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本卷包含以下论文：赵刚《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国的大一统话语建构——以《皇朝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裔考、象纬考》的几个问题为中心》，张世明《拆穿西洋镜：外国人对于清代法律形象的建构》，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胡恒《清代佐杂的新动向与乡村治理的实际——质疑“皇权不下县”》，赵丙祥《“内家”与“外家” ——中国“身体社会”之变化，以张三丰神话为例》等。

本书通过对西方各种史学思潮在中国史学界应用状况的全面反思，提出从跨学科的角度借鉴社会学的“中层理论”以拓展史学进境的新思路，荟萃了作者近二十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通过数十幅相互衔接的场景，形象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变迁波澜壮阔的另一个历史侧面。在这些场景中活动的人物既有西医传教士、助产士和社会改革者，亦活跃着坐堂中医、顶香看病人和走方行医者，还有各类政治家和赤脚医生的身影。本书力求在一种“情境化写作”的状态中充分展示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

中国社会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向流动的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西方影响下的上层制度无疑对地方社会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完全采取被动的姿态，以无法抵抗的无奈形式加以盲从和接受。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时也会在吸收地方传统的意义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证明，中国近代许多历史态势的形成，都是上层与下层反复拉锯式博弈的结果。可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是从单向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没有把这种动态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把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满直接转换成对下层的研究态度，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搞明白上层社会的政治运作，也同样很难理解下层社会得以具有所谓“地方性”的缘由。这就是我想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原因。

本书汇集8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从他们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后现代、文学界的“问题意识”等命题进行阐述，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旨在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独立”途中的变奏、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文字何以成狱等。

《空间·记忆·社会转型》：社会与文化丛书。《空间·记忆·社会转型》分为“空间：从传统到现代的建构”、“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历史记忆与中国基层社会”三编。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套装上下册)》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实力的一个集中反映。全国三十多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粱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域，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地方性知识、后现代等命题进行阐发，微言大义，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今后史学研究的探索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是一部在梁启超之后尝试展现当代”新史学”全貌的文粹，一部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研讨框架而策划的论文集著，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一部集萃了九大学科顶尖学者探究历史新型范式的长卷!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

本书尝试着提出一个“儒学地域化”的解释体系，通过研究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示了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这项研究不是对个别思想家脉络的追踪，也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而是突破了以往近代史解释的日有框架，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从而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解。“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可能会引起讨论和争议，但本书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时人常居于“安全”但“错误”的历史常识中无暇自省，直线“进化论”的无处不在，“五四”启蒙的阴影，绝然二分之对立以及政治化帽子的动辄一扣，种种褊狭已成窠臼。作者将此复原至历史空间中，重审检视，提请文质之辩，再议流品度人，探访那些已成历史尘埃之计，以传统之术助世人洞察现下。于此，不妨视作历史学人的又一关怀，不妨移作历史研究的另一镜鉴。 这本小书，大体讲的都是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反”是对应的意思，不是造反有理的反。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会造成程序紊乱，因为后者更强势霸道，矫枉过度易给人遗老遗少之感。其实新旧常识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也无法简单置换或评判出优劣，治史者重经验的记录和诠释，供知我者鉴之，如此足矣。

本书是作者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一些感悟。作者把研究社会文化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感情和体会倾注于纸上，凝聚成一篇篇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的随笔，极富启发意义。 这本书随笔集取名“梧桐三味”，用的是其中一篇的名字，这篇随笔讲的是章士钊一生“三变”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也自然分成三个部分，以吻合于书名昭示的节奏。第一部分多是一些近代人物的趣事，笔者试图涵咏其于境遇之中，读出一种另类的含义，以区别于一般流行的怀旧逸事，还有一些文章则谈及的是近代文化现象如何在现实中被各种因素重构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怎样从思想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儒学，以及人类学方法的渗透对历史学变革所造成的启迪与局限。最后一部分可能稍显枯燥，谈了一些史学变革的理论问题及最近的研究想法。

本书的探讨缘起于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以此为背景，作者通过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长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本书不仅讨论了“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特别着力研究了“五四”前后不同知识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描述了一幅充满地域和代际差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智识图景。

《杨念群自选集》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跨世纪学人文存》问世后，受到美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给。初辑9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9种图书与新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历史并不重复，只是押韵而已。——马克•吐温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汲取历史的教训。——黑格尔 本书是历史学者杨念群的专栏随笔结集。书名虽为“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作者之意并不在讨论历朝历代之得失，而是由历史延宕开去，杂议藏匿于史书中的历史暗面，以及耳闻目睹之当下种种怪现状。 在作者看来，当下社会种种病症，并非晴天霹雳，凭空而来，而回溯历史，有如雾里看花，绝非教科书所灌输的那般简单清晰。历史上称盛世者所在多有，若细究起来，所谓“盛世”，并不等于升斗小民的幸福生活。拿康乾盛世而言，虽曰国力强大，远人来朝，但也是文字狱最盛之时，自上而下全方位的思想规训及控制，终导致文人集体思想自宫，万马齐喑。生活在这样的“盛世”，不免会有些郁闷吧？ 收到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杂七杂八，无法归类，大致不出“览史”“阅世”“观人”等等碎思臆想。在我的记忆里，读史纯为娱己者毕竟是少数，我读史读出的更多是伤心郁闷的往事回放，哪怕史书中满纸记下的都是盛世妖娆、遍地王道，我却极易读出苦涩、嗜血和谋杀。人们总是会热心询问，历史上到底哪个朝代更好或更坏？这个问题实属见仁见智，没有统一答案……史事世事如棋局，观棋常语与观棋不语者也许都会自作聪明，却未必能勘破弈棋之妙，更别想做解说史谜的春秋大梦了。现如今欣逢盛世，心情应该舒畅才对，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于是才有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的发问。 ——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