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命以载史:20世纪前期德钦政治的历史民族志》，作者试图说明，在地方与国家相互碰撞的过程中，地方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更多地是包容，并努力地接受随之而来的陌生事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维系着地方长久以来的势力格局。 这是发生在地处滇、川、藏三省交界的德钦小镇上的两个地方“大人物”的生命史。作者基于实际田野调查，同时利用地方文献、口述资料，以及当地的民间歌谣，勾勒出禾尚忠和海正涛在德钦的活动主线，并通过对二人人生历程的复原，再现了清末民国年间这一边陲地区的风云变幻。

本书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并阐释了泉州在宋元时代文化多元主义影响下迅速发展，以及明清以来泉州在本土主义意识形态及世界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出现的权力、经济与文化的转型。

在贵州省东南部的崇山峻岭间，一江清水静静流过，这就是沅水上游主要支流清水江。构成清水江流淌故事最精彩篇章的，可能是清代以来满江漂流的木材带出的喧嚣与繁华；零星的文献记载和至今仍在流传的一些故事中，展开的也正是一幅围绕木材之流动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历史图景。本书试图撷取其中主要片断，大致勾勒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木材之流动过程。 　　清水江木材之流动，背后实际上是整个流域不同人群在不同时空中演绎出的不同故事。作为一项区域史的研究，本书希望可以围绕这些故事的渐次展开。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基本过程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依赖和通过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地域化的理解和做出历史性的解释。

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收录了作者探讨闽台传统社会的16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乡族组织与共有经济、家庭结构与宗族组织、民间信仰与仪式传统、地方行政与社会转型四个专题。这些论文的共同主题，在于通过考察明清时代的乡族组织与地方政治，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在“经典”形式的文化史（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遭受质疑以来，文化史领域新见迭出，在研究对象、主题、视角、方法乃至研究者本身等方面都日益多样化。 著名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在《文化史的风景》中撷取了若干独具特色的研究主题——如社会记忆的历史、梦的历史、心态史，甚至玩笑和姿态的历史——进行细致描绘之余，对文化史的传统、问题、潜力与趋势也做出了总体的反思。他认为，尽管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法，但“经典”形式之后尚未出现新的“正统”，文化史研究门派繁多，呈现出一幅“众声喧哗”的景象。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探讨了中国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间诸神是否为现实官僚的投影。作者以宋、元时期源于江西抚州华盖山的三仙信仰、道教天心派为例，穿梭于古今之间，融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为一体，既提供了一幅宋、元时期抚州地方宗教实践的真实图景，又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人眼中的神祗有两种模式——官僚模式与个人模式，也就是书中所说的“道”与“庶道”。信众固然会将神祗当作官员，但更常见的是以个人化方式向神祗祈求、许愿。神祗是官僚还是个人化的保护者，一直取决于信奉者、陈述者在何种语境，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我在2001—2002学年的时候，因参与柏林科学讲座而逗留柏林期间产生的。在哈伦湖畔举行的那期讲座，气氛很是促人思考，而且富有跨学科挑战的特色。那种挑战性不仅给人带来了许多启发，而且还在理智上给人留下了某种没有核心的感觉。与会专家运用的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专业语言，表现出科学之不统一当时每天都能体验到这种不统一。面对这种无法一目了然的局面，你该怎么办呢？难道你该重新退回自己学科的象牙塔里，以便在跨学科的混乱一团之中标明自己的明确立场？抑或你该冒着这样一种危险，就是可能给别人留下自己仿佛是个无忧无虑的科学百科业余爱好者似的，对一切都感兴趣？我曾试图避免做出这种非此则彼的选择，不过却明确地侧重了扩大我的视野。假如没有我在那年获得的种种启发和鼓励，我是根本写不成这本书的（从一个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涉足了许多不同的新领域）。因此，我想首先感谢那次柏林科学讲座。 2002年秋，我到了我在跨学科迷宫里从事科学活动的第二站，即设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是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尔和米夏埃尔•哈格纳两位先生邀请我去的。所以我要感谢他们。我在那里工作期间，跟彼得•舍特勒尔先生进行的多次讨论，对我构想本书也十分重要。关于史学和大脑研究之间关联的初步思考，则是2003年春，我在柏林的马克•布洛赫中心的一次报告中提出的。在2003—2004学年的冬季学期，我享受了一次教授休假，并在巴黎的人文科学院逗留了一段时间。事实证明，那对我写作此书是一次极好的推动和促进。莫里斯•埃玛尔的邀请，把我从本国行政式的大学教学科研活动中解脱出来，再次为我提供了不受干扰地专事写作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跟好几位法国的史学家进行了交谈，特别是萨比娜•洛里加女士和该科学院研究员彼得•贝克尔先生，从而在这个课题上为我打开了新的眼界。 在澄清各种问题方面，埃贝哈德•奥尔特兰德）、多丽丝•考夫曼和瓦伦丁•格勒布纳，都曾是我的在行的谈话伙伴。另外，我从《历史人类学》杂志的编者同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给我启发的还有达维德•古格里）、米夏埃尔•哈格纳、米夏埃尔•汉佩和菲利普•萨拉赞，他们都是跟我一起在知识史研究中心（Competenc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工作的同事。这个中心是苏黎世大学和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共同组建的一个机构，作为两校的合作项目。我们的这些讨论表明，历史人类学这种东西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题目，在这个题目里，许多现实性的争议层见叠出；而这些讨论，也展现了不少理论上的分歧。凡是我跟他们讨论过我这本书的那些人，都给我出过许多点子，只是我在书中并未专门标出是谁贡献的想法罢了；不过全书的论证线索，以及书中未予论述或仍未论述明白的问题，则全由笔者个人负责。在本书定稿的最后阶段，我很信赖出版社专心致志的编审部；此外还有阿里亚娜•温克勒女士，她在审阅我的书稿时不仅表现了形式上的一丝不苟，而且还证明她在内容方面也是在行的。 我在撰写此书期间，尤其是我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专事写作的那段时日里，真是如同不畏艰险地在崎岖不明的哲学思维小路上攀援摸索一样。多亏西蒙娜•马伦霍尔茨总是给我提供许多充满思想火花的点拨，才多次把我带回到坚实的思维道路上来。要不然的话，这部论及一个无边无际的课题的手稿怕是永远也完成不了。特向她专门致谢。 目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Ⅰ 鸣谢/1 第一章 绪论：人类学的混沌状态/1 第一节虚拟世界里的食人者/1 第二节定义与分类/4 第三节问题与命题/10 第四节目的与结构/15 第二章 从启蒙运动时期的惊诧到1900年前后的危机意识/27 第一节历史学与人学/27 题外话：“机器先生”——拉美特利/30 第二节人类学与种族分类/33 题外话：福柯对人类学“睡眠”的批判/37 第三节世纪末的史学危机 /39 第四节体质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41 第三章 20世纪的历史学与人类学/53 第一节来自法国的革新：年鉴派史学家/54 第二节欧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径/61 第三节历史人类学在德国的发展趋势与论争 /63 第四节单页插图？档案馆里的田野考察与田野 考察时的寻踪觅迹/68 第四章 历史人类学的问题与视角/83 第一节“具体的人”是虚构吗？/83 第二节微观史学与行为理论/86 第三节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以及“等级游戏”/93 第四节日常、习惯、重复结构：稳定与演变/99 第五节肉体体验与身体技术/102 第五章 从自然科学研究看人/119 第一节关于“尚未确定的动物”的若干论断/119 第二节社会生物学的归纳与进化论的普遍化/123 第三节大脑里的文化：神经学认识 /127 第四节有限理性与日常启发学/131 第五节跨学科对话的问题与机遇/134 第六章 历史与对称人类学/147 第一节 循环性与相互作用/148 第二节 劳动与媒介：制造工具的动物之作为符号动物/150 题外话：文字之作为传播媒介和人类实践/154 第三节 信息论、控制论人类学、技术/156 第四节 理解的可能与局限/159 结 语 “理性的人”/169 参考文献/175 译者附语/227

这是一本以“土著观点”(native point of view)撰写而成的历史作品，作者透过云南大理区域史的研究。揭示“前中国帝制”时期边陲地区多元文化的历史景深。书中以丰富的地方性文献——包括图卷、雕刻、佛教经典、传说、墓志铭、家谱以及地方野史及碑刻等材料——从传说中的男女祖先、观音信仰、佛教仪式专家与贵族集团等不同的角度，重构西南地区的历史．并以此勾勒出西南人群如何透过虚拟的祖源传说、联姻关系与佛教经典正统。建立了以多元社群为基础的社会。 本书立足边陲社会内在的视野，采用细致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我们跨越中国王权的既定概念来思考边陲社会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富有地方历史逻辑的文化模式。

作者围绕“历史心性”这一关键词，从与“核心典范”相对的“边缘异例”入手，深入探索发生在边缘的的不寻常现象，对断裂、失忆等异例作情景化的诠释。通过分析羌族、藏族等“异类”历史中的血缘、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原及其周边的 “弟兄祖先故事”，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的华夏边缘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羌在汉藏之间》等书讨论的延续与拓展。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本书继承了傅衣凌社会史学派的传统，尝试借助“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方法，将风水习俗视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系统和民众的生活方式，进而较系统地思考风水文化事象与近世乡土社会的认同、分类意识，以及社会文化秩序整合的关联问题，并“再现”风水的知识与观念在长时段乡土变迁中所创造的文化图像和生活场景。作者亦将有关风水知识、观念和信仰的叙述置于中国思想史的大背景之中，反思神秘的风水文化与中国“连续性文明 ”的内在联系，以呈现近世以来乡土社会的宇宙观念、信仰和思想世界的实态相。除绪论和余论外，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从福建地区移民的开发进程的社会大背景中，宏观考察风水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在中国东南地区，风水观念、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底色，与移居汉人聚居的习惯和注重神灵祭祀的传统具有亲缘关系。在走向“土著化”过程中，移居汉人借助风水观念、信仰，有效地改变了当地土著“尚巫机鬼”的原声音频，完成了“因土成俗”的意义转换，确立了在地意识或诸野意识。随着聚居形态的发展和人地矛盾的加剧，乡族意识也得以在乡土社会中滋生、勃兴，从而加剧了有限的风水象征资本的争夺，并深刻地影响着地域的民间信仰形态。 第二章：描述两大风水流派在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地域扩展进程中相抗而又兼容的总体态势，从中呈现风水在区域信仰情态中的文化意义。该部分结合社会史和数术史，尝试对两大流派的观念系谱特质及人文意义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反思两大流派如何在“信仰化”的实践中达成“在地化”的文化表述，从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风水知识和风水认知。本章也尝试“换位研究”，让民间风水专家与研究者进行“对话”，以把握风水专家在社会变迁中总体的文化态度和价值判断。风水流派意识在民间走向模糊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的神灵与祭祀传统具有顽强的渗透力。 第三、四章：从构成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文化网络之环的通书、灵签、安镇符咒、竖造及丧葬仪式、乩示文本等人手，细部地探寻普遍意义上的风水知识、观念的乡土社会记忆是何以可能的，即分析风水知识、观念如何借助相关的巫术一宗教仪式，逐步“深耕化”为一种民俗信仰，从而成为民众 “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各类与风水相关的仪式行为，是乡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聚态反映。风水知识、观念为乡土社会所承认、接受并转变为民俗信仰的过程，乃是一种价值转换及意义再生的过程。在传统礼教或祭祀观念“ 以家达乡”过程中，风水先生、择日师、礼生等充分扮演着“文化媒人”角色，甚至是第一媒介者。 第五章：分析了风水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士绅阶层的文化空间构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考察士绅之有意识的风水实践和风水表述，藉以省思风水知识、观念何以成为一种沟通精英与俗民、王朝(国家)与社会的文化桥梁，进而影响地方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方式。士绅阶层是一个积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文化群体，他们在将风水知识、观念内化为自身的信仰之际，也将之意识形态化，以使区域的公共或私人场域充盈着自身所赋予的意义与价值。“义”(理)字只是一种带有表演成分的集体表像，“利”(欲)字才真实地书写着士绅的灵魂。 第六章：借助契约文书及典型的家族个案，细部地剖析风水观念、信仰与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的秩序整合和家族发展的关联问题。近世以来的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模式部分地受到了风水观念图式的制约和安排，从而在“破坏/整合”的向力之中维持其动态的平衡。风水观念、信仰为家族或房派及乡族势力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一套圆融自足的文化解释机制。祖墓、祠堂风水的象征营造与“房/家族”的系谱模式和功能形态有着内在的关系。风水术本身的房分差别理论以及家族与房之间天然存在着的“凝聚/分裂”张力，参与塑造了祖墓或祠堂的风水崇拜的“箭垛化”效应。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非中国”，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若要成其社会，成其文化，则都必定有其超越自我且内在于自我的他者存在。 本书是一篇扩大式论文，虽带有人文色彩但系属社会科学反思之作，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世界活动与他者观念，触古及今，去非考证或史学之作。 本书又可谓某种学术史，但又致力于呈现中国古代“西方学”的演变阶段。

一曲由不同的乐器分别奏出不同的音符合成的学术的奏鸣曲。 ……在共享问题意识的前提下围绕刘志伟及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华南研究展开，意在使华南研究的群体成果可以跨出历史学界，让更多领域的人得到共享。 ……在思想史研究中对如何透过文献的词汇概念触摸它背后的历史脉动的摸索和知识感觉。对谈内容涉及如何表述活的历史，如何区别动态历史与静态历史，如何推进关于普遍性论述的再思考，在特殊性之中而不是个别性之上建立“形而下之理”。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包含《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制作历史”的反思》等，侧重从历史的边缘与社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来反思以往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缺憾，从底层与微观的角度透视欧洲历史的多种可能，关注的是不同文化空间的人（即他者）怎样思考时间和记忆（即历史）。空间怎样为时间塑形，时间如何赋予文化颜色和声调。文化怎样决定记忆的密度，记忆又如何定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等问题。作为西方人类学最前沿的课题，《他者的历史》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考量史学本身，显示了人类学再次思考历史思维及研究方法的努力，无疑给中国学界以重要启示。

《历史之岛》以夏威夷群岛历史史料为根基，以“库克船长”和“毛利人的英雄人物霍尼海克的神话”等为例，阐述了其历史文化、社会变革、政治制度等。《历史之岛》忠实、详尽地考察了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毛利人、斐济人、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社会、王权、宗教、禁忌等观念与现象，并具体描述了欧洲入侵者进入夏威夷诸岛后所发生的抵抗、冲突、交往、贸易、政治等各重大事件。

1572年8月18日，巴黎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亨利•德•纳瓦尔结为连理。这场婚礼本应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和解的象征。然而，就在婚礼后的第六天，法国国王的御前会议一声令下，胡格诺派的首领被当即处决。随后，天主教徒又对新教徒展开大屠杀，亡者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皆成为刀下亡魂…… 从一场象征着和解的婚礼到一场极端暴力的屠戮，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对胡格诺派数位领袖的“预防性处决”如何演变升级为一场波及全法的大屠杀？法国国王、太后、吉斯家族、西班牙国王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对于这些由来已久的谜团，阿莱特•茹阿纳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既不是卡特琳娜•美第奇的诡计，也不是西班牙策划的阴谋，更非出于法国国王清剿新教徒的意愿。查理九世当时认为王权受到极大威胁，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他决定采用特别的司法程序。而在他被迫使用这种极端解决方案的同时，他实际上确立了国家理性的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彼时尚未形成理论。 大屠杀的悲剧在法国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引发了人们对王权的根基与界限、以及不服从的合法性的思考，同时也令人深思宗教分裂对王国传统造成的弊害。但是，从政治上恢复王国传统的愿望却遭遇到反击，对国王的过度神圣化打开了波旁王朝通向绝对主义的大门。 本书荣获法国第八届基佐奖、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2014年度J.拉塞尔•梅杰奖（J. Russell Major Prize）。”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的农民，几乎就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拥有马丁·盖尔的身份、财产和妻子。当马丁·盖尔现身，一切都改变了。四百多年来，这个传奇故事一再被讲述，甚至被搬上舞台和银幕。娜塔莉·戴维斯在担任同名法国电影的历史顾问之后，又进一步去探求历史真相，凭借她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和栩栩如生的叙述技巧，写下了这本新文化史学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