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古代史研究论文的精选，共收录国内外学者的文章四十余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诸领域。选文标准是尽可能体现出史学研究的具体过程和方法，在选题、资料搜集和考订、史实分析、理论概括、文字表达、文章结构安排等方面，能为初学历史的读者提供借鉴。

古代中国，“灾异”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本书追溯灾异理论的思想和技术渊源，探究儒学灾异论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其与数术和政治的关系，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学术“学理”和“实用”两种取向之间的矛盾。灾异论的“学理取向”导致丧失立场的技术化，消解“天”的权威，最终自我否定；而“实用取向”同样会偏离儒家之“道”，为权力所左右。灾异的政治文化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学术面对集权政治的尴尬处境。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修订版），ISBN：9787300117485，作者：李伯重 著

2004年夏天，一部名为《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历史作品突然问世，因其从人性角度和史料细节中，发现历史的鲜活与真实面目，一时洛阳纸贵，海内风行。作者李亚平也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门作家，被誉为“黄仁宇之后最会讲历史的人文学者”。 此后，备受好评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之“大明王朝纪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相继推出，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人”的视角诠释帝王将相，通过入木三分的精彩剖析，全新解读历史巨变与政治迷局，用轻松有趣的独特方式讲出了历史的真相，使人豁然开朗又难以释怀。 2015年，《大明王朝纪事》推出全新修订典藏版，翻开本书，您将一口气读懂朱元璋、张居正、嘉靖、崇祯等传奇历史人物得势与失势之谜！

作者将中国历史所呈现的基本现象之——农业文明——作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强调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特定历史现象，汉代则是转变的关键时期。书中立足于政治经济学式的综合视角，力图找出促使中国在两汉时期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些关键因素，强点这种转变与汉帝国的政治逻辑有密切关系，也与人口等因素有复杂勾连。作者进而勾画了当时特定的农业经济模式：汉代农业经济，是以小农户的小规模农作和劳力投入密集的精耕细作为基调；这种个体农户的精耕细作农业又与市场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重商的农业经济模式；这种商业活动与一种层级的市场体系联在一起，将个体农民编织进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里。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为避免将政治史简化为政治斗争史，本书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重新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进而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而前人多所强调的党争、腐败等北宋晚期的政治困境，就是这一异化的副产品。其次，本书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而非某种固定的趋势，这也是为了跳出泛论君权强弱大小的思路，寻找理解王朝体制的新方式。

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关于中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之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的结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西方学者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批判武器，清算西方文化传统中以妖魔化、神话化西藏和西藏文化为特征的想象西藏的历史。作者不但以《西藏生死书》和密教在西方的流传为例，进一步批评和讨论了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而且率先用同样的学术方法对汉文化传统中有关对西藏想象的若干历史个案作了深入的讨论，揭示了造成汉藏佛教文化间种种误解的根源所在。

本书收录了陈寅恪先生的三篇经典论文：《读莺莺传》、《敦煌劫余录序》、《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并分别邀请历史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蔡鸿生、荣新江、孟宪实对论文进行了详细的点评和分析。三篇点评文章对陈寅恪原文的深入解读，使学生得以切实把握学术名篇的价值，明了为什么好，又好在哪里，能够从大家文章和专家解读中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逐步掌握规范、求实的治学路径。

本书主要内容是：蒙古国家的建立 、蒙古的征服战争、蒙古国的统治、元朝的建立、元代的社会经济、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元末农民大起义、元代的边疆各族、元代的文化科学、元朝的对外关系、元代社会生活等。 前言 第一章 蒙古国家的建立 第二章 蒙古的征服战争 第三章 蒙古国的统治 第四章 元朝的建立 第五章 元代的社会经济 第六章 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 第七章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八章 元代的边疆各族 第九章 元代的文化科学 第十章 元朝的对外关系 第十一章 元代社会生活 附录： 人名索引 引用书目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共收论文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师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第一部全面观照 宋朝与辽、夏、金、元四大政权和战消长的纪史宏构 拨开金庸射雕三部曲的传奇迷雾 为你展开公元十世至十三世纪 中华疆离乱分合悲壮斑斓的历史长卷 本书为“两宋烽烟录”丛书之一。作者依托翔实的史料，对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王朝与党项族所建立的夏王朝相互间长达百年的和战关系，以及辽、宋、夏鼎足而三的势力消长，作全方位的观照。书稿分《大漠落日远》《狼啸贺兰阙》《烽烟将军泪》《碧血铸吴钩》《边塞胡笳残》五章，加上一个追叙源流的“楔子”和一个总括大略的“尾声”。全书体例严谨，叙述流畅，文风洗练，以其层次分明的叙述，独出机杼的见解，加上描绘清晰的地图配置，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本生动可读的通俗性学术著作。

全书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全书体例严整、资料丰富，是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

《早期中国》创刊于1975年，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刊物，迄今已刊出了二十八辑。本书编者夏含夷曾长期担任其主编，他本着为使中国读者对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印象的目的，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准、创造性、代表性和可译性诸条件，从《早期中国》近十几年的文章中选编了八篇论文和四篇书评，内容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神话学、古文字学、经学、训诂学、艺术史学、文学诸学科，时间范围是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魏晋时代，包括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的每一个时代。这些文章不仅研究视角新颖，而且分析方法独特，很多不同于国内，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和国内的一般共识很不一样，相信其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增进国内读者对西方汉学界研究现状的了解，而且对国内古代史研究者也会有一定的启发。

在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历史进化过程中，思想潮流与社会变革前后相继，这是中国近现代化的一大特色。为其如此，不能不从更早的历史中去寻找这种进化特色的源头。本书作者解剖刀的刀锋所至，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宗教气质与精神状态，土地关系与土地问题，经济变迁与道德理想……无不袒露其血肉筋脉。你可以看到活的中国及其历史趋向。

《秦汉史》内容简介：著名秦汉史专家林剑鸣先生的代表作。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封面社会前期发展阶段秦与两汉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及中外大交流的情况，其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史（上），ISBN：9787303037766，作者：晁福林主编

《中国大历史:从三皇五帝到大清王朝》内容简介：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远比国人看到的更加美妙，也更加生活化。翻开格鲁塞的这本《中国大历史》，五千年间的一个个场景就会历历在目，它栩栩如生，毫不枯燥。历史，终归是民众生活的写照，终归是一种文明的展现。与诸多大人物的南征北伐，以及乏味而不忍卒读的军事、政治、经济……相比，这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切身体验和感受到的细节，恐怕才是真的历史。格鲁塞告诉我们，如果避开教科书式的条目罗列和枯燥说教，读历史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莫大享受。现在，就让我们追随着这位史学大家，文化泰斗，去感受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吧！

公元8、9世纪的大唐帝国，内有藩镇跋扈，外有吐蕃、南诏边患。为处理南诏边患，唐廷调动三千名徐州军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后，约期没有兑现，军士归乡之路遥遥无期。其中八百名戍守桂林的家眷获知消息后，请人代写家书，让前线的丈夫回家。这引起信件促成了士兵杀掉队长、逃亡返乡的行动。他们回到徐州后与城内军眷里应外合攻陷徐州并叛乱数年，这是近因。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过去百余年来都有深层的不稳定关系，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财税四大问题，其中有40年成功夺取地方自治权，另有70年不断抗争中，曾经7次驱逐和杀害朝廷节度史。最后唐帝国动用二十多万大军才平服这次叛乱。 本书分内外两篇叙述并剖析了这个故事的始末。内篇主要讲不同的治理模式给予准北居民的优劣感受，是激起抗争的内在动因；外篇着重讲抗争行动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作用。

本书分别从元代皇室的政权斗争、元代各汗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历史事件、人物考证等方面，为读者重现了12—15世纪蒙元帝国的社会文化图景。作者大量运用英文、德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突厥文等文献资料，着重对蒙元时代的内外交流进行探讨。

序 陆扬 北京大學出版社決定影印出版美國中國史專家賀凱 (Charles O. Hucker, 1919-1994) 的名著《中國古代官名辭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並希望我能簡要地介紹一下這部著作的價值。猶如許多在西方從事中國史研究的人，賀凱教授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我平日手頭必備的工具書。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和古代中國的某些官制亦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這部辭書的內容和特點也算比較熟悉。但對這部著作的熟悉並不等於說我就能夠精確而全面地評價這一部範圍幾乎包括整個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名作。這部書的作者在選擇條目以及英文譯釋等方面都體現出很不尋常的功力，要充分評估他在這些方面的貢獻，光是具備一定的中國古代制度史的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西方特別是英美中世以來的官僚制度有相當的瞭解，而這一點是我所欠缺的。所以在這裡，我只能根據我個人對這部著作的特色及其作者的學術背景的瞭解，擇要寫幾句。 先談一下賀凱。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在二十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個關鍵的轉折，那就是從以考釋語言文獻為重點的漢學研究轉向更為全面的中國歷史研究，賀凱就是在這種變化下出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九一九年，賀凱出生於美國中部文化經濟的大都會聖路易市。他從德克薩斯大學本科畢業時，正值二次大戰戰酣之際。賀凱投筆從戎，由於卓越的表現，戰爭結束時竟已獲得美國陸軍上校的軍銜。他那一代的美國學者，在二戰期間服務於美國軍隊的並不少見，但能像賀凱這樣在取得如此高的軍銜之後又投身於東亞史研究的則不多見。賀凱的博士學位是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的，在那裡接受了當時美國最好的漢學訓練。對他指導最多的是以研究上古文化著稱的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和以研究宋代社會知名的柯睿哲（E. A. Kracke）兩位教授。顧立雅的影響尤其顯著。顧氏的學術路向有一種很特別的混合，他十分強调以解讀文獻為重心的漢學傳統，但又開創用綜合的方式來全面研究上古思想文化。他致力於培養能讀懂中文報紙和新聞的人才，但卻又不看重兩漢以下的研究，認為那是的“新聞调查工作”（journalism） 而非嚴肅的學問 (scholarship)。這種學問上的嗜古和學術上的求新並存的現象並不出人意表。儘管顧立雅這一輩的美國漢學家開始承擔起瞭解現實中的中國的責任，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看法還是較為保守的。 賀凱是顧立雅培養出來的最出色的學生之一。賀凱本人對學問看法並不像顧氏那樣保守，但他接受了顧氏古典學風的熏陶，對中國文化的探索不是由今溯古，而是由古及今。比如中文的學習以文言為中心，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賀凱曾告訴和他同過事並相知甚久的余英時先生一則關於他自己的趣事。五十年代時賀凱到台灣訪學，坐船到基隆，上岸時海關人員問他要去哪裡，他用文言回答說：“吾欲之台北”，海關人員聽得如墜五里霧中，完全不懂他在說甚麼，搞了半天，才明白他說的原來是文言。這則故事很傳神，頗能道出賀凱這一代漢學家的特點，很難想像今天的西方中國學界中人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但也許正是這種對中國古典文化的重視，才使得賀凱對中國傳統產生同情的瞭解，同時也使他能在幾個難度很高的研究領域內游刃有餘。雖然賀凱的學術重心和顧立雅完全不同，關注的層面則深受顧氏的影響。顧立雅對研究中國傳統政治的內涵有濃厚的興趣，而賀凱的研究也是集中於這一領域，區別只是顧氏專注於傳統政治的形成期，而賀凱則專注於傳統政治的高度成熟期，也就是顧氏不屑注意的時期。顧立雅對中國傳統思想有淵博的知識和貫通的認識，這一點似乎也影響到賀凱的工作，使他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某個狹小的領域。 自芝大獲得博士後，賀凱曾先在圖桑的亞利桑那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任教，在短短幾年之內，對奠定那裡的東亞研究基礎起了很關鍵的作用，雖然他在一九六一年又轉往密執安大學任教，賀凱對圖桑這個地方可說是情有獨鍾，退休他後又回到圖桑終老，成了參與當地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而我這裡要介紹的《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也是在圖桑定的稿。賀凱以明代政治制度史作為學術工作的中心的學術路向可以說是在亞利桑那大學執教期間確立下來的，其它的工作都在此基礎上擴展。就在賀凱從亞利桑那轉往密執安執教的那一年，他出了本小冊子，叫《明代的傳統中國政權》（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in Ming Times） （此書封皮上的中文標題是《明代政治考》，似乎不甚貼切，應該是《明代政制考》）。這雖然是一部小書，卻不妨說是賀凱研究明史的成名之作，尤其體現出他在制度史研究方面的特出能力。書的篇幅不過八萬來字，卻能將明代官僚制度的基本結構和行政特點交代得很清楚。在書的小序裡，賀凱告訴讀者在他完成這部著作的時候，他已經有長達十二年的研究明代制度的經驗了。其實這原來是他提交給一個有關傳統中國政治權力的研討會的論文，所以在小書的序言裡他還特別感謝當時同樣是明史新起之健者的牟復禮（Fritz Mote）先生在會議期間對他的研究所作的評論。有意思的是，就在這部小冊子出版後的一年，牟復禮先生研究高青邱的專著也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的先後問世多少可以說標誌了美國新一代明史研究的起步。 從六十年代起，賀凱一直是明史方面的重鎮，他在這方面的著作為數不少，但就其對中國學的整體影響而言，這些著作都不如他的通史著作《帝制中國的歲月》（China’s Imperial Past）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帝制中國的歲月》完成於一九七五年。這部涵蓋整個中國歷史的著作篇幅並不很大，但剪裁得頗為用心，敘述也得當，很符合美國大學優秀通史教材的特色。全書劃分為帝制以前，早期帝制和晚期帝制三個部分，每部分又再按照“歷史概述”（general history）, 制度與社會，思想和文學等門類來敘述。可以說到九十年代初以前，這部著作被美國的大學廣泛採用來做為中國史的基本教材，在流行的程度上堪與之相比的大概只有英譯的謝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撰寫的《中華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這雖然是一部教材，而且也不免帶有七十年代以前西方中國史研究的種種印跡，但依然顯示出賀凱對中國歷史的通盤認識。尤其讓我印象很深的是賀凱那簡練而精確的文筆，這一特點在該著作的幾個“歷史概述”的部分裡特別突出。他常常用一兩段文字中就能把一個時代的重大事件或脈絡交代清楚，而且描述得頗有韻味。這樣的例子觸目可見，比如第一部分的“歷史概述”末尾描述陳涉起事和秦朝覆亡的兩段文字（頁46－47），第二部分裡評述武曌的段落（頁142－143）和第三部分中概括明代文化的一段話等等。這些文字譯成中文就很難傳達，甚至還會顯得平淡無奇，但在英文原文裡上卻是錘煉頗深的史學文字，幾乎可以誦讀。九十年代以來美國出現撰寫中國通史的熱潮，但我覺得很難再看得到賀凱的這種精煉而暢達的文字了。 就賀凱一生的史學成就來說，《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無疑是代表了他的名山事業的 Magnum Opus。他在序言裡說，他在做研究生時把《周官》裡的職官名稱編成索引給自己作參考，後來才意識到這其實就算是編撰這部辭書的開端了。他正式開始著手這一工作是一九七六年。整個過程中雖也請過密執安大學和亞利桑那大學的學生做助手，但基本工作都是由他自己親手完成的。這些工作包括全書引論部分的撰寫，所有條目的起草和修改，英文索引的制作，以及電腦打字和漢字字條的輸入等等。真可說是在處處親自把關的基礎上完成的著作。從賀凱一生的學術軌跡來觀察，他在晚年完成這樣一部以辭典形式出現的大著一點都不令人驚訝。但在整個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脈絡裡，出現這樣的著作又是一個異數。為甚麼說是異數呢？賀凱自己在給《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所作的序言裡就已經提供了線索。他說他完成這部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並不專治制度史的漢學家們從長期試圖應付傳統中國無所不在的官僚命名系統時所承受的困擾，困惑和羞愧中解救出來” （頁 V）。這個率直而又入木三分的說明，點出了兩個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實況，第一，中國古代制度史是個令西方漢學家頭痛的領域；第二，西方在中國官制史方面的研究很薄弱，連許多資深的學者也會老犯常識性的錯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的中國史研究在很多領域內都有了傲人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環節，官制研究甚至廣義上的制度史研究恰恰就是其中之一，這和西方中國史重文化和社會的取向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學術訓練有直接的關係。當然這並不等於說西方沒有致力於某個朝代的制度史研究並取得相當的成績的學者。舉例而言，除了賀凱本人的明代官制研究之外，還有瑞典的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對漢代官制的研究，法國的戴何都（R. des Rotours）對兩唐書中百官志等文獻的譯註，白樂日(étienne Balázs) 對宋代官制的考察，蓝克立（Christian Lamouroux）對《宋史 食貨志》的譯註，拉契涅夫斯基（P. Ratchnevsky）對《元史 刑法志》的譯註，英國的杜希德先生（Denis Twitchett）對唐代官僚機構的全面分析，以及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對清代軍機處，歐立德（Mark Elliot）對滿清八旗的研究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但上述有些成果出現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完成多年之後。而以一人之力成就一部涵蓋上下兩千年的中華官職辭典，當代西方僅賀凱一人而已，這在西方的學術背景下不能不說是個異數。同時也因為西方對中國官僚制度的研究相對薄弱，這部著作在西方學者的日常研究中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就更是明顯而持久。 《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體例頗嚴謹，分為序言，引論，使用須知，條目及中英名詞索引。書的引論部分按朝代来分别概述其官制體系，每個朝代或時代（例如南北朝和五代）有其專門的章節，讓人一目瞭然。全書八千二百九十一個條目，包涵了從《周官》所載的職名到晚清的主要職官名稱。每個條目先註出官名所屬的朝代，如果在好幾個朝代都存在，則按時代順序解釋其職能的異同。而如果某一官名在《中國古代官名辭典》裡的英譯和該辭典所參考的幾種英法文中國官制研究著作中的譯法不同，則賀凱還會在條目的結尾列出不同的譯法及所出自的著作，以供讀者參考。如清代佛道機構中的“至靈”一職，賀凱採用的英譯是 Sacrificial Priest，而在英譯的布魯纳特（H.S Brunnert） 和哈蓋爾斯特洛姆 （V. V. Hagelstrom）的著作《當代中國的政治設置》（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裡，這個職位的譯名是 Thaumaturgist，所以條目的結尾又將此譯名附上供讀者參考。又比如隋唐的“果毅府”，賀凱採取了基本是直譯的 “Courageous Garrison”，而他同時又列出戴何都在《新唐書 兵志》的法文譯註中所採用的 milice intrépide。《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的條目解釋一般都突出要點，但也有不少條目解釋得很詳盡，不僅勾勒出其中變化的歷史過程，而且連變化出現的具體年份都有列出。辭書中對唐代的十六衛府和明清時代的承宣布政使司的解釋就是體現此種特色的兩個典型例子。由於是用西文撰寫中國古代的職官辭典，所以不能像用中日文撰寫那樣能比較方便地直接引用原始文獻，作者因此必須能對相關資料有自己的把握，才能用文字敘述出來，但正因如此，在寫作上要花的功夫就很大。 而且這部著作主要是為西方的學術界而撰寫，所以賀凱盡量要在中國古代職官的英文譯名上斟酌選用比較易於西方一般學界理解的稱謂和名詞。所以這部著作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職官辭典，而是一部研究性很強的著作，處處都顯示出編撰者自己的判斷。 但《中國古代官名辭典》並不追求巨細靡遺，賀凱的主要目的是對中國歷代官制的結構及其變遷作一個總括性的呈現。中國古代職官的變化和延續性都很強，常常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賀凱的工作也是要讓讀者盡量能體會這些細微的差別。辭典中的條目雖多，卻並不瑣碎。比如條目中有明清時代的總督一職，而清代的各省總督只是在該條目解釋清代的部分裡提到，並不作單獨條目列出。在辭典的使用須知裡特別提醒學者在參考這部著作時要能有想像和綜合的能力，才能舉一反三。賀凱在編纂此書時最主要的中文參考著作是黃本驥的《歷代職官表》，但他也指出《歷代職官表》過於強调沿革而產生的弊端。他同時還參考了較少為西方學界所知的梁章鉅的《稱謂錄》，用來作為非正式官稱的依據。此外還有日中民族科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歴代職官辭典》和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等等。當然中國古代的官制的功能和變化常常很複雜，現代的研究工作也總是不斷深入。《中國古代官名辭典》是一部以八十年代以前西方研究中國官制史的成果為基礎的著作，今天若以專家的眼光來看自然會發現其中的缺失，比如對唐代的學士院和翰林院，翰林學士和翰林待詔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就沒能完全分辨清楚就是一例。但像這類重要的分別即便在唐史研究相對發達的中日學界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才開始普遍受到重視。所以這些因學術發展的階段性所造成的不足一點都不妨礙引介《中國古代官名辭典》這部名著到中文學術界來的價值。中國古代官制的研究在中國史學界一直算是一門顯學，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論文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有超越西方同行的地方。但就我所瞭解，若以全面性的職官工具書而言，無論編排的用心還是撰寫的講究，中文世界的同類型著作中能和《中國古代官名辭典》相媲美的其實還很少。我相信，引進這部作品對日後在中文世界能出現更高質量的中國古代制度史工具書將會有非常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