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著为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东亚研究系列作品之一。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高徒，作者广泛搜集和运用了包括中、英、法、俄、日各语种文献在内的资料，以1858—1880年这一时间段限为切入点，对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的行为与观念作出细致阐述与精辟分析，呈现了近代中国如何由天朝中心主义转型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一员，尤其是对外交往方面，随着朝贡体系的难以为继，艰难地转向主权国家间的现代外交模式这一过程。

本书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京使馆的建立过程，互派使节常驻这一在现代外交看来习以为常的制度，最初却遭遇了从观念到制度层面的反复博弈；第二部分，则详述了国际法引入中国的过程，从林则徐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节译国际法至丁韪良应邀翻译的《万国公法》被刊行引用，其中曲折亦多；第三部分则阐述了中国常驻外国使馆制度的建立过程，从同治年间向欧美派出临时性使团到光绪帝继位后大规模派遣常驻外国使节、设立驻外使馆，观念的冲突、人事的龃龉、制度的悖谬，都在这一过程中纷纷呈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关注的议题不仅在于近代中国的外交的制度嬗变，更在于制度其后的观念转型过程及其深层原因。作者巧妙地将时代背景和群像扫描与历史人物个体原因及历史事件偶然性相结合，流畅出入于历史的宏观与微观之间，脉络清晰，议题明确，分析冷静而深入，评价公允而不乏历史的善意。书稿附录的近代外交史相关人员及数据资料翔实而清晰，也为有志于深入研究相关议题的学者提供了颇有助益的支持。

本书对于从外交史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与反思近现代历史，深入理解内政与外交之密切关系、国际关系与开放政策等对当下而言仍具重要现实意义的荦荦大端，具有深刻的启发性，是一部精致而耐读的史学著作。

这是民国外交史权威学者唐启华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奉献给读者的一本力作。作者利用大量第一手外交档案，尤其是从“驻比利时使馆保存档案”发现的《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即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重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历史。对“北京政府对和会有无准备”“山东交涉失利与亲日派之关联”“如何看待中国在和会外交的失败”等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In brute-force struggles for survival, such as the two World Wars, disorganization and divisions within an enemy alliance are to one's own advantage. However, mo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s involve coercive diplomacy and negotiations short of all-out war. Worse Than a Monolith demonstrates that when states are engaged in coercive diplomacy--combining threats and assurances to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real or potential adversaries--divisions, rivalrie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opposing camp often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prevent the onset of conflict, to prevent existing conflicts from escalating, and to negotiate the end to those conflicts promptly. Focusing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and anti-Communist alliances in Asia during the Cold War, Thomas Christensen explores how internal divisions and lack of cohesion in the two alliances complicated and undercut coercive diplomacy by sending confusing signals about strength, resolve, and intent. In 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camp, internal mistrust and rivalries catalyzed the movement's aggressiveness in ways that we would not have expected from a more cohesive movement under Moscow's clear control. Reviewing newly available archival material, Christensen examines the instability in relations across the Asian Cold War divide, and sheds new light on the Korean and Vietnam wars. While recognizing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environments, he investigates how efforts to adjust burden-sharing rol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sian security partners have complicated U.S.-China security relation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清末民初的中蒙關係，歷經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的過程。外蒙，在俄國的策動下，既脫離中國獨立，卻又回歸中國的道理何在？本書將就國家認同、統獨紛爭與主權歸屬交涉三個層面加以分析探討。 「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是作者自創的理論，也是本文的研究架構，用以考察傳統政治文化在中蒙統獨紛爭的分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就成為解釋外蒙所以改廢國號、帝號、年號及政府名義，奉中華民國之正朔暨活佛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受中國冊封為佛汗等政治外交行為的最佳理論基礎。

本书以国际化的视野探讨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型、战前英国投资、抗战准备与战时外交、抗战期间的中英西藏交涉、战后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等专题，内容涉及南京事件、济南惨案、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以及中英、中日、中德关系等。其中关于外国在华投资的大量资料属首次发表。

本书是戴秉国同志的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些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这些战略对话和特殊经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在书中，戴秉国同志以平实的语言，提出并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哪些？在台湾问题上如何处理“蜂蜜和苍蝇拍”的关系？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中俄就像两根“谁也离不开谁”的筷子？朝核问题何以成为世界性难题，各方关切是什么？回忆了如何促成中国龙和印度象从相争到共舞；如何“破冰”甚至“融冰”，推动中日关系转圜；如何迫使法方不在对华政策上瞎折腾；以及自己如何走出云贵高原的山高林深。 书稿披露大量外交细节，重要人物轮番登场，更有作者本人精彩而精准的评论和思考，并附有60多张首次发布的珍贵照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成长史，本世纪大国外交的全景式画卷。

羅素曾謂：「既然中國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而即使中國人不對其他國家的人產生影響，中國的問題本身也是一個意義深遠的重要問題。事實上，中國的事態發展無論如何也會對整個世界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本書係補訂作者講授「亞洲政治外交史」之完整講義，並在書後加列詳細文獻解題（即「文獻導論」）而成，是一部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政治外交史。 而作為中國政治外交史概說的特徵，在其內容從瓦斯科•達•伽馬到五四運動，直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的起點，乃至中國的內政動亂均有敘述，是為研究近代中國的入門書。

《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共分五章，内容包括北京政府的媚外外交（1911-1919）、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兴起与20年代的中国外交（1920-1928）、南京国民政府联美抑日、反苏反共的外交（1928-1937）等，详细阐述和分析中华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及重要外交活动。《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内容全面、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理论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外交生涯四十年》是叙述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华民国人使与外国使节交往的详细史实，是近代外交史上既详实而又珍贵的秘辛录，所描写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作者以其恢宏外交家的国际政治眼光、灵敏笔触与贯通中西的优越学养，以及其丰富圆融的经验和智慧，写出了他四十年来在外交战场上的风云际会。 　　全书共八章，详细记述作者在外交战场上不屈不挠的奋斗努力，特别是何氏在埃及与墨西哥任大使时，折冲耸组的种种经过，令人读之击节。何氏在本书中对当代政治人物的月旦喊否、国际局势，以及其时中华民国的外交措施等，均有所评论，而且下笔中肯，出语精辟，发人深思。 　　本书固然是中华民国外交史上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尤其是书中所记述的虽是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国际政治舞台的动荡局面，但在今日看来，这些历史事实与今天的国际形势有很多相似和值得借鉴的地方。此外，全书行文流畅，描写生动，往往高潮迭起，引人人胜，实是一本雅俗共赏而可读性极高的传记文学。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从1935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形成、演变和主要特征，并构建了分析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内容构成，包括：一、中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最突出的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与王明路线的矛盾与斗争。二、支配中国政治基本走向的国共斗争。三、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的互动。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内容为：《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中的一种（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2003年1月28日李岚清在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有很多的条件，作艰苦的努力。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英国外交政策问题是国内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在国外问津者也不多。本书在大量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重要事作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对该时期英国外交政策制度的背景、制定过程、执行情况及其结果进行了系统的“描述”，认为伊丽莎白时期形成了深深影响近现代英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即放弃对欧洲大陆个之地的凯命，实现不列颠岛的独立和稳定，发浪海军，追求欧洲大陆的实力均衡，伺机对海外扩张。本书分析详尽，结论可信，是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本集子中的演讲稿是从顾维钧捐赠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的《顾维钧文件》中选出来的。保存在这一文件中的演讲稿有数百篇之多，而顾维钧在其外交官生涯中究竟作过多少演讲，已难以统计了。本书编选了重大历史事件和场合的演讲，同时尽可能兼顾演讲主题和形式的多样性。比如，除正式的演讲外，也选了记者招待会的问答。为了让读者更贴近顾维钧演讲的真实风貌，这本集子将英文演讲原稿与中文译稿一同刊印。

如果从某一特定的时点来看，历史的瞬间总像是“没有海图的航行”一般。战后日本是怎样航行在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期的国际社会的呢？本书再现了战后60年日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的外交选择。

Drawing on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George Kennan and exclusive access to his archives, an eminent scholar of the Cold War delivers a revelatory biography of its troubled mastermind. In the late 1940s, George Kennan wrote two documents, the "Long Telegram" and the "X Article," which se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at would define U.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for the next four decades. This achievement alone would qualify him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diplomat of the Cold War era. But he was also an architect of the Marshall Plan, a prizewinning historian, and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outspoken critics of American diplomacy,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la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w the full scope of Kennan's long life and vast influence is revealed by one of today's most important Cold War scholars. Yale historian John Lewis Gaddis began this magisterial history almost thirty years ago, interviewing Kennan frequently and gaining complete access to his voluminous diaries and other personal papers. So frank and detailed were these materials that Kennan and Gaddis agreed that the book would not appear until after Kennan's death. It was well worth the wait: the journals give this book a breathtaking candor and intimacy that match its century-long sweep. We see Kennan's insecurity as a Midwesterner among elites at Princeton, his budd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authority and the status quo, his struggles with depression, his gift for satire, and his sharp insights on the policies and people he encountered. Kennan turned these sharp analytical gifts upon himself, even to the point of regularly recording dreams. The result is a remarkably revealing view of how this greatest of Cold War strategists came to doubt his strategy and always doubted himself.

本书自1983年出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广泛用作国际关系专业教科书，并被不少著名学者誉为经典。两位作者皆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克雷格为研究国际事务的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则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20章。第一部分阐述17世纪至今国际体系的演变，理论思考卓越地体现在历史论说之中；第二部分剖析维持国际体系所涉及的武力和外交问题(包括谈判、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处理、结束战争、缓和、武力在外交中的作用、使用武力的伦理道德约束、外交在当代的巨大变化等)， 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非常恰当地支撑了理论构建。 在1995年修订第三版中，作者对一些篇章作了扩充或调整，增加了有关海湾战争、冷战结束、东欧巨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等方面的内容，及时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改变了的全球政治景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全书正文共十九章，分为“无约时期”和“有约时期”两大部分。第1部“无约时期”（120年至1842年），分7章，叙述外人来中国的历史、特权及保护，16世纪初开始的中国闭关政策，外人商务的组合及保护等；第2部“有约时期”（1842年以后），分12章，叙述在华治外法权的由来，治外法权的保护、范围、限制，口岸与租界，游历与护照，外人与外人财产的保护，无约国人民在华的待遇及管理等。 是我国近代外交历史上第一部涉及到外国侨民在中国社会状况研究的专著。

本书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为基本框架，通过重点分析1949-1955年期间的一系列主要的重大事件，包括新中国对外政策的提出、中苏同盟的缘起、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第一次台海危机、日内瓦会议、决定研制核武器、万隆会议等等，揭示新中国外交思想、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动力、东亚地区亚洲政策的形成、对外关系格局等的基本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同一时期冷战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对东亚地区冷战格局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