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虽然仅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更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除了当时有为十六国修史者外，至今还很少有十六国国别史的专书。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但苦于史籍之散佚，资料之缺乏，收效不大。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为了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以为今天的借鉴，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者不揣冒昧，鼓足勇气，写下了这本《汉赵国史》。汉赵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六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过去的封建史家往往把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引起中国历史上十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形成，乃是东汉以来国内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及世家大族的发展，王权的衰落等引起的必然结果，不是内迁的少数民族所能左右得了的。相反，汉赵政权的建立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的斗争，一举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传统，又兼其旧俗，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创造，对以后的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修建城镇，人口激增，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从汉赵兴衰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到匈奴统治者的暴虐和滥用民力，及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看到它是怎样迅速走向衰弱，最终为后赵所灭亡的。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首先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最后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作了大胆探讨。书名之所以定为《汉赵国史》，是因前赵史官和苞撰有名为《汉赵记》的史书而来。总之，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才刚刚开始，抛砖引玉，如此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大漠南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即匈奴、鲜卑之后主要就是敕勒（高车）和柔然。他们对中国北方及中亚历史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本书即对这两个古代民族的历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内尚属首次。此书出版后，港台、日本及国内有关论著多有引用，有一定影响，并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本书是马长寿先生的遗著，动笔于一九六二年，以后时断时续，到一九六五年，一直没有完成。十年浩劫中，原稿虽几经辗转，但幸运地保存下来，而先生却因精神上备受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一年五月病逝。 先生一生致力于民族研究，四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著述甚丰，尤其对中国民族史颇多建树。先生学识广博，治学严谨，尤注意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故所著多有创见，自成一家之言。 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出版社委托我整理出版。我虽从先生学习中国民族史多年，自知能力菲薄，实难担此重任，但又感义不容辞，故忞勉从之。如有不符先生原意之处，自应由整理者负责。

此书系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名著之一。前一部分论述了匈奴的兴起之前先秦时期北方的狄诸部，后一部分用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北方强大的匈奴兴衰的历史，包括其语言、文化和经济形态（奴隶制）。

匈奴人阿提拉、契丹人耶律大石和蒙古人成吉思汗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是从个人理想出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掠夺欲望去征服欧亚世界的。他们为世界带来战争和死亡，而后又重新为其布局。西方人在他们刚出现的时候，因为不喜欢他们来自落后的地区，而且缺少文明，所以便称他们为“蛮族”，但当西方的城市被掠夺，建筑被无情地摧毁，高贵被凌辱，乃至文明被撞击得东倒西歪时，西方人便惊呼：上帝之鞭出现了。 　　他们三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东方草原出发，用极富游牧特色的方式去征服世界的。他们把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且因为他们都是来自落后地区的牧民，所以，他们身上呈现出了一股奇特的地域气息。按勒内·格鲁塞的说法，他们是一群大地之子。他们终其一生都要让自己在开阔的地方生活，并为之不惜一切地去打仗，让人觉得他们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我们很幸运地走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们还需要一盏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照亮前方的路，这盏灯就是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另一半中国史”只用六个汉字就涵盖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因为，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长廊中，永远镌刻着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绚丽身姿。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依稀记起匈奴、柔然、乌孙和楼兰等等古民族时，在《另一半中国史》里，令人惊奇地看到了他们的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另一半中国史”是一个智慧而大胆的论断，当我们不能从史学家的著述里找到这个概念时，就有理由说它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我们应该向作者致敬，他没有史家、民俗学家和作家的光亮头衔，也没有“隐者”那般高深莫测，但他却是一个用心阅读、勤于思考的思想者，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充满崇敬和率直的拷问。在“文化喧嚣”的时代，坚守、沉静、思索和高雅的情趣成就了高洪雷先生这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