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内容上高度概括，重点突出，提纲携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在书中，作者不囿就说，就很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而且有助于读者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清史简述》 是郑天挺在中央高级党校所作学术讲演的记录稿，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以后到鸦片战争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既给读者提供了有关清史的基本知识，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全书高屋建瓴，总揽清朝特点，抓住了清史的关键问题，尽管简单，还是颇多创见。

《清史》(上下)是中国断代史系列中排序最末的一部。起自努尔哈赤起兵，下限至清帝退位，共140余万字。作者认为：清朝历史的基本特征是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应以“大一统”作为认识、评价清史的一条基本线索和准则；以发展的观点辩证地看待清史；以各氏族一律平等的原则看待清朝对中国的统治。此清史观贯彻于全书的始终。

本书由《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和《府邸世家的满族》三部分组成。《北京郊区的满族》，记录的主要是满族下层人民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京旗的满族》，记述了1949年以前作者亲自调查的北京城区满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姓氏、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特征，为了解1949年以前北京城区的满族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府邸世家的满族》，对各王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一起走向没落的社会背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是研究清史和满族史弥足珍贵的历史记载。可以说本书是一部二十世纪京郊、京旗、府邸世家满族的变迁史。

《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衮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乾隆皇帝在1736年到1795年间统治着中国，他位居典礼活动构成的网络中心。这些帝国礼仪旨在通过身体实践，以有形的方式呈现支撑帝国社会的形而上学。本书是第一步完整论述乾隆皇帝和文人官员共同生产的"仪式化权力"的著作。作者打破传统范畴，巧妙地结合了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分析、表演理论、历史学和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史研究，阐释了18世纪中国的权力生产和现代史学家借以研究中国的概念范畴。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近年美國學界流行「新清史」之說，認為清朝是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且以譴責所謂大中國沙文主義為藉口來否定漢化，以混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來論證清朝並不認同中國，其言外之意質疑中國領土主張的歷史正當性，呼之欲出。顯而易見，所謂「新清史學派」無疑在大做翻案文章，以「新見」引世人注目，但無論在理據上與事據上都難以自圓其說。本書由海峽兩岸八位歷史學者分別提出論文，在學術會議上共同商榷後，整編而成。八篇論文聚焦於同一主題，從不同角度，諸如文化、學理、族群、漢化、認同、教育、制度，以及中國觀多方面，回應了「新清史」的論述，肯定了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延伸，中國從秦至清原是多民族帝國，不僅漢化，也有胡化，清朝並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非漢族建立的朝代，豈能獨外於中國？本書內容豐富，文筆犀利，不僅有高度的學術價值，而且頗具可讀性，值得推薦給廣大的讀者。

本书旨在探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朝野如何通过对南明（1644-1662）兴亡的评述及南明历史人物的臧否，互动地建构了当时的社会话语，并因时制宜地塑造了对这段历史的集体回忆。 综观清代头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争夺对南明史的解读权时，官、私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清代康、雍、乾三代君主虽极渴望垄断社会话语的领导权，但在建构对这段历史的社会记忆过程中，他们却无法做到完全随心所欲，而须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所约制。由于统治者没可能全面控制整个意识形态角力场，故他们在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诠释历史时，仍须与汉族知识分子寻求共识，并在若干历史问题的观点上作出妥协。这亦解释了，何以在禁制社会上南明史异读的同时，统治者也不得不不断修订本身的论点，力求提出合乎华夏文化传统的解读理据。清政府对于南明“忠臣”评价的转变，便是此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

本书分为“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和“巴罗中国行纪”两部分。前者由勋爵的私人日志编辑整理，记录了勋爵在出使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个人对中国的看法。“巴罗中国行纪”的作者约翰•巴罗是使团随行人员，更是一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他不仅记录了使团的行程，更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从文学、哲学、宗教、医学、音乐等方面全面地展现出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

百日维新过了近120年，戊戌变法史研究是否已经题无剩义？ 康有为是如何从籍籍无名迅速赢得光绪皇帝的信任的？ 晚清重臣张荫桓、翁同龢戊戌变法前后为啥一蹶不振？ “戊戌六君子”被捕节点，政变后逃亡者王照是如何偷生又如何自首的？ 晚清一脉，上承秦汉以降王朝政治的余绪，下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谓国史之关键转折。作者从爬梳档案、日记、函札、报刊入手，从关注张荫桓而介入戊戌变法史事考订，涉及康有为周围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以及王照、高燮曾、李盛铎、汪康年、“军机四章京”在戊戌年的活动，进而对李鸿章、张荫桓在旅大交涉中是否受贿和康有为在政治谋划中的行贿策略等最为隐秘的部分也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兼及慈禧与光绪之死，袁世凯、于右任诸人辛亥前后的行迹。文字灵动，考证精密，无疑会颠覆许多过去的成见，为戊戌变法史乃至晚清史辟一新境。

本书是现代清史名家萧一山撰成于1944年的代表作。作者以广义的“民族革命”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事、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现存于世的计约35000余件，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该馆所藏雍正朝汉文奏折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中的雍正朝汉文奏折收集在一起，按编年体例，依具折时间先后，编辑影印出版，每册辑入750件左右（不包括附件、附录），约1000页，全书40册。这样，就将分藏于北京和台北两地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辑于一书，成为一套完整、系统的原始档案文献。 全书共40册，定价：6950元人民币。 北京华翰轩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有售(现货) 联系人：陈志良 联系电话：13146812822、010—84651957 邮箱：hhxy88@163.com 网址：www.hhxybook.com

本书共分上、下两编，十五章。上编内容包括：入关前的八旗领主分封、八旗领主分封与清初政权的体制、八旗领主分后金（清）政权的特性、满族领主分封制与清政权的统辖体系、清入关前八旗宗室领主、大臣的联旗共议国政制、清初八旗领属关系的多次改变及其政治影响、清初与领主分封制相关的八旗诸问题考释；下编内容包括：八分体制瓦解后八旗领主分封的长期残留及其政治影响、旗人内部的等级差别与“抬旗”、入关后八旗王公大员议处国家机要大政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八旗教育及其政治作用与影响、旗人之任官制度与其政治影响、清入关后的八旗奴仆及其与清朝统治、八旗旗人的婚姻及其政治相关内容、总结与余论。

本书讲述了清末回民起义的真相，驳斥了民间流行的说法，从地方史志和乡野调查的手段进行详细考查的结果。 该书对我们民族史学和民族团结具有一定意义。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1863-1866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过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职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1863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的清政府中树立了忠庆、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

This study of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in the Qing dynasty explores the social context for sexual behavior criminalized by the state, arguing tha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China was a time of profound change in sexual matters. During this time, the basic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stat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hifted away from status, under which members of different groups had long been held to distinct standards of familial and sexual morality. In its place, a new regime of gender mandated a uniform standard of sexual morality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cross status boundaries—all people were expected to conform to gender roles defined in terms of marriage. This shift in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manifested in official treatment of charges of adultery, rape, sodomy, widow chastity, and prostitution, represented the imperial state’s efforts to cope with disturbing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Anachronistic status categories were discarded to accommodate a more fluid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tate initiated new efforts to enforce rigid gender roles and thus to shore up the peasant family against a swelling underclass of single, rogue males outside the family system. These men were demonized as sexual predators who threatened the chaste wives and daughters (and the young sons) of respectable households, and a flood of new legislation targeted them for suppression.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official and judicial actions regarding sexuality, the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people excluded from accepted patterns of marriage and household who bonded with each other in unorthodox ways (combining sexual union with resource pooling and fictive kinship) to satisfy a range of human needs. This previously invisible dimension of Qing social practice is brought into sharp focus by the testimony, gleaned from local and central court archives, of such marginalized people as peasants, laborers, and beggars.

"“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 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京控”，即上京城告状，这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发展成一个较成熟的制度，则是在清朝。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书即以此为中心，展开研究。作者首先回顾了历代“告御状”，即“叩阍”制度的渊源和变化，然后重点梳理了清朝京控制度的形成，它的审理机构，诉讼程序和运作。探讨了京控盛行的原因，州县司法的弊端与京控盛行的关系，地方上的生监、讼师与京控者的关系，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京控中的不同待遇，等等，对京控制度作了全面详细的研究。作者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她还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的京控个案，使我们对京控的实际情况和效果也得到较为实事求是的印象。本书后还附有清代历朝京控案件的统计表、征引书目等，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帮助。

本书以不同领域内的开创性著作或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时间为序，分八个专题进行论述，即强调中国内部因素的民众史、全球背景下的经济史、以原始档案为主要材料的新官方史和精英史、注重社会史内容的新法律史、新视角下的清代城市史、满洲及清代族群研究、国际帝国竞争中的清代外交与边疆史、妇女史研究。作者认为新清史在推进中国重估清代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产生致命伤害。

In this landmark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 Pamela Kyle Crossley traces the ways in which a large, early modern empire of Eurasia, the Qing (1636-1912), incorporated neighboring, but disparate, political traditions into a new style of emperorship. Draw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primary sources, including Manchu, Korean, and Chinese archival materials, Crossley argues that distortions introduced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blinded scholars to the actual course of even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dynasty. This groundbreaking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ingly abstract ideology of the centralizing emperorship of the Q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cepts of identit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before the advent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Concluding with a broad-ranging postscript on the implications of her research for stud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throughou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Translucent Mirror combines a readable narrative with a sophisticated, revisionary look at China's history. Crossley's book will alter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Qing emperorship, the evolution of concepts of ethnicity, and the legacy of Qing rule for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