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年，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刚刚过去。此后的百余年，是一个“回海变秋气”的衰世。值此大变局中的人们既为古今中西之争所苦，又不能不在古今中西文争中为民族寻路。因之而有前后相继的思想潮流和社会变革，这个过程体现了中世纪的历史进化。本书着重讲述了中国近代，士与社会的关系，其中《鸦片战争与儒学》、《新世纪来临之初的知识分子和文化论争》等文章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本书是作者近年研究新题，涉及专题十四个。即：经世之学的延伸和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起点，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绅士和绅权，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丁戊奇荒”：19世纪后期中国的天灾与赈济，中西交通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条约制度：西方世界与晚清中国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中西交冲：晚清中国的传教与教案，晚清兵工业的起始与困境，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历史中的儒学，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与政治---《东方早报》访谈。

本书收文五篇：《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曾收在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三辑》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曾发表于《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后三篇《张之洞与晚清国运》、《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均为作者口述，黄晓峰整理。 作者以通俗流畅的文笔勾勒出历史的脉络和潜在的线索，后三篇则以几个关键点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晚期社会的图景。

关于晚清的社会与思想变迁。晚清士人由传统中国的衰世走入中西交冲的变局。他们在古老中国和西方文明的撞击中间，一路徊徨，一路回应；其间的紧张、踔历、愤郁、歌哭与其自身的节节丕变相伴随，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然而，这个过程中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等，又深刻地说明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

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以及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等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中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 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