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包括了西方有关个体自我的一些观念、社会个体性的观念、自我的文化形成与历史形成、莱恩论分裂的自我与分裂的身体、作为认同与展演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社会饱和与饱和自我等内容。

How much of our fate is tied to the status o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How much does this influence our children? More than we wish to believe. While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rigid class structures have eroded in favor of greater social equality, The Son Also Rises proves that movement on the social ladder has changed little over eight centuries. Using a novel technique--tracking family names over generations to measure social mobility across countries and periods--renowned economic historian Gregory Clark reveals that mobility rates are lower than conventionally estimated, do not vary across societies, and are resistant to social policies.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se patterns are driven by strong inheritance of abilities and lineage does not beget unwarranted advantage. The bad news is that much of our fate is predictable from lineage. Clark argues that since a greater part of our place in the world is predetermined, we must avoid creating winner-take-all societies. Clark examines and compares surnames in such diverse cases as modern Sweden,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Qing Dynasty China. He demonstrates how fate is determined by ancestry and that almost all societies--as different as the modern United States, Communist China, and modern Japan--have similarly low social mobility rates. These figures are impervious to institutions, and it takes hundreds of years for descendants to shake of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ir ancestors. For these reasons, Clark contends that societies should act to limit the disparities in rewards between those of high and low social rank. Challenging popular assumptions about mobility and revealing the deeply entrenched force of inherited advantage, The Son Also Rises is sure to prompt intense debate for years to come.

E.E.埃文恩-普里查德是一位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著述丰厚、影响广深的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1937年首次出版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是他基于1926年到，1930年期间三次累积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第一部田野志专著。该著作与他于1940年发表的《努尔人——对尼易河流域一族群生计方式与政治制度魄描述》后来都被视为代表他所处时代的人类学经典之作。他也因此被后人视为现代社会人类学奠基人之一。商务印书馆出版《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中译本，无疑将有助于学人在对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学术建树有更多了解的同时，也对在我国仍处于潜学地位的人类学，和上个世纪中叶欧美人类学研究及其学理发展脉络有更深的认识。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对东西方社会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这是学术史上值得“大笔特书”的公案。《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另辟蹊径，将天主教的传播问题置于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历史学的文献分析，力图重建17—19世纪天主教在闽东福安的传播历史；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地方官府、宗族与乡村教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

简介： 本书梳理了现代初期的三百年间人对自然界的情感、态度与认识上的变化。在理性与科技的启蒙中，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被逐渐清除，自然与人类之间历史悠久的感应观念随之断裂。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工业化的深入，一种非功利地对待自然的新态度、新感觉逐渐发展起来，人类热爱自然的审美情感和道德诉求与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在冲突中演进。 本书努力再现往昔的观念世界，引证史料丰富具体，涉及许多科学家、文学家和其他人物，并大量引用诗歌和文学资料，为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的轨迹打开了一扇窗。 导读： 它不仅会吸引社会史学者，而且会吸引任何关心……“我们的文化遗产”者。 ——约翰·凯尼恩，《观察家报》 内容丰富翔实……穿过最迷人的曲折小径回到我们环境观念的基点。 ——罗纳德·布莱思，《卫报》 托马斯先生具有精当运用引文的天赋，在他的书中可以听到一千多种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序　言 与专注于案牍的多数历史学家不同，G. M. 特里维廉钟情于室外与乡村。在他晚年，有传闻说，午餐后，他带着毫无防备的客人们去散步，结果一走就走了三十英里；他年轻时就特别喜好运动，活力四射。“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在大切维厄特山的山顶，追踪狐狸的脚步跑在苔藓覆盖的沼地间，两个王国尽收眼底，”他写道，“这样开始新的一年真不赖。”1 沃林顿位于诺森伯兰郡，是特里维廉家园，现在是国民信托的财产。在那儿，他家从前的用人还记得他，因为他每年都回来打猎。 二十世纪初期，追求乡村消闲是特里维廉所属的英国上层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那位法罗顿的格雷勋爵（Grey of Fallondon，英国外交官）就是如此，挚爱钓鱼、观鸟。特里维廉为他书写传记。英国中部产业家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 Baldwin，曾任英国首相）也以此为乐，他任命特里维廉为剑桥的钦定讲座教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贵族的根基在乡村，因为严重资本化的农业是他们财富的基础。经营农场与房地产是这个阶层的主要兴趣。他们热衷于乡村体育运动；对狗和马宠爱有加，往往有非常渊博的博物学知识；他们自觉地设计了乡村景观，既可供娱乐也可以带来利益。沃林顿本来依靠布莱克茨（Blacketts）家族煤矿的财富建起来，但是它反映了主人热爱大自然的情致。这里有一个上等的图书馆和两张桌子，特里维廉的叔祖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就在这里书写了《英国历史》。他的父亲乔治·奥托·特里维廉（George Otto Trevelyan）创作了历史著作《美国革命》。除了图书馆，它还有按照查尔斯·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风格设计的空地，凯珀比利悌·布朗（Capibility Brown）设计的湖，一个争奇斗艳的花园；另有鸟的标本、博物学书籍、以及有关花卉的油画。 对于乡村的情感，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不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人群。在第一个工业国家里，许许多多的人身上都有这种情愫。早在十八世纪后期，旅居国外的英国游子们就开始表达他们特有的思乡之情，以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英国作家）为例，1787年，他躺在葡萄牙的旅馆里，“对英国乡村的思念彻夜萦绕于怀”。2 随着工厂大量增加，城市居民的思乡之情被投射在了小小花园、宠物、苏格兰和湖区的度假中，反映在对野花的兴趣，对鸟的关注，对乡下周末小屋的梦想之中。今天，那些饱含自觉意识的“田园”作家深受欢迎，经久不衰，就是很好的证明。从十七世纪的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到二十世纪的詹姆士·赫里奥特（James Herriot），这些作家长久保存了乡村淳朴的神话。无论对自然与乡村的神往是否果真为英国特有，英国城里人长久以来无疑是喜欢这么怀想的；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文学与文化生活都表现了深刻的反城市倾向。3 G. M. 特里维廉对原始自然的感情要比这些对乡村模糊的渴望深刻得多。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931年作的高德利（Rickman Godlee）讲座——题为《自然美的召唤与宣言》，最为酣畅有力。在这部作品中，他哀悼被侵蚀的英国乡村，呼应他最敬重的华兹华斯的声音，宣告人类精神生活离不开自然景观。特里维廉的观点透着深深的悲观态度。他认为，直到十八世纪末，人类的工作仅仅是为自然的美丽添砖加瓦；自此以后，便迅速退化。一般的经济环境已经不能产生美感，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保护没有被破坏的一切。作为国民信托的一位活跃成员与捐助人，他指望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英国“所有可爱而幽静的土地”。他提出应该保存原有的自然条件。不接触原始自然，英国人的精神就会消亡。4 几百年以前，如果提出阻止而不是激励人类开垦土地的思想，那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如果不砍伐森林，清出空地；如果不开垦土地，不将荒野景观改造成人类居住地，那么文明如何发展？国王和大地主们可能会将森林和公园保留下来，用作打猎与木材供应地。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把未开垦的山丘人工保护起来，就像设立不能猎食野生鸟兽的保护区一样荒诞可笑。人类的工作，用《创世记》的话语（1:28）说，就是“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扫平森林、耕耘土地、赶走猛兽、杀死毒虫、铲除荆棘、排干沼泽。农业之于土地犹如烹饪之于生肉。它把自然转变为文化。土地未被开垦就意味着人还未被开化。当十七世纪英国人移居到麻省时，他们占领印第安人土地的部分理由就是：那些自己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人们也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5* *同样论点在爱尔兰也有所体现。1610年，John Davies认为，土著爱尔兰人没能够开发利用土地；“因此，让如此肥沃的土地像荒野一样的闲置浪费，既有悖于基督教方针，也不符合良知”；Historical Tracts by Sir John Davies（1786）, 288。如果英国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后期没有发生深刻的情感转变（本书将对其某些方面进行探究），人们不可能接受特里维廉保护原始景观的热情，也不可能接受他认为未开发的自然具有疗愈功能的信念。人们通常认为关注自然环境，忧虑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近才兴起的。例如，阿什比勋爵（Ashby，20世纪英国植物学家）提到，在过去一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变，而另一位评论家则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情感革命”。6 如今，人们一打开报纸，就会读到关于杀死灰色海豹、砍伐汉普顿庭院树木或关于挽救濒危野生物种的激情澎湃的辩论。但是，要理解目前这些情感，我们必须回到现代初期。因为正是在1500—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长期固有的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观念被摈弃了。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中间，人们对自然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了疑虑，而这些被我们以放大的形式继承了下来。 要图解某些发展历程，也许像用辉格党人历史方法来探索国民信托、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动物解放组织以及地球之友的思想起源。但是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解释目前的状况，而更要重建早期精神世界，努力还其本来面目。 本书试图揭示一些（有时并未表达出来的）假设，这,些,,,假设支持了现代初期英国居民对待鸟兽、植物以及自然景观的体悟、理性与情感。当时的居民与特定自然景观生活在一起，其亲密接触的情形我们现在往往很难感受。 遗憾的是，由于这个题目范围之广阔、材料之丰富，没有哪一个作者能够奢望囊括一切，更不用说一本相对单薄的书。本书仅仅努力勾勒出题目中某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内涵。虽然书中的许多主题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历史情形相似，但是本书仅局限在英格兰。本书还大量使用文学资料，时下在历史学家中间不太流行，但我并不后悔。把想象的文学当作历史资料尽管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要深入人类（至少是比较善于表达的那部分人群）的情感与思想之中，文学是最好的向导。因此，本书有意以G. M.特里维廉不断倡导的方式，重新统一文学与历史的研究。 本书也试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主题值得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历史地加以对待。人类优越于动物界、植物界，这毕竟构成了是人类历史的前提条件。人们如何据理解释和质疑那种优越性成为一个大得令人生畏的主题，最近几年已经引起了哲学家、神学家、地理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广泛关注。这个主题也能给历史学家们提供许多启示，因为要把过去的人们关于植物与动物的思想与他们关于自己的思想截然分开已经不可能。

本书探讨“非人化”，是一部涉及历史学、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跨学科大众读物，阅读极富快感。 事实上，非人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极易左右个人和集体。“野兽”、“蟑螂”、“虱子”、“狗仔”、“畜生”等各式各样的骂人话在任何语言中都是高频词，人们使用这些脏词的理由也不一而足，政治、宗教、族群或性别差异等原因都可能让这些贬损他人的语言脱口而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倾向：将他们的同类视为低人一等的动物。 这种心理倾向，在历史上曾经导致了纳粹以道德责任的名义消灭被他们定义为劣等人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导致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甚至导致二十世纪前的奴隶贸易，今天仍能够在加沙地带、阿富汗、利比亚等地看到它影子。事实上，除了这些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我们身边普遍存在的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歧视、大城市土著对外地人的排斥、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还有很多人对同性恋的歧视，甚至对军事和战争的痴迷往往都根源于我们人性深处缺失的那一角，因为缺失了这重要的一角，我们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纵容自己做出不公平的判断，甚至做出极端的事情。 作者认为，人类的非人行为深植于人性之中，但他并不就此陷入对人性未来的悲观，因为在他看来，生物特征是可塑的，也就是说人性也可以变化。 本书是对人性的一个冷峻的指控。当今的人类，很有必要读一读这本书。

弗朗辛·珀丝(Francine Prose)端出一桌关于美味的一宗罪——贪吃——令人惊异的宴席，充满机智诙谐并引人入胜的观察。她追溯了贪吃的观念是如何沿着我们关于拯救与诅咒、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思想而发展演化的。珀丝为我们提供了一顿鲜活的“自助餐”，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乔叟的《赦罪僧的故事》，到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和但丁的《地狱》，表明在中世纪的西方贪饮暴食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事务；而今天我们把贪吃从罪变成了病——被我们妖魔化的可怕的胆固醇和危险的红肉。确实，现代人流行暴食是我们基于压力、自毁或者为了逃避人际关系和社会接触而吃得过多。但珀丝同时提醒我们，贪吃也是一种快乐和激情的主张。 七宗罪——骄傲、嫉妒、暴怒、懒惰、贪婪、贪吃、淫欲，长久以来是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和道德家所关注的问题。在当代，我们仍着迷于这些久远的罪恶，我们中有的人与这些罪恶进行斗争，有些人则为它们歌功颂德，这揭示了我们界定人性的持久愿望，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神圣的热望。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把美国当代七位著名学者、作家聚集在一起，写下关于这七宗罪的深思冥想，成为这一套妙趣横生的系列丛书。 作者追溯了“贪吃”这一观念是如何沿着我们关于拯救与诅咒、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思想而发展演化的。在中世纪，“贪吃”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事务，而今天，“贪吃”已从一种罪孽变成了一种疾病——它是被妖魔化的胆固醇和红肉造成的恐怖。

《神似祖先》内容简介：“神似祖先”，是近年来我不断鼓吹的一套思想中的关键词。其隐含的主语不是身体，而是行为。就身体而言，没有疑问，我们绝对的形似祖先。因为在进化的长河中，夏商周时代的先人与我们的距离尚且太近，遑论元明清。祖先的身体是穿越了自然选择之剪刀的适者。因此我们在行为上唯有相似祖先才能获得健康的身心。而生存方式是不可逆的，行为上的形似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和可以追求的唯有神似，比如狩猎已成往事，跑步却适宜今时。 时下，全球范围内，生物学家的作品正以浩大之势冲击着思想界、读书界，与此伴随，国外社会科学家已从对生物学思想的学习、消化，迈向融合、创新。近年来，这两类作品都被大批量地引入汉语读书界，但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对此却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麻木，《神似祖先》终于打破了这种沉默。 《神似祖先》运用生物学的观点讨论了生物（尤其是人）的行为机制和行为方式，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内容包括：自然选择，性选择与炫耀，利己与利他，交换的进化，有性繁殖和婚配制度，美感，语言是本能，遗传与环境，驯化与文明，等等。

一位越战英雄，在离开战场三十年后，家庭圆满、事业有成，却为何自责悔恨、郁郁而终？ 一位在非洲从事人道救援的年轻女性，在经历战乱、腐败、贫穷和疾病的威胁后，为何仍能鼓足勇气，继续艰难的奉献工作？ 一位在文革时期被好友出卖、受尽磨难的医生，当有机会复仇时，为何会选择将手中的刀剑轻轻放下？ 美国知名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师阿瑟•克莱曼，费时数年对这些“苦难经验”细致观察和体验，并以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并超越地方性价值观所带来的的限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作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研究政治仪式的专著，本书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保守还是革命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本书探讨了潜藏在仪式的政治作用中的诸多普遍原则， 使用了古往今来、遍及全球的各种仪式资料，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带领读者遍览各种时空中的政治仪式，它们来自于阿兹特克、苏联、法国大革命、非洲殖民地、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地方，都得到了深入而趣味盎然的分析……这是一项针对跨学科读者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它向非人类学家显现出，民族志分析与政治理论相比亦大有其用武之地。 ——《美国人类学家》 本书是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应成为所有学习政治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必读之作。 ——《选择》（美国面向图书馆的最有影响力的期刊） 这是一本引人注目的力作，阐明了仪式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政治生活的本质。该书语词洗练、文风优雅，谨推荐给普通读者、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 ——查尔斯·席博曼（《某些人：美国的犹太人及其目前的生活》和《刑事暴力、刑事司法》的作者）

《人类学经典导读》是人类学专业的大型导读书籍，也是一本直接配合人类学教科书的教辅读物。《人类学经典导读》内容广博、兼收并蓄，梳理了人类学主流理论流派的脉络，记录了人类学田野方法的进展状况，对语言与文化沟通、社会性别、婚姻家庭、族群与政治、宗教与教育、民族志撰写与文化重构、影视表现与应用等领域的典范作品、最近四五十年的和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了分类介绍与评论，从而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及理论蕴涵。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英汉对照）（套装共4册）》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与以往不同的是，《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英汉对照）（套装共4册）》全部用现代汉语译介，尽量避免以往译本中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艰涩的现象。 本译丛还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译介理念和用词用语方面，基本采用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与成论。另外，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改。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丛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作删改，全部照译。因此，本译丛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

《洁净与危险》对于诸多领域里的重要论争一直影响巨大；从宗教到社会理论。但它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为每位读者理解人们为何行其所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部Routledge经典版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一篇前言，评估了这部作品35年来持续保持其意义的原因，从而保障了《洁净与危险》在新千年继续对人类的思想提出挑战和质疑。

《嬉皮士:美国主流社会的叛逆一代》主要内容有：嬉皮士的文化和生活、嬉皮士运动史、嬉皮士文化产生的原因、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嬉皮士的内心独白。

在线阅读本书 Mary Douglas is a central figure within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Studying under Evans-Pritchard at Oxford immediately after the war, she formed part of th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who established social anthropology's 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er works, spann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been widely read and her theories applie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传统婚姻初探 第1章 为爱而结婚的极端观念 第2章 婚姻的多重意义 第3章 婚姻的发明 第二部分 政治联姻的时代 第4章 古代世界的肥皂剧 第5章 借来的东西：古典的世界和早期基督教社会的婚姻遗产 第6章 戏弄主教，逮捕王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贵族婚姻 第三部分 爱情革命 第四部分 求爱灾难？普遍婚姻和终身婚姻的瓦解 结论：更好，还是更糟？ 人名译名索引

本书荣获2013年傅雷翻译出版奖（社科类）。 在中世纪，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他们混入成人中间，穿着与大人相仿的衣服，与其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从中世纪末期以来，父母逐渐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发展起来了。将童年时期视为一个最特殊的人生阶段，这个观 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之中，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无可动摇的价值观。 阿利埃斯通过考察四个世纪的绘画和日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及其课程的演变来追溯儿童的历史。自1962年初版以来，本书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视为儿童史和家庭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以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性审判案件为引导，向读者展现了整个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同时亦清晰地呈现了西方法律的发展轨迹。 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审判结果，实则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人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反映着西方各个国家在各个不同时期中的真实社会形态和人民生活现状，甚至对当今牵涉到性案件的审判，都起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