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殷海光是20世纪50、60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撰写的大量文章、著作，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述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 《中国文化的展望》是殷海光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学术界称之为“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全书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讨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作者的视野开阔，具有世界的眼光，在分析中国文化时总是把‘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对待，同时，殷海光在此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普世标准，作为不同文化的共同底线。这个普世标准就是而且应该只停留在制度层面，即民主自由的制度。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名刊:新青年(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全12册)》内容简介：从1915年9月到1926年7月终刊时止，《新青年》计出11卷，共有63期，其中前9卷为月刊，第10卷为季刊，第11卷为不定期刊。本书即为其简体字版，为更好的还原历史，本简体横排版在其分卷、分期方式及体例上仍袭其旧，外国人名、地名及著作名、事物名等的译法也保留了当时的译法，未作改动，并在各卷中影印了近280幅《新青年》原稿，以供读者对照欣赏。 在本简体横排版《新青年》全集之中，读者能欣赏到下列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重要文章： 陈独秀所作，原载于《新青年》创刊号，吹响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号角，并在青年中引起极强烈反响的新文化运动启蒙青年的开山之作——《敬告青年》。 胡适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揭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改革和白话文运动序幕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鲁迅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钱玄同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文字改革运动中的标志性文章——《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 钱玄同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标志着简化字及拼音文字由此肇始的文章——《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 李大钊所作，原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为编选本思想史论著作，系统地汇集了国内思想史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论文均出自国内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和学者。该书分四辑，第一辑为五四专辑，从经济伦理、自由与保守等多个角度解析力五四这个复杂而矛盾的大时代，探讨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第二、三辑重点讨论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各种观念与论战，第四辑梳理了五四以来激荡中国的各种思潮。

《另一种理想主义》内容简介：“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本书详细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是公认的空前佳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大概创作于1923年至1925年春之间，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校任教时的讲义。在这部共计十六讲、二十余万字的讲义中，作者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的专门论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巨细兼顾，条分缕析，深入浅出，洵梁氏学术论著之代表。

北京大学是近现代中国的精神源泉，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本书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史文献，全面地再现了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观，荟萃了在自由与人权、宪政与法治、政体问题、政党政治、革命观、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个人主义、教育思想等方面以北大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主张。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余英时文集》第十二卷《国学与中国人文》，收录了余英时近年来有关中国人文研究的发展的文章，包括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国学热”社会化的复杂现象的探讨，对中国自有的源远流长的人文研究传统的梳理，对“国学”和中国人文研究的关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和前景的论述。更收录了长文《天人之际》，通过中西文明“轴心突破”之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问题。这些文章无不体现作者一贯的文化关怀，以探求中国文化特色为旨归，思考中国文化的自我调整、自我转化以及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杜亚泉文存》主要内容：杜亚泉，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今上虞市长塘）。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刻苦自修，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青少年时，即觉帖括非所学，改治训诂，甲午后，又觉训诂无裨实用，再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越二年，为提倡科学，培养人才，创办亚泉学馆（后改为普通学书室），同时出版《亚泉杂志》。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别号晦庵， 晚号晦翁，又号遁翁、沧州病叟，自称云谷老人。婺源（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江西）人，寓建阳（今属福建）之考亭。 此书的初刻本是乾隆十七年白田章堂本，包括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了多种不同版本，主要有乾隆二十四年吴邑禹氏刊本、本库全书本、粤雅堂丛书本，长沙唐氏刊本、吴阊应氏刊本、崇文书局、浙江书局补刊本、武昌书局本以及丛书集成本等。 书后附录有关朱熹的传记资料、师承关系、著作目录及各种题跋等，以供参考。

《中国思想史论》收作者流传甚广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书。《古代》一书提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以之贯串论说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思想的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认为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辨的；秦汉时期所形成具有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影响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具有重要价值，以及明清时期政教合一传统已开始动摇，等等。《近代》、《现代》两书则通过叙说思潮和人物，或明或暗地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改良优于革命、民粹主义道德主义的入侵马克思主义等等论点，以及对严复、章太炎、鲁迅、20世纪中国新文学、现代新儒家等作了具有作者独特风格的分析评论。本书文本曾不断引起强烈反响，至今未绝。

本书收录了十四篇在过去几十年间发表于台湾的中国思想史论文。在开始介绍本书的内容和编选考虑之前，要先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台湾发展的情况稍作说明，以方便读者?解本选集的本质。整体上来说，思想史是台湾历史学很有特色的一个领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台湾，思想史学者不算多，除了七八十年代一段短暂的时期，确定也并不特别得蓬勃，不过，这个领域长期在台湾历史学界存在而且一直具有活力的事实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了。本书的论文，是编者兼顾多种因素所选收的，并没有事先预定的严格准则，但有两个通盘的考虑值得一提。首先，本书具有类似通史的结构，涵括了战国以下中国思想史的全部，每个重要断代都有文章收入。不过，这些作品贯串起来，并不能构成首尾完整的知识或论述，只能说，每个时代都有值得参考的论文作为代表。其次，编者希望本书能够反映台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

《饮水室文萃:先秦政治思想史》原为1922年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政法于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课的内容，经整理出版。这部著作是梁启超研究先秦思想史的代表作，亦体现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观和政治思想史。 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启超先生许多论着之一。梁氏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根原为先秦哲学思想的背景﹐然后从先秦诸子中提出儒、道、墨、法四家﹐以为先秦诸子的菁华尽在于此。也因此虽然以政治思想为书名﹐内容上则如梁氏 所说﹐政治思想仍然以哲学思想为根基。如果说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的﹐则言政治思想便不能忽略人﹐于是人的特征和行为便不能略而不谈﹐尤其是人的精神活动和成绩﹐更要时时顾及﹐其它和人有连带关系的诸多问题﹐自然也包 容在内。梁氏对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编列﹐并提出其个人精辟的见解。此书有助于读者对上述四家的了解﹐兼可领悟研究哲学和史学的方法与态度。 当时的政治思想，真算得百花齐放，万壑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 吾国人对于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在任何部分所莫能逮。 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短长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乃唐君毅先生通论中国文化之佳构。唐氏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借引申中国哲学之智能，以对中国文化精神神髓予以宏观描述，亦析疏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纠结，并昭示中国文化末来之远景，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故自《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所含义理之深远，并连及问题之丰富，而于富启发性言，唐氏亦自觉此书有优于前此著述者。

《四书道贯:陈立夫解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者陈立夫，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集结十几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而不坠者，以我们拥有久远的文化传统为首要原因。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是承载此文化传统的典籍。陈立夫先生国学基础雄厚，在耄耋之年，仍以弘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为己任。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