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是探索史学发展新路的连续出版物，已出版三卷。本卷旨在对“约定俗成”、业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近代知识进行审视：近代知识如何“约定”？如何“俗成”？这类约定俗成在近代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而言，本卷涉及三个有关近代知识的问题，第一，“近代知识”是以何种方式被叙述或呈现的？第二，“传统知识”在面对“近代知识”时，作出了何种自我变通？第三，当一种制度、概念、生活方式或改头换面、或原封不动（此种情形仅限于“器物”层次）地被接受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些便成为人们思想观念里、或者是社会生活中的新“传统”。这些新传统是如何形成的？收入本卷的9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

本书收录梁启超在光绪壬寅（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此次整理，本着兼顾原刊本及校录本的原则，按照四种著述的具体版本情况选择底本： 《中国史叙论》内分八节，原载1901年9月3日、13日出版的《清议报》第90、91册，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并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其中，署名“下河边半五郎”编辑并发行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所载版本，时代较早，且经过校勘，较为可靠。本次校订，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为底本，参校《清议报》及《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本。 《新史学》共六篇，最初分刊于1902年2月至11月《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号，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并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此次校点，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所载为底本，参校《新民丛报》及《饮冰室合集》本。各篇次序，按《合集》本排列。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拟分十六章，1902年大体完成第一至六章，分刊该年3至12月《新民丛报》第3、4、5、7、9、12、16、18、21、22各号；1904年补写第八章，续载于同年9至12月《新民丛报》第53、54、55、58号。因此，1903-04年间所出各种《饮冰室文集》（包括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都仅收录前六章，1905年广智书局出版《（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始收全，《饮冰室合集》录入《文集》之七。1925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为该部著作首个单行本，但多有讹漏。此次校点，以《新民丛报》所载为底本，以《（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史》所录为参校本。 《中国地理大势论》，原载1902年4至6月《新民丛报》第6、8、9号，后收入多种《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收入《文集》之十。本次校订，以下河边半五郎《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所载为底本，参校《新民丛报》及《饮冰室合集》本。 具体校订凡例如下： 1、底本无误者，参校本有异同，一般亦不出校记。 2、底本及参校本皆误者，直接在文中修正：拟改之字以［　］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衍字以｛　｝表示。明显错字、借字，如“已”、“己”、“巳”混用，“很”作“狠”，“著”作“箸”之类，径行在文中改正。 3、参考底本所用标点、句读，转换为现行标点符号；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 4、梁氏征引前人著作，或转引他书，或仅凭记忆，或隐括大意，与原著字句往往相异。为存梁氏著作风格，除非影响文义或出现知识性错误之处，其他引文与原书字句出入者，一般不加校改。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一社会史一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布罗代尔是孤独者，也是众人膜拜的对象。说其孤独，是因其强调要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分割，实行一个普遍的大联合，但时至今日，似乎还不够成功；说其风骚，那是因为他太过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让人难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冲力。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而且超越了学科本身，对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布罗代尔爆冷门，美国历史学领袖之一——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加莱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觉得挺高兴，但也并非全无微词。虽然他承认该书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技巧之间并不平衡。马丁利对布罗代尔对“传统史学”的描述以及布氏对“新（‘势不可挡的法国的’史学”的赞美略微有点恼怒，他发现第三部分（最明显地接近传统的，但对他而言也许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马马虎虎的”。此外，布罗代尔让法国人直面他首选的地域，该意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布罗代尔通过夸张那被推断描绘和强制延伸出来的“潮湿的撒哈拉荒野”，“轻视了”这个“大海本身”。作为费弗尔的门徒，布罗代尔对航运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来人被迫“修正（他的）许多结论”（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们对布罗代尔的杰作回应极少。和他的同事贝林一样，哈佛大学的知识史专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这种否定。他认为该书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费弗尔计划（Bloch-Febvre project），断然拒绝接受它；这本书因为“枝蔓横生没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线索”，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对欧洲史研究没有重大的影响（Hughes，1968：58）。……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近代知识的“非自明性”问题成为国际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联，围绕近代知识的建构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文本比较研究，可谓最受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呼应历史学的这一新趋向，以概念?文本研究为中心，收录了以下四组论文： 第一组题为“概念的空间”，收录的论文分别考察了“东洋”、“亚洲”、“自由”概念的生成和语义转变问题；第二组题为“文本政治学”，收录的论文分别涉及《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的汉译和文本流传问题，以及汉文佛典《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而明清修志局内围绕如何编纂地方志的分歧，则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第三组题为“历史学的田野”，承接第一卷的主旨，收录了诠释“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的论文；第四组题为“方法的尺度”，收录中外学者讨论中国历史叙述问题的理论文章。

《制造路易十四》着力于路易十四公众形象的制作、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行文流畅、插图丰富，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文化领域的上乘之作。 本书全面论述了17世纪的形象制造者如何推销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识形态、宣传广告、操纵民意来包装君主，清晰地呈现了权利与艺术的互动关系。透过作者比较文化的精辟观点，读者定能对现今的媒体包装机制有另一番解读与省察。

本书系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的代表作，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本书于 1920年代由何炳松译成中文，何氏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硅”。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本书汇集8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从他们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后现代、文学界的“问题意识”等命题进行阐述，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旨在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独立”途中的变奏、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文字何以成狱等。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本辑《新史学》正是以此为题展开，收录相关海内外学者论述。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历史研究的观念和手段却与日俱进。本书据著者近年在北大等校的讲演写成，阐述并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研究的种种趋新的倾向，意在：一、突破“大写历史”的理念和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中心的方式；二、注重以往史家所忽略的“边缘”层面，提倡“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的研究；三、倡导“记忆研究”，将普通人对过去的口述回忆纳入历史研究；四、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尝试全球史的写作，以求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拾、重建史家叙述历史演变、诠释历史走向的传统。

A survey of popular culture in 16th century Italy. Ginzburg’s study The Cheese &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first published in 1976, is one of those fascinating micro-histories which explores the remote lives of unknown and forgotten people. The story of Menocchio is one of a peasant life of obscurity but also one of strange and powerful ideas – confused and half-baked even – but powerful enough to bring him into conflict with the Inquisition and thereafter to the final purgatorial flames. “I have said that, in my opinion, all was chaos … and out of that bulk a mass formed – just as cheese is made out of milk – and worms appeared in it, and these were the angels, and among that number of angels, there was also God, he too having been created out of that mass at the same time ….” This was Menocchio’s own version of Genesis, recounted at his first interrogation: it has perhap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modern chaos theory. Sadly, the inquisitors did not appreciate the idea that God might have started out as a worm in a primordial curd. Nonetheless, this was Menocchio’s oft-repeated explanation, one he never recanted. More than an independent mind, Menocchio’s was a rebel spirit, harshly critical of Church and clergy and determined to have his say. His ‘learning’ was a fascinating hotch-potch of superstition, oral tradition, ‘strong’ ideas, misunderstood reading, peasant radicalism, paganism and ‘cottage cheese cosmology’. Ginzburg’s book details the patient mechanism of the Inquisition in Counter Reformation Italy as it sought to eradicate suspected heresy and heretical groups rather in the same way that Stalin suspected counter-revolution everywhere. Brun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written; Menocchio burned for the books he had misunderstood. Both burnings demonstrat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truth of the old adage; a little learning can be a dangerous thing. Menocchio’s roasting generated more heat than light but at least it did not contradict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Today in Montereale the visitor will find the Domenico Scandella Social Centre. In the piazza there is a monument in the form of a large wheel of cheese with one slice missing. Our heretic has become a hero. Stephen Dedalus said of Bruno that, heretic or not, ‘he was terribly burnt’; so was the poor miller from Friuli.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套装上下册)》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一部在梁启超之后尝试展现当代”新史学”全貌的文粹，一部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讨框架而策划的论文集著，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一部集萃了九大学科顶尖学者探究历史新型范式的长卷!

选编自《研究历史》和《新史学》。这两部书是法国史学在1970年代对自身发展所做的阶段性总结的产物。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新史学》，本书作者浙江金华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历史学与政治学，1916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暨南大学校长，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书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一伯克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帕拉蕾丝一伯克在与九位引领了这场运动的学者的对话中，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在一系列的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别的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帕拉蕾丝一伯克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会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探究了历史学家们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背景，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结果就是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它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会具有吸引力。 在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名声显赫的学者和一位敏锐的巴西提问者之间的这一系列对话。对于文化史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而言，是再好不过的入门书了。这位提问者具有一种杰出的能力，从她的对话人那儿套取极有意义的东西，让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并未远去的背影》基本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民国时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人与事，其实都扑朔迷离，真面目始终不为人知.过去的“定论”，显然已不足为信。《并未远去的背影》所收文章，则意在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比起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并未远去的背影》更注重对旧资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利用内地公开出版的有关文献，利用从中南海里出来的各种书籍，对那些旧人旧事做出新的更符合真相的解说，是《并未远去的背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