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史大纲》作者以广义的“民族革命”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势、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且全书叙事言简意赅，引证精当，“笔锋常带感情”，可谓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

清朝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王朝。其前期入关，扬州七日、嘉定三屠，汉人纷纷抗争，历经三朝方才平息；其后期，外敌入侵、丧权辱国，将中国带进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黑暗期……清朝又是一个神秘的时代。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乾隆身世，这四大清宫谜案悬疑数百年，至今仍是坊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武昌城楼的枪声，击碎了天潢贵胄们的白日梦。随着清朝的覆灭，老祖宗留下的基业付诸东流，遗老遗少们将何以安身立命？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一些人自觉清算历史，一些人依旧自命不凡。 喜欢现代文明生活，却死死抱住腐朽专制；送子女留洋深造，却供养出川岛芳子这样的间谍；痛斥贪官，却出巨资与民众为敌；对汪精卫施仁，却对侧福晋暴虐；自认为干的是彪炳春秋的大事，却成了民族的罪人。这位荣辱参半的肃亲王，真叫人难以捉摸。 老醇亲王奕譞之孙溥侊有个“侊大爷”的雅号。这位大爷可不一般！为了娶到名伶雪艳琴，他居然放弃了“爱新觉罗”，随妻改做了穆斯林。要说这侊大爷还真得念民国的好儿，换了过去，满族皇亲改信伊斯兰教，不是被杀头也得落个发配充军。 豪无吃喝嫖赌的陋习，身子板儿也结实，这位亲王在卖掉怀柔祖坟的几年后穷困潦倒，于是他到车行领了件号坎儿，租了辆车，正儿八经入行当了拉洋车的车夫。此人就是人称“?王”的末代克勤郡王晏森。 溥仪这人不厚道。而这位昔日的皇帝竟然娶了一个无比刁蛮、欺诈和贪婪的媳妇。亲戚们评说：这两口子，绝对是少招惹的好！ 自命不凡的小恭亲王溥伟是个荒唐有余、鲜有智慧的人。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时，他大骂袁贼为“曹操”，话到激昂处更是来了句：“有我溥伟在，大清不会亡！”然而，他先投靠德国，后投靠日本，为的就是跟溥仪争皇帝宝座。在他临终前，依然信誓旦旦地说：当年若立我为帝，何至于眼睁睁看着社稷被毁！ ★慈禧西行与西北马家军的渊源 ★知情人评说溥仪：为人处世不厚道 ★皇兄侊大爷：改信伊斯兰教的皇族 ★礼亲王著《啸亭杂录》揭秘清史 ★肃亲王：袁世凯的挚友，汪精卫的恩人 ★豫王府开卖王府、卖金印、卖先人棺椁之先河 ★十七格格：几十年前“下海”办餐厅的弄潮先锋 ★红豆馆主：最后一位睡进楠木棺材的宗室贵胄 清代的“铁帽子王”最初为8家： 清初，朝廷依军功封赏努尔哈赤家族中8位世袭罔替铁王爵，按《清史稿》的排序分别为：礼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郑亲王、克勤郡王和顺承郡王； 之后，又衍生出了4家： 雍正八年，怡亲王允祥积劳成疾不治身亡，皇帝为表彰他的功劳，特封允祥之子弘晓世袭罔替； 辛酉政变，亦?、奕譞兄弟竭尽全力支持两宫，一举摧毁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两宫为表彰他俩的功绩，恩赏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慈禧晚年“阴差阳错”地加封了劣迹斑斑的庆亲王奕劻世袭罔替。 《最后的皇族》就讲述了以上这十几家王府的奇闻逸事。

鸦片战争常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书根据时人观点及更多分析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因拉丁美洲白银减产而起的危机，比战争本身带来的影响更深。拉丁美洲白银的骤减几乎颠覆了清王朝，其稍后的骤增，虽协助清廷平定相当因白银不足所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但也使得中国的地位相对较不依赖美洲白银的东亚邻邦邻夷。在王权备受挑战之际，支持多元权威并存的传统思想涌现，于王权再行稳固之时，绝对权威的思想抬头而留存至今。全书可供了解世界货币史、清朝中衰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及中西政治经济思想比较之参考。

当代国人应该怎样认识慈禧与晚清？ 1860年，在古老的中国经过3000年轮回历史之后，满清第十位帝王咸丰新死，贵妃慈禧联手恭亲王奕，一手粉碎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开始了她撑中国危局50年的生涯。 “愚昧而保守”似乎是人们对慈禧的固有印象，但是在洋务运动中，慈禧批驳理学名家倭仁，表现出了对西方文明的包容和接受。她支持洋务派的器物改革，大规模启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一时人杰都为慈禧所用，从而创造了“同治中兴”局面。 甲午海战，一场掺杂着内部高层权力之争的对外战争，让慈禧骂名遗千古。但是在光绪与帝师翁同龢希冀借着一场战争而获得主政权的情况下，主战还是主和，成了慈禧的选择。战事的失败，不在慈禧，而在洋务运动的不足。 在激进的戊戌变法中，慈禧有所保留。虽然百日维新因她而废，然而，偏激而不顾现实的书生康有为显然不足以主导一场国家变革。 1900年，端王载漪为皇位误导慈禧，为保权力，慈禧“引进”义和团对抗列强。一位精明的政治强人终因贪权而变得狭隘而被愚弄。 清末十年，由慈禧以及行政经验丰富的官僚所主导的清末新政，带领中国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然而封建帝国晚钟敲响，历史老人拉开了新的序幕……

《清实录(1-60)(套装全60册)》影印本，包括《满洲实录》、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以及附印的《宣统政纪》，合计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它是清朝历代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纪，用编年体详尽地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故。清朝十二个皇帝，有十一个编纂了实录。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位三年就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仍由原修《德宗景皇帝实录》人员编纂了一部《宣统政纪》。此书虽不用实录名称，体例则与实录无异。 清朝沿袭自唐代以来的旧制，上一代皇帝死后，由新继位皇帝特命大臣开馆纂修实录。清代实录馆是一个临时机构，开馆后，从宫内调取上谕、朱批奏折，从内阁调取起居注及其它原始档案，由纂修官理清年月，按纂修凡例加以选编。因此，《清实录(1-60)(套装全60册)》是经过整理编纂而成的现存的清史原始史料，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必须凭借的重要文献。但在清代，实录从未刊布，只缮写若干部藏在京师（北京）、盛京（沈阳）两地的宫禁里，能够读到它的人极少。为了给清史研究者提供方便，使这部四千多卷的大书能够比较广泛地流传，现在把它影印出版，公诸于世。

本书是作者近八年来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成果集成。作者自1986年年末开始连续五年多与日中两国的学者（由佐佐木卫、路遥两位先生任团长），对义和团曾经活动过的九个村庄进行调查，同时，还从不同层面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特质以及民众运动进行思考，促成作者恢复了中断一时的义和团研究。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农村调查结果结合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的分析，对 “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武术起源到清末义和拳运动的产生、扩大直至列强出兵、清朝的宣战与败北、最终向“扫清灭洋”转变，这一历史全过程进行微观分析，并将其与当时国际关系、中央政治动向的宏观分析相整合，从而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使全书不仅有可读性，而且耳目一新。

本书是作者继《天朝的崩溃》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收录了写成于九十年代后期的十一篇论文。作者通过丰富的材料、精当的考证，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种种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

人们已多次详细描述过太平天国叛乱期间（1850-1864年）华尔与戈登所部常胜军传奇般的业绩。然而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将这支外国人纺率的部队置于由中国传统、晚清社会和政治制度、中西关系与中国军事改革构筑而成的宏大历史框架之中。本书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意味深长的历史进程里考察常胜军，它空前详尽地论述了该军的起源、发展、组织、管理与成就。 中国近代史教授理查德·史密斯深入研究了中西双方的文献记录，从而对关于中国19世纪动乱时期内西方人作用问题的若干常见论点提出异议。他发现了隐藏于“合作政策”融洽表象背后的各国间的竞争和阴谋，发现了支撑西方官员军事援助中国的复杂动机，还发现了人们想象里虚弱而屈从的清政府，如何出人意料地成功抗御了外国压力、控制了“蛮夷”雇佣兵并使西方人不知不觉地顺从于中国人的意图。 作者对中国行政事务中的外国援助问题进行了有启迪的实证研究，运用比较方法，考察出常胜军不但与帝国海关总署和李泰国——阿斯本海军纵队等其他中——外联合机构有关，而且与通常为“勇营”的“临时”中国军队这类土造的制度改革的产物相联系。此外，他还将中国雇佣外国人一事置于漫长历史演进的过程与文化交叉的背景之中来考察。 这些比较研究表明常胜军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它是中国传统的产物，是独特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反映。常胜军的历史从诸多方面微观地反映出自太平天国时期至中日战争（1894-1895）期间，得到西方协助的中国军事改革所经历的极度痛苦与种种挫折。

中国近300年的历史，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另外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期。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 本书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另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

戊戌（1898）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清德宗「籲懇慈恩訓政」諭的頒布，形同開啟慈禧近半世紀柄政歲月中的第三次垂簾。綜觀西后三度垂簾（或訓政）之發展，幾乎皆是一段她在運用派系，與抑揚派系間，達到個人集權目的之歷程。而且，相較於前兩回垂簾，第三次訓政在權力集中效果上更為徹底。然而，慈禧個人權勢的迭創高峰，反襯的卻是晚清派系結構的沈淪，最終亦斷送有清一代。 事實上，清代後期政治派系運作之再起與變異，幾乎與慈禧擴權之歷程相重疊。不同的是，西后之權力，隨逐次利用派系對立格局，而開創自身操弄空間，愈趨攀升﹔相對地，原於太平軍之役後，因滿洲親貴與漢士大夫集團在政治運作上，漸見合流，而呈現多元發展之派系結構，卻於慈禧權力扶搖而上的同時，面臨土崩瓦解。晚清政局雖因此而又見權力集中之趨向，實際上卻是愈見孤立之滿洲親貴最後的虛幻榮景，而清室天下亦於不久後宣告終結。 無疑地，晚清政治派系活動之重振，與清廷為因應太平軍之役，而不得不進行之權力釋放，息息相關。派系之競爭，雖向來多為負面論述之題材，實亦有其正面功能。當人主可居於制高點，而掌握派系間之互動平衡時，則此一政治現實，未必不能使最高領導人更全面地吸收決策資訊，從中形成更見穩妥之決策模式，維持決策品質。在君主專制政體中，此一情形尤為明顯。以同治朝為例，儘管南北壁壘漸自明晰，恭、醇兩王之路線分立方興未艾，而歷如同治五年（1866）同文館擴大取才，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之交鋒，卻能創造後世史家所稱「中興」之世。「大亂初夷，群有致治之望」，洵非妄論。究其因，當時垂簾之兩宮－尤其實柄其權之西后－未逾人主尺度，而能收並取之用，應為重要因素。 然而同治朝之所以相對有成，亦正反襯光緒初年起，政爭所以漸趨激烈，而中興之望，漸去漸遠之底因。自光緒三年（1875）北派領袖李鴻藻丁憂，而南派領袖沈桂芬於恭王支持下援引門生王文韶入樞，一改南北平衡之局起，政見之爭，乃漸變質為純權力之爭，派系圍繞權力徵逐之根本矛盾，乃告圖窮匕見。尤其滿洲親貴集團中，恭、醇二王對立之表面化，更添問題之複雜性。如此赤裸之權力爭鬥，終令亦有其更大權力企圖之最高統治者，得以藉之操縱以逞其私願。晚清政治情勢，亦由此走上狹路。新局面之主角，以是歸於慈禧皇太后。 然光緒十年（1884）罷用恭王後，慈禧之專權固大為提升，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長成之德宗終須接掌政權—已擋在前方，遂使西后專權之路似不可能愈走愈寬。以下，則光緒結合以乃師翁同龢為首之新一代南派精英，圖為最終實現完整帝權之基本勢力，遂不可避免地將政局推向另一更為激烈之派系競逐階段。南派基於崇隆德宗，間取擴大派系權力版圖之連串作為，尤其以對李鴻章為首之淮系北洋所進行之壓縮，終令光緒親政前之各股勢力，舉凡淮系、醇系，與實力雖不之前勝，但終令猶有餘韻之北派，漸向應已退居二線，但影響力仍在之西后靠攏。經歷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之連番攻防，帝后黨立，終告難挽。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間之連串內外紛擾，國勢日蹙，由帝后黨爭之線索觀，幾皆成派系權力抗衡之動線。較諸后黨，實力基礎相對不固之帝黨種種試圖一翻劣勢之派系結構調整，與藉變法力挽頹局之掙扎，畢竟指向光緒二十四年（1898）之戊戌政變，終而成就慈禧個人於前更勝之權力高峰。 后黨在戊戌（1898）政潮中，最終以零和式結局宣告得來的勝利，也徹底改變同、光兩朝延續逾三十年之派系結構。做為漢官僚核心之南北派系，在帝后黨爭中之消融與崩解，也使戊戌（1898）八月後之權力結構中，漢官僚之決策影響力，掉落到1860年代以來之最低點。滿洲親貴集團之重新抬頭，使彼輩試圖以最迅速有效之方式，重掌絕對主動，以充分抑制漢人勢力。由光緒二十四（1898）至二十六年（1900）間，「廢立」與「排外」兩大課題，誠即彼輩落實政治目標之具體作為。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背景，實亦肇於焉。 只是，經過戊戌（1898）至辛丑（1901）之一段曲折，中國近代將臨巨變之伏筆，亦埋於焉。本文透過對派系分合所進行之分析，實亦欲對清政權所以崩亡，提出另種觀察角度。以此，則以下兩點，或可為本文作結。 首先，袁世凱繼續穩控北洋新建陸軍，並在榮祿以軍權掌握布局主動之結構中，穩步向上的走法，已將彼置於他日接收榮祿所有權力基礎，乃至清政權最終資產之有利地位。此種現實，不因光、宣之交，袁氏因滿洲親貴之疑慮去位而消散，反而於三年後以不得不重用袁氏而證明其難以動搖。事實上，即令於袁氏開缺回籍期間，新建陸軍之領導層仍難更易，袁系要角，如徐世昌、楊士驤、楊士琦、張勳、段芝貴等，仍各據要津，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之親貴集團不敢輕言黜動，亦可見端倪。他日袁氏得居接收清政權與革命派草創成果之有利地位，未始非早植根於帝后黨爭前後之派系布局與資源分配。而一以實力及軍政資源為取得權力唯一可靠條件之政治人物，居清政權終結後，領袖群倫之地位，也預示體制全面成長之艱難，與政局之不免多事。 其次，回顧時值世紀交替之晚清政局，筆者不能不深感歷三十餘載之派系參商，於清廷之最大傷害，實在漢士大夫集團之淪落凋零。以歷代政局觀之，士大夫因理念、立場，甚或政治利益而介入黨爭，幾乎無朝無之，晚清亦不過其中一例。然而，士大夫之行事，畢竟有其門風與讀書人之基本原則，固不能不為黨同伐異而有所為，卻也總能因清流自許而有所不為。因此，以士大夫為主流之派系角力，大抵再如何激烈，亦不致形成國運之隆替。但晚清三十餘年之派系鬥爭，最傷根本者，莫如都推漢士大夫於第一線，而迭經傾軋耗損，至清季末葉之此時，士大夫階層做為一股勢力，幾已完全由政局中退潮矣。此不啻令此下十餘年之政局走勢中，全以最赤裸之軍、經資源構建權力營壘之政治人物，與看似當道，實益孤立之滿洲親貴為主流，而盡失一股制衡力量。少壯知識菁英，無論革命派或立憲派，更大地流向體制外，尋求改變現勢之途徑，遂漸成風潮。一旦彼輩漸得庶民階層，尤其地主、縉紳階級之同情與呼應，則滿洲政權便臨末日矣。

《大义觉迷录》是一部奇书！它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有离奇的故事吗？没有。有精彩飞扬的文学吗？没有。有曲折的故事吗？没有。有高深的哲理吗？也没有。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有棱有角的书，它只是一个档案卷宗，一桩谋反案的卷宗。 一个档案卷宗，何奇之有？它奇就奇在这个档案卷宗，是清朝盛世雍正皇帝自编纂的为自己鸣冤的自白书。请听雍正自己怎么说的？雍正说： 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皇帝鸣冤，剖示心迹，告谕臣民，此第一奇也。 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名允禛，他不该得皇位。康熙晚年两度废皇太子允礽，形成皇储斗争。雍正机权干略，高人一筹，他收拾掉了允祀、允（礻题）、允（礻唐）等几个争皇位的兄弟，才登上了宝座，乾纲独断，刚毅戾深，蜂目豺声，是标准版的秦始皇第二。史称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被骂为“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真是帝王断案，与众不同，赦了主犯，灭门死人，此第二奇也。 秦始皇统一思想，焚书坑儒。雍正统一思想，搞全国运动，称为“观风整俗”。曾静谋反，著书立说，骂得雍正狗血淋头，雍正不怒不恼，说什么要对曾静实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死刑重犯，可以看中枢机密文件。审案不用刑逼，坚持说理，要求罪犯写检讨。皇恩沐浴，曾静在灵魂深处开刀，果然奇效，“昔日为禽兽，今日转人胎”，一个灭族重犯，居然脱胎换骨，成为吃皇粮的观风整俗的宣传人员。批判洗脑，必造灵魂，雍正特创，此第三奇也。 雍正自信，认为大义觉迷，真理化人，“无物不可化诲”。谋反谰言，不实之词，不必隐讳，布告天下，全国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雍正特谕说： 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联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内容包括，雍正皇帝的十道上谕，曾静以罪犯被审讯的口供形式写出的检讨和读书体会，反映了这个造反重犯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和改过方法，附录曾静的忏悔书《归仁说》。全书四卷，约十二万言。题名之义，上谕称：“特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理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法。”即用纲常伦理之大义，君臣之伦的天理，去排除无礼义无廉耻之锢蔽，觉无父无君之愚蒙。通过刊布《大义觉迷录》，在全国范围宣讲，开展观风整俗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使大清之民，拥护清朝统治。这也是亘古以来未有，雍正皇帝的独家发明。此第四奇也。 雍正驾崩，儿子乾隆即位，还没有改年号，不到两个月，一切又翻了过来。乾隆圣谕，着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此第五奇也。 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有五奇：皇帝受谤，自白辩诬，一奇；赦免造反重犯，拉个死人灭门，二奇；改造极刑重犯，脱胎换骨做新人，三奇；刊布谋反档案，开展批判运动，四奇；老子编的宝书，全国士子必读，儿子谕令禁毁，五奇。有些五奇，亘古罕闻，还不是一部奇书么？ 雍正是一个临近近代门坎的封建皇帝，又是一个大有为之君。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地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 康熙帝六十一年，雍正帝十三年，乾隆帝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一代立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之半，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三分之一世纪，如此长久承平，可谓盛况空前。清代盛世，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版图最大，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和民族大家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雍正改革，承先启后，在康雍乾三帝中，执政最短而成绩最大。雍正处理政务，独出心裁，“出奇料理”曾吕案就是一个显例。康熙末国库储银才八百万两，雍正五年国库储银达五千万两。即此一端，可见政绩非凡，真是奇绝妙绝。 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仁义可言。雍正夺嫡，是皇家自己家门事，当然事关国体，论其中曲直是非，要切在国计民生上。民间传说，野史小说，大都贬斥雍正，最集中的是说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雍正不是样样都好，对待政敌残暴不仁，这正是他的成功秘诀，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何可苛责，天下乌鸦均是一般黑。阿其那、塞思黑上台，未必对雍正就有仁慈之举。政治斗争如同战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温良恭俭让可言。帝王的历史定评，最终要落实在兴国仁民这四字上。历史不诬古人。本书解读雍正皇帝的自白，领略他的治国手段、战斗奇招与帝王之术，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维，促进成熟，冷眼看世事，是很有意义的。雍正好与人斗，其乐无穷，总是手握胜券，其战斗艺术，令人拍案惊奇。雍正称思想改造为“大义觉迷”，本书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将使你无尽叹惋！本书半文半白，不难读懂。人们看一看雍正是如何批判一个走火入魔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一读这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书呆子的检讨、体会，即审讯口供挺有意思。我们深信这本记录一件全国大案、要案的实录，是能引人入胜的，颇能启迪思维的。本书最积极的部分，是雍正皇帝辩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合法，宣扬民族大家庭的第一道特谕。这道特谕做了全文串释，意义在此。

本书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罗友枝做出了我们能够期待一部优秀学术著作所能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给出大胆的概念和论点，同时为未来几代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 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吸引人，也很重要。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罗友枝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罗友枝的专著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国的新历史学的开端：本书是对远比我们以往所知更为复杂的和更具文化多元性的帝制中国的精深研究。

《乾隆十三年》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乾隆十三年》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乾隆十三年》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它为大家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

《清史十五讲》分三条线索展开：清朝政权的演变，涉及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的发展状况；清代统治者的历史评价；清朝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涉及下层民众的反抗、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清史十五讲》使读者在客观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过程中，增长知识、启迪思维、激发热情、得到真善美的精神享受。

全书约26万字，作者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间段，所论问题多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努尔哈赤的一生、皇太极的即位问题、雍正是否夺嫡、奕訢受封恭亲王、慈禧太后的家族、关于李连英的记述等等。作者为皇室后裔，家藏有玉牒、圣旨、关防、祖先影像等，自小即备闻国乘家史，以其身份书写清史，不仅在材料、信息的占有方面，而且在观点和立场上都有独到之处。像《慈禧太后的家族》与《关于李连英的记述》等几篇文章，作者将对现有史料的解读与自己的家史及幼年的记忆相结合，是几篇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加之作者的文字清雅，能娓娓道来，可读性较强。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双向互动中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本书除了选辑国外新清史研究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尖锐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

本书是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清史编译丛书”中的一种，分为上、下两卷。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本书编者强调，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朝的崩溃和清朝的建立与巩固等一系列事情的那个区域的核心，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这一时期的文献充足，可以以此详细地考察彼时之人——不仅是汉人，也包括满人、蒙古、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对其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