应，并探讨了对其后的历史进程的影响。

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获奖辞: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的新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为切入口，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表面上看，他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实际上作者在展现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的同时，更向读者展现了这一幕背后，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 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全书由这点出发，论及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李鸿章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大为褒扬。 本书从李鸿章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切入，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氏一生的为人和事功；既有对其官场老谋深算和打报告艺术的精微探析，更有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里努力有所作为、又终不能有所大为的无奈与凄凉的同情与感叹，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现况，在书中也有深刻的反映。 本书对晚清名臣李鸿章从发迹到去世的重要奏折与信函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发迹轨迹，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国逐步崩溃的全过程。李鸿章的官场心机、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报告功夫堪称一绝。可以这么说，凡是有上下级关系存在的地方，本书都值得反复研读和收藏。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内容简介：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即是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1955年5月19日凌晨，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被人称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文革”中，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一个重要罪状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书稿，连同相关照片、资料和辛勤培育的20多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统统被抄走。更残忍的是，还强迫他亲手点火焚烧。他母亲此时也被赶回农村，整日对着墙壁喊着他的小名——大翔，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而失去自由的他在第二年才被告知母亲的死讯。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年龄太小，惊吓得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重重打击之下，终于一病不起。 还有因为反对拆除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的朱偰；画十二角星被诬画国民党党徽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的初中生何榕森…… 总之，在极端年代中，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本书的中心是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以来的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本书虽以胡适为中心，却对傅斯年、徐志摩、丁玲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政治那种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对传统文化那种爱之痛苦、破之更痛苦的复杂心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甚至对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态度，都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实际上透视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也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继《历史的裂缝》之后，中国知识人雷颐的又一部深具影响力的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专栏文字。全书分为帝国斜阳、今昔人物、不是故事、公共空间四辑，作者一如既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串联起历史与现实。本书尤为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着力填充历史的空白。

本书分为四个版块，“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两辑说的都是旧人旧事，立脚点却在今天，希望能打捞一些历史的残骸，引起注意。1870 年代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全局问题由于全局讨论得以妥善解决；1940 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补选，学术与政治相互博弈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晚清第一代驻外使臣，郭嵩焘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凄凉；胡适晚年以净友自居对国民党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然不被理睬，独自彷徨。 “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两辑收录了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林则徐破坏“夷夏之防”与李鸿章隐瞒疫情的当代启示，“拿伯的葡萄园”中保护私产的法治意识，美国政府镇压“退伍补偿金大军”的历史伤疤，茨威格对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托斯卡尼尼面对法西斯暴政表现出的良知与洞见，卡夫卡的小说对于东方民族遭遇的惊人预见，等等。内容看似庞杂，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 作者平素广泛参与文化讨论，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

《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是中科院史学研究员雷颐先生的文集。文章所写内容多为中国近现代史话题，包括《“粪桶妙计”与“师夷长技”》、《梁启超百年前憧憬“上海世博会”》、《新文化与新教育》、《沉重的“外交笑话”》、《贝多芬中国“获胜”记》、《既得利益集团与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引人深思的两个莫斯科之旅》、《相对论“遭遇”中国政治》、《“国家”：从维新到五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