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治学，以博观约取、博古通今为准则；今人治学，则进而求融合中西，以一己之心思才力，涵咏古今中外之心思才力，以求创获。读书乃治学之基础，治学必由读书以知晓学术流变。前辈学人治学方法的借鉴、研究资料的搜集与图书文物的利用以及治学的思维诸方面都于国学治学关系甚大，本书在这些方面皆论列详备，而尤能提纲挈领，不陷于冗累，可谓国学入门的上佳读物。循此可一窥国学治学门径。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埋头治学、工夫扎实、成就卓著的真学者，所谈的都是切身的真甘苦；同时，他这部书又包括《治史经验谈》《治史问答》、《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书之间相互牵涉内容更广，语言更详。对于我们研究史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本书虽然作者自认为是随意漫谈、个人体验。但它却有作者认为的一些要点。从原则上：它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工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各种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但期人人可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总而言之,本书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非常值得广大热爱历史的读者和历史研究者认真研读。

钱穆先生全集：学龠，ISBN：9787510807480，作者：钱穆 著

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似乎还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但愿莘莘学子不会掉以轻心。 学术境界，说到底是一个精神境界的问题。“丹青难写是精神”，艺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中批评过传统史学的毛病，说它有事实而无精神。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与揭露过种种有貌无神的文化现象。 康德把“精神”看成心灵的跃动、主观的情调和概念的伴奏，缺了这个，对象就没有生命了。 本书将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置于篇首，旨在从前人的手迹中感受难能可贵的心迹，借以提高学术自觉和知识能力。如果因此而招来“冬烘”之讥，那也不要紧，当低首谦退：“已知无法说，心向定中归”。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自幼自学，曾习西医。参与创办广州《时事画报》及《震旦日报》。民国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定居北京，后专意治史。曾自题书斋名“励耘书屋”。其著述宏富，先后在辅仁、燕大、北大、师大教学数十年，学生遍布海内外。他的学术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经典，其博学专深的治学道路和朴素、严谨的学术风格，为年青的后来人树立了楷模。 1982年《励耘书屋问学记》出版，辑入援庵先生的学生、助手或同事撰写的回忆文章。此次增补修订，新补郑天挺、单士元、史念海、周祖谟、杨志玖等陈氏门下弟子的问学记，讲述当年受业聆教的情景，娓娓叙来，历历在目，颇为感人。

严耕望先生是当代史学名家，治学一丝不苟，规模宏大且考证精密，被誉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