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先生是享譽中外的人類學家，也是台灣文學前輩—張我軍先生的二公子。他在五０年代自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及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而後任教於耶魯、哈佛等名校。其學術成就備受讚譽，著有《中國清銅時代》（一、二集，聯經）、《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聯經）、《考古人類學隨筆》（聯經）、《中國古代考古》（英文版）、《大分坑：鳳鼻頭與台灣史前史》（英文版）、《殷商文明》（英文版）……等十餘種專著及論文百餘篇，對於中國上古史的重建貢獻卓著。他也曾主導（1964～65）台灣西海岸數個考古遺址的發掘工作，並擔任（1971～74）濁水大肚兩溪流域人地關係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推展台灣考古人類學的研究不遺餘力。他的學術地位備受肯定，除歷任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外，並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與後來輝煌的學術生涯相比，張光直早年的生活卻鮮為人知。他的出生與童年都在北京，十五歲時返回台灣，自承是「芋仔」，也是「蕃薯人」。他在建國中學求學時，經歷過二二八，後來又因「四六事件」的牽連而入獄。這段可說是冤獄的囹圄歲月，影響了他「一生做人的態度。」他說：「我在當時坐了一年的牢，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出來以後，對人之為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出獄後未再回校就讀，憑著自學以同等學力投考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為了就是要瞭解「人之所以為人」。 近年來深為帕金森氏症所困的張光直，透過這本回憶錄為我們記下這段影響他一生至鉅的青澀歲月，書中詳細描述了「四六事件」的經過，同時也對其家人、朋友多所追憶。台灣四、五０年代的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也藉由他自白式的陳述完全烘托出來。他的一字一句，發乎至誠，在他眾多學術作品之外，這部《蕃薯人的故事》讀來尤其令人動容。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张光直这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本书收入前四人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近二百件。通信时间自20世纪50至80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书中的内容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学界史事，可以说是这一重要阶段的写照。 　　通信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祖国大陆和海外的第一、第二代考古人类学家的思想情感、研究取向和生存状态，而张光直从负笈美国留学到成为最优秀的华裔学者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成长之路，也可以从与这些师长的通信中显现出来。夏鼐与张光直自文革后期开始通信，两人从生疏、隔阂到熟悉、友好的交往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考古学一步步地走向世界，世界逐步深入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程。书信集见证了这一段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历史。

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所在的台湾岛像个番薯，故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台湾岛的形状很像一个白薯，所以岛上两三千万的汉人常常自称“番薯人”。 这里写下来的这些事在心里记忆了近五十年，现在事过境迁，访旧半为鬼，再不写，恐怕这一小段历史就没有人记得了。 常常有人问我：这一年牢狱之灾对你有什么影响？我想，它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态度……我出来以后，没有继续念书，在家里自己读点书，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考这个系，基本的原因就是想知“人之所以为人”。

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把政治看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将得之于考古学的，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材料与观点结合起来，对此作一番论证。《美术、神话与祭祀》提供一个基本的视界，从性质与结构两个方面对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古代中国文明进行观察；同时力求证明：如果我们能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这对于古代文明，至少对古代中国文明的研究会大有裨益。这是这部专著的双重目的。

作者一向主张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要跨出传统的专业局限，从史学、考古、美术史、古地理学、思想理论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而此书正是他本人所做的一次最彻底的试验。本书利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神话学的各种材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特征作了精辟的阐述，可以看作是作者一生研究古代中国的综合性成果。近三十年来，先后有英、中、日三种文字的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

本书目录简介：中国青铜时代；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