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开辟极少被开发主题的先驱作品。它的主题有很深的人情味……一部非常令人满意的作品。作品以宽阔的社会学的视野写就，并持续给读者带来各种观点。作品深受人性的启发，并表现出对谦卑的人们的深厚同情。” ——克里斯托弗•希尔，《今日历史》 “对一个广阔主题的学术性介绍。它将不仅仅引起深思，也会启发更多细致的调查研究。” ——阿萨•布里格斯，《听众》周刊 “霍布斯鲍姆先生写得非常客观，并且文字深富理解和同情，由此他让那些从根本上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们会因为作者所述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旁观者》，英国政治周刊 “这本深思熟虑写就的书中所涵盖的内容远比一些被遗忘的起义的鲜活案例要多得多。读者会理解到：现在的中东地区首都的“暴民”是如何发展成现代政治运动的；原始的卫理公会派和宗教仪式在我们现代的劳工运动中如何起到了奠基作用；充满激情和渴望地了解，无名之士是如何成为伟人的。” ——《新政治家》，英国时事政治杂志 “如此内容丰富的一本书在展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值得所有读者认真关注的答案。它是有启发性、睿智且有理有据的。而且，它投射了很长的影子；今天的原始的叛乱并不在安达卢西亚，而是在非洲中部。” ——英国《观察家报》

Eric Hobsbawm's brilliant e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won further acclaim for his 'colossal stature ... his incontrovertible excellence as an historian, and his authoritative and highly readable prose'. Recent event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have since reinforced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na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upheaval. This second edition has been updated in the light of those events, with a final chapter addr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dramatic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t also includes additional maps to illustrate nationalities, languages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across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1.此書為霍布斯邦的成名作，同時也是開啟歷史學界研究下層農民與工人運動的先驅。2.所謂「原始的」叛亂，指的是相對於有一整套意識形態、組織綱領與行動計畫的「現代」社會運動，顯得較為「原始」「古樸」的社會運動形式。包括：綠林好漢、黑手黨、各種農民千禧年運動、都市暴民、以宗教為凝聚力的勞工運動，以及諸如共濟會和兄弟會這類特別強調「儀式」的祕密會社。3.書中的主角是佔全世界人口絕大部份的農民與下層階級，他們雖然身處「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但卻不是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一道成長的一群，而像是硬生生從古代世界被丟進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一代移民。他們如何在已經無法提供他們保護的傳統思想的牽扯下，應付現代社會的衝擊（外顯為「原始的叛亂」），正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他們的情懷與理想雖終歸失敗，但仍深深潛藏於許多看似「現代化」的（也就是我們這一代的）運動底部。4. 本書除分析這類原始叛亂的文化脈絡之外，同時收錄了十三篇這類「原始叛徒」（包括馬賊、大盜、信仰農民共產主義的婦人、信仰共產主義的鞋匠、燒炭黨人、共濟會弟兄等等）的親身說法。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是战争与和平；第二章是西方帝国的衰落；第三章是地球村等内容。

《民族与民族主义》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自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出版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负载马克思名字的学说在平等和正义的名义下为数百万人所接受却又戏剧性地，随着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衰落而失去了它的魅力。然而，就在自由市场在被看作是灾难性的对管制的退避的核爆中走向极限的时候，对资本主义最严格、最有说服力的敌人的重新评价，前所未有地及时。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充满洞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回顾。他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影响来源——从对贵格会运动到马基雅维利——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中的源流。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即核心文本——从恩格斯的《工人阶级的境况》到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到《共产主义宣言》本身——进行了考察，并对过去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时运的惊人反转进行了分析。通过出色、深刻、充满能量且内容广泛的工作，《如何改变世界》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点：卡尔•马克思是我们世纪的思想家，就像他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家那样。(Levis译)

《史学家》写出了历史理论、实践及其发展和它与现代世界的联系，反映了作者一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关注。《史学家》的论文展示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热情洋溢的信念，以及深邃的分析、论说的广度和独到的见解，这些足以令他名至实归。

《极端的年代》内容包括：总体战的年代、世界革命、经济的谷底、自由主义的衰落、抵抗公敌、1914年—1945年的艺术、帝国终结、冷战、1945年—1990年的社会革命、文化的革命、第三世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等。

《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基本信息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书号：ISBN 7-80173-546-3 版次：2006.5 定价：88元 归类：历史•近代史 ●这本书在说什么 ◎荐语 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熊培云 ◎书介 《十九世纪三部曲》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这里所谓的“十九世纪”是指“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用以组织十九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增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资本的年代》——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第三册）。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体系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试读 目录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荣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败者 …… 第十五章 艺术 第十六章 结语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档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书摘 和解的年代 序 熊培云 法国大革命时期，圣• 鞠斯特曾经如此咏叹，“十八世纪应该放进万神殿”。不过，十九世纪似乎就没有那样幸运了。关于这点，霍布斯鲍姆显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同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将二十世纪分为“灾难时代”、“黄金时代”和“危机时代”一样，霍布斯鲍姆同样将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运用于十九世纪。于是便有了我们所看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当说，历史与年代本身并无既定的刻度以供人们翻阅查检，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鲜活的、大异于其它时代的显著特征。正如霍布斯鲍姆解释自己之所以将1875—1914年这一期间称为“帝国的年代”，这并不是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期里没有帝国，而是因为在此阶段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而且，此时正式自封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一称号的统治者的数量，“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然而，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割，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废墟与遗产之上，当我们重新回顾历史上的“革命”、“资本”以及“帝国”之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主宰近现代历史宏大叙事的幽灵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种扩张的逻辑。人类历史上群体性的多灾多难，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类相残。从本质上说，即是因为无节制的扩张所造就。就像汤因比当年评论斯巴达的衰败与灭亡时所说，斯巴达在征服世界时同样被自己的征服行为本身所征服，为被征服者吞灭。如果我们把被征服者当作环境的一部分，可以说，斯巴达的灭亡是因为对环境的过度索取所致，以致终于淹没于环境之中。我们同样可以援引为例还有罗马帝国，扩张加速了它的崩溃。与之相对应的是位于意大利内陆的那个山顶上的国家——圣马利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人民，至今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几年前，当我游历其间，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一将功成万骨枯。面对历史的血雨腥风，我们不得不感叹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对人是狼”。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部关乎狼战的野蛮史。而一个帝国的胜出，就是在弱肉强食的狼群之中进化出一个首领。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殖民时代以来欧美列强觊觎全球的扩张，都为此写下了坚实的注脚。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行学》里德国皇帝所说，“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入把它抢去。”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宗教，还是主权，不过是满足人性扩张的工具。今天我们讲必须驯服不宽容的宗教或凌驾于朴素人权之上的主权，使之不再出来害人，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解放人的同时，驯服人们蕴藏于工具之中的某种侵略性。 若干年前，笔者曾就“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做了一个区分。如果我们以圆为例，白色恐怖从中央（圆心）到底层（圆周），因此是个半径问题，然而，红色恐怖是从底层（圆周）到中央（圆心），在革命改变方向后，继而从中央（圆心）再到底层（圆周），是个直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一旦失控，背离初衷，同样彰显其扩张本性。这也是为什么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是个坚定的死刑废除者，甚至愿为此主张拂袖而去，然而，当革命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断头台竖起，无数曾经拥护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阳血泊之中，甚至罗伯斯庇尔本人也不能幸免。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无数以自救为目的的革命，从底层发起，席卷全国。然而，当革命如火如荼或难以为继时，必然诞生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革命因此变成一种没有节制的扩张。正是深受这种扩张逻辑之害，我们今天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要着重强调消极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希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强行加之于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同样具有自我复制与扩张的能力，所谓“钱生钱”，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资本面前，每个人都是生意的对象。且不说鸦片战争是因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在为资本扩张寻找出路，即使今天我们平素里所见到的推销语录如“将冰箱推销给爱斯基摩人”同样见证了资本之无孔不入。二十一世纪，当各种网络与传播技术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韦尔特）时，资本的扩张已经从血肉横飞的战场转移到了一张张谈判桌上。所以，当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谈笑风生时，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社会人士早已成群结队，要力挽世界于资本狂澜之中。 复制与扩张无所不在，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我复制的冲突。从本质上讲，这种自我复制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毁灭文明。笔者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受霍布斯的启发，曾将以上诸种扩张批评为“人对人是病毒”，藉此阐述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必将导致自我毁灭。 “病毒式复制（扩张）”只有行为，而不关乎生命的任何意义，其存在只是复制自己，摧毁宿主，然后玉石俱焚，归于寂静。庆幸的是，与这种自我毁灭式的“病毒式复制”相对应的是，我们发现“细胞式复制”。区别于前者的是，“细胞式复制”是基于生命体形成与繁衍的一种成长。如果说“病毒式复制”注重于一种横向的行为，追求的是一时一势的辉煌，并最终走向毁灭，那么“细胞式复制”注重的则是纵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无节制的，只图一时快意杀心的扩张，而后者蓬勃而内敛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获得生命并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一个文明的源远流长。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启蒙运动之所以最终酿成悲剧，正是因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冲出了应有的边界并最终与暴力合流，如陈独秀所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当美好的愿景遮蔽一切，当启蒙的光明变成了令人失明的万丈火光，当全知全能的“万有理性”开始强施于人，我们所见证的正是这种扩张逻辑，其恶果如伏尔泰所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从这方面说，今天我们反思启蒙运动，并不是反对启蒙所带来的光明，而是反对这种打着强制烙印的“光明扩张”，反对“以光明的名义纵火”，反对启蒙运动所滋生的这种“真理在手”的“扩张理性”。当国民的思想被这种强力光明掏空，当“扩张理性”开始上升为国家信仰，这可怜的人类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灾难的边缘。事实上，发生在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假如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但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人们关于灾难的定义。“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霍布斯鲍姆）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地球都燃烧起来。在崇拜强力的扩张逻辑下，启蒙之光终于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雄雄战火。 西哲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人类之所以会进步，是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在于人不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会顺应时势更换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运动不但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启蒙将与人类同在。而所谓启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让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让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断地制造工具，并在必要的时候更换工具，使人类保持一种持之以恒的进步。 笔者以为，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性的价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自由设置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类学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类的自由，但是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进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头，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坏的东西。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如果没有与此相关的人类在心智理性与制度建设上的成长，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恶最终会苏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蛮力制造并放大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当工具可以毁灭它创造者时，创造者变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类和解因此变成了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群体自救。 二十世纪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识到了人发明了工具，同时受到了工具的奴役。当然，这种工具同样包罗一切主义与社会契约。人们批评乌托邦运动及各种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际是上将自己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 1904年，凯恩斯说，“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然而十年后，当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国家权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灭曾经授予它权利的人，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当主权变成难以驯服的猛兽，当国家这人类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人的主人，于是便有了意大利农妇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国来了。” 自《物种起源》刊印以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让一些个人、团体甚至国家烂熟于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鲁泡特金便发表《互助论》一文，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认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则”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进化法则。对于以上两种理论，今天我们若以平常心视之，不妨把它们当作互补的两翼：从达尔文的进化观出发，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于环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实现，自立自强；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观出发，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换言之，前者解决的是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人类整体性生存的问题。前者给后者以力量，后者给前者以保障。 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表近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中提到全人类的共生主义：“我们的共同家园是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说某一个地区只想着自己繁荣昌盛，而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是饥荒的话，它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强国，而周边的国家都变成穷困匮乏的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即宽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尽管这句话并不完全为霍布斯鲍姆所接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法、德两国共办ARTE电视频道，共同梳理民族记忆的重要意义。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 援此而论，亚洲国家的和解，既要基于伟大政治家的宏图远略，同时也需要各国政府与民间一起，抛弃成见，共同修正各国的“一面理历史”。梳理记忆，不是无谓地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就像今天，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回望过往的两个世纪，仿佛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我们要告别的就是那种只争自由却不争合作的历史。 笔者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和解的世纪，人类文明将从野蛮的竞争走向各持底线的合作。个体独立是为了群体和谐，犹如民族独立也是为了人类和解。如果说二十世纪人类解决了独立问题，二十一世纪将着重解决全人类合作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欧盟建设、主权让渡、全球治理、国际法等概念能够如此牵动人心。 当然，我所谓人类和解，同样包括与自然的和解。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或“生态人”的概念来重新思考人的意义。写作此序，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际，京城的媒体陆续用“满城尽带黄金甲”来形容这场沙尘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黄巢曾经以菊花为诗，直抒胸中无限抱负。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看到“夜降30万吨浮尘，人均二十公斤”时，方明白“满城尽带黄金甲”另有情趣。大风起兮沙飞扬，谁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开后百花杀”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朴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温逊的、日日任凭我们踩踏的沙土。透过这场“沙土起义”，仔细想来，我们人类要和解的东西委实太多，而二十一世纪的当务之急，这个世界是否会好，更取决于我们关于人类持久自由与幸福的态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十四章 艺术（节选）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声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或者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有时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国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夏多勃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占有很大分量。”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庇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纯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T.A.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 T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W.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已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作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向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 Rosa）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抱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节选）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那里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78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札儿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札儿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他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着（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决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改革法案》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着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作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他们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下，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德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式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国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他们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德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在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此后他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年）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它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此外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富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斯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0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土耳其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八章 胜利者 （节选） 如果说“西部开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问题，那么美国内战的性质和起因，却会引起历史学家无止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南方奴隶社会的性质，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与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北方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隶社会呢？需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几个小地方外）总是少数，他们不是在典型大种植园里工作的黑奴，而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在白人农场上劳动或是在白人家里帮佣。毋庸否认，奴隶制度是南方社会的核心机制；我们也不能否认奴隶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南北冲突会导致1861年南方11州脱离联邦？为什么会导致内战？为什么其结果不是达成某种共处的方案？虽然北方大多数人憎恨奴隶制度，但单单是好斗的废奴主义者毕竟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联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资本主义大可先与奴隶制度的南方达成妥协，然后再去剥削南方，就像国际商界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达成妥协一样。 当然，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延续时间能超过1848—1890年这段时期——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见第十章）。奴隶社会在现实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无援的。在现实上，由于废除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及至19世纪50年代，奴隶贸易相当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隶来源宣告断绝；在道德上，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此外，在经济上，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难想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竟能生存到20世纪，很难想象它能比东欧农奴制度存在的时间更长，即使我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几派历史学家持这种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纪50年代走上危机点的，是下面这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它难以与朝气蓬勃的北方资本主义共处，以及阻止人口涌向西部。 从纯经济角度说，北方并不担心南方这个尚未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地区。时间、人口、资源以及生产力等优势都在北方那边。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南方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给英国，并从自由贸易中取得实惠；而工业的北方很久以来就坚定、激烈地主张保护关税，但由于南方诸州的政治影响（别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几乎占联邦半数），北方才无法按其愿望有效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北方工业对全国分成一半奴隶社会、一半自由社会的担心绝对比不上对全国分成一半是自由贸易、一半是保护关税的状况。还有一点，南方竭尽全力企图打消北方的优势，想把北方与内地隔开，企图建立一个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基础的贸易和交通区，而不想面向东方朝着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抢先下手，向西发展。这是极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南方的贫穷白人早已开始探测和开发西部了。 然而，正因为北方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顽固地依赖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语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张（如坚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隶制度）；不得不强调州的自治权（“州的权利”）可以不听中央政府指挥；不得不在全国性政策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不得不对北方经济发展泼冷水，如此等等。事实上，当南方实施其向西部扩张的政策时，它很难不成为北方的绊脚石。它的唯一本钱是政治。它绝对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它不能，也不会在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击败北方）。交通运输方面的每项改善都加强了西部与大西洋的联系。铁路系统由东往西的长度基本上与由北往南的长度差不多，不会长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论他们是来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隶，而是穷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这里免费的土地、金子吸引来的，是来冒险的。将奴隶制度正式推广到新的领地和新的州，这对南方极为重要。南北双方的冲突在19世纪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由于这个问题。同时，奴隶制度在西部很难存在，西部的发展事实上的确会削弱奴隶制度。南方领导人曾想要吞并古巴，并建立一个南方—加勒比海种植园帝国，以强化奴隶制度的效果，结果当然未如其愿。简言之，北方处于能够统一全国的有利地位，南方则不然。南方摆出进攻好斗的架势，但它真正的意图是放弃斗争，脱离联邦。当1860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当选总统，显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时，南方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带有分裂倾向。 内战之火燃烧了四年。就伤亡和损失而言，这是迄至那时规模最大的战争，当然这和那个时代的南美巴拉圭战争相比，多少要逊色一些，与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军事上表现欠佳，但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兵源充足，身产力高，而且技术先进。北方毕竟拥有全国70%的人口，80%的壮丁和90%以上的工业产品。北方的胜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胜利。然而，尽管奴隶制度取消了，但这并非黑人的胜利，不管他是黑奴，还是自由人。经过几年“建设”（也就是强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复了保守的白人统治，也就是说回到种族主义者手中。北方占领军最后于1877年撤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似乎达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天下，北方共和党人无法与之共事，只好敬而远之（共和党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了总统宝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当多的自治；南方在国会握有阻止议案通过的票数，从而可发挥某些全国性影响，因为它的支持对另一大党民主党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南方仍是农业区，贫穷落后，愤世嫉俗，满腹怨言。白人因永远忘不了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黑人则因被剥夺公民权和白人的残酷压迫而愤恨诅咒。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节选）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看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须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德斯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政府对母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rn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人则冒了较小的生命危险，花钱进入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的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亦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粘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为然。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更遑论对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的成功是由于它触及到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大君——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 （Douanier） Rousseau〕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ru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致力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作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其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节选）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他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他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他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他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他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谁在说 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霍氏现居伦敦。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丰，先后计有14部以上专著问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匪徒》、《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

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帝国的年代：1875～1914》内容简介： 《帝国的年代：1875～1914》是《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的第3部。 帝国的年代是一则写满矛盾的扩张和死亡故事，无与伦比的和平造就出无与伦比的战争。无限进步的希望隐藏着日渐不安的恐惧，不费吹灰之力的征服孕育了无力招架的毁灭，它似乎永远断裂了过去，却又直接联系着现在，我们已不在其中，但不知它还有多少在我们里面。 当一撮先进国家操刀瓜分落后世界之际，经济排挡由自由竞争小企业转换到保护主义大集团，政治动力由中产精英下移到群众，工人运动从经济最兴隆处迸发，资产阶级从财富顶端跌落，民族主义挥舞着国旗向右走去，新女性挣出黑暗现身历史，大众艺术完成了前卫人士志在促成的文化革命，科学革命瓦解了确定稳固的宇宙真理。古帝国掀起革命巨浪，新帝国笼罩战争阴霾。 1914年，一场早已预见却无力阻止的世界大战，带来了极端的年代。 ----------------------------------------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简介：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套装共4册）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全面展现了从1789年至1991年的世界历史。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中文版最新修订出版，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术不应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历时几十年时间写就了这套面向普罗大众、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在学者热衷于为大众“制造困惑”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始终直面现实，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饶有趣味的写作方式，使这四部最高等级的学术著作能为普通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历史畅销书。 “年代四部曲”全面梳理由法国大革命至冷战结束的世界历史重要脉络，它们在全球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前三部讲述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发展。《极端的年代》的主题则是20世纪的危机。 自出版以来，“年代四部曲”不断再版重印，已成为简明而深刻的历史叙述的经典，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只有返观过去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对“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读者”而言，这是一套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 ------------------------------------------------------------------- 编辑推荐： 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巴西前总统卢拉 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观察家》 ★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最重要的代表作，历30余年而成的心血巨著。 ★从1789年到1991年，从法国大革命到冷战结束，全面展现200多年以来现代世界的巨变进程，被赞誉为一套“无与伦比”、“史诗般的”、“殿堂级的历史杰作”。 ★“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卓越的叙事技巧”完美结合，简洁、生动、优雅并极具洞察力，普通读者了解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 ★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畅销的经典名著。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等国家元首，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入选英国《卫报》“有史以来100部最伟大的非虚构图书”、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独立报》《观察家》《新共和》《新政治家》《出版商周刊》等近百家欧美权威媒体一致推荐。 ★霍布斯鲍姆逝世一周年之际，中文版获全球独家授权，根据最新英文版本审校修订，由中信出版社重磅推出，使得这套世界史学名著在中国得以完整呈现。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圳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20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极端的年代》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1914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19世纪。尽管我在研究20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20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1914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20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为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为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到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皇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皇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了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一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年7月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一个半多世纪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现代世界思想乐章的重要主题之一，由于它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而成为20世纪历史上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在某些时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存在。本书收集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1956—2009年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所写的许多作品，实质上是对马克思（和不可分开的恩格斯）思想发展及其后世影响的研究。希望本书的出版会帮助读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在21世纪将会拥有何种未来的问题。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提供了一种迷人的、有洞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影响：从对贵格会运动到马基雅维利，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中的渊源。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核心文本，从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再到《共产党宣言》一一进行了考察，并对过去30年来退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出色、深刻、有力且广泛的研究，《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示出：马克思是我们这一世纪的思想家，就像他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家一样。

《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内容简介：在这本以政治议题为主的研究集中，作者著名左派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选择将焦点放在五个今日特别需要我们去厘清思考的领域：一、“战争与和平”这个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二、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三、民族主义的本质和变化脉络；四，自由民主的前景；五、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上演这五大问题的世界场景，由两项紧密相关的发展所主导：一是人类藉由科技和经济活动来改变地球的能力变得无比巨大且持续加速：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这两大发展中的第一项，到目前为止并未对政治决策者造成重大冲击。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依旧是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变暖的危机，政府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也就是把世界当成互联活动的单一单位，不受地域界限的阻碍——对政治和文化造成深远冲击，尤其是在当前这种不受控制的全球性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收录的文章并未特别讨论全球化的课题，主要是因为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政治是实际上较未受到全球化影响的领域之一。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九十一歲的歷史學家，他的生命長度幾乎等同於「恐怖的」二十世紀。雖然如此，他自己也誠實地說：個人的生活經驗其實與二十世紀的許多恐怖事件之間，存有明顯的矛盾，因為至少一般人的生活仍講得出好笑話。 身為一位歷史學家，而不是小說家，他的筆觸充滿熱情卻不煽情，敘事方式叼叼絮絮卻不試圖勾勒一個戲劇化的人生，或者特意營造某種感染力。可是跟隨他信手拈來的吉光片羽，才發現他側面認識了許多影響二十世紀發展的重要人物不論是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社會行動方面。他也許不是某個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卻在某種機緣下近身觀察，加上身為歷史學家對文獻的嫻熟掌握，幫助他速描事件中人們的處境，以及每個世代、每個地區的變動痕跡，讓我們體會「那些年代、那些人、那些事」。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平凡的人生，但不只是「他的」人生是一個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人生。

内容简介： 《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离世前的最后力作。 霍布斯鲍姆的全局观念以及从纷乱的历史碎片中厘清轮廓的能力是惊人的。在《断裂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考察了20世纪文化和各式各样新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从共产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到达达主义，再到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现代世界史，以其特有的神韵，描绘出了20世纪的筋骨与血肉。 他始终满怀热情，从不故作感伤，自由无碍地广泛论及诸如古典音乐、美术、摇滚乐、雕塑等众多议题；他记录“自由知识分子”黄金时代的逝去，讲述被遗忘的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分析艺术和极权主义的关系，并剖析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超现实主义、新艺术运动、妇女解放，和美国牛仔的神话。 霍布斯鲍姆的这部遗世之作，依然充满了独特的智慧。他告诉我们，“文化并不是人们根据各自的品味为自身提供需求的超市”，“随着政治的民主化，权力日益成为公共剧院”……霍布斯鲍姆流泻笔端的天赋和力量实在是至死犹存。 看点: 1．《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离世前的最后力作，是最能体现霍布斯鲍姆观点和情感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思想遗嘱。 2．《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将世界主义的历史叙述和优雅文笔的完美结合，是理解现代世界史和文化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任何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的读者，都会在这本书中获得阅读的惊喜。 3．2012年逝世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托尼·布莱尔、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汪晖、熊培云、雷颐、吴晓波等对其推崇备至，都曾撰文致敬推荐。 4．《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独立报》《观察家》《新共和》《新政治家》等世界权威媒体一致好评推荐。 这是一个失去方向感的时代。在新千年之初，这个时代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比我一生所经历还要多的困惑，漫无目的地迎接未知的前路。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媒体评价：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英国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作者 托尼•朱特（Tony Judt） 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奴隶……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作为在欧洲近代史领域耕耘了40年的学者，在阅读《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这部霍氏遗作时，我还是能体会到“这本书的每一页上几乎都有新东西”。……霍布斯鲍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要归因于他对一切事物的无尽好奇心，以及他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世界主义大都市的成长经历。 ——著名历史学家、《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倍受鼓舞。 ——著名经济史学家、《国富国穷》作者 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 与这位瘦削的老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睿智而心思缜密。 ——英国新锐历史学家、工党下院议员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微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无人能出其右。 ——《卫报》（Guardian） 《断裂的年代》是一部关于失败的作品集：权力的失败、艺术的失败、现代性的失败……涉猎广泛，涵盖了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美国牛仔的魅力等。同时书中穿插着霍布斯鲍姆对宗教信仰复兴的深思熟虑，及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严肃思考。 ——《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对于最后的论著，霍布斯鲍姆将其命名为《断裂的年代》，揭示了该书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受多重矛盾围扰的世界及受“认同危机”困扰的社会的探究。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