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访华使团于1792年9月至1794年9月访问中国期间及往返途中的见闻记录。作者对使节的公开活动进行了较为忠实的叙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状况。他亦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圆明园的宫殿、万里长城的情况行诸笔墨，描述了使团成员逗留清廷时的种种感受，笔触充满异样情味。而其中对18世纪中国的人文风貌、宫廷生活的描绘和对两国迥异风俗的对比观察，尤其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

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当囿于国别，而应以具有相互联系的区域作为论述的空间，探讨跨国家和跨区域的技术传播、贸易以及相关的诸多交往。在明清时代，东亚是个具有频繁经济、文化交流的区域空间，在东亚视域中考察中国区域社会的诸多问题，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将各种原本孤立的现象加以综合分析，从而缀合出更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图景。本书作者重点发掘朝鲜燕行录、琉球官话课本、日本唐通事史料以及近代西方传教士书写的方言文献，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将各类史料熔于一炉，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瞻瞩中外、盱衡古今

《明清史学术文库：清史史料学（套装上下册）》主要表现之一在对清代文献的个案研究，比较深入具体说明它们的史料价值，例如详细介绍清朝的“引见履历档案”：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况及与朝政的关系。又如为交代“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在一般性的说明之外，比较细致地绍述康熙帝、乾隆帝祖孙先后撰著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一书，借以明了康熙帝建立避暑山庄的原因，山庄的面貌，康熙帝喜好游猎的性格及与理政的关系，乾隆帝的继承康熙帝事业和法祖的方针。另一个表现是对清史专题研究进行各种文体史籍的综合介绍。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人员的论文集。数位作者直接利用大量的满文档案，探讨清代蒙、满、藏等民族史和蒙古、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史，内容丰富而新颖。大量满文档案的介绍和利用，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

本专辑收入的许多文章在探讨17 世纪危机时，都提到了一个因素——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是17 世纪普遍性危机的背后原因。第四组的一篇文章，即杰弗里· 帕克的《危机与灾难：17 世纪全球危机的再思考》（2008），对17 世纪气候灾难与危机的关系进行探讨。文章最后，作者的关怀指向了我们当下21 世纪的气候现实，17世纪的历史直接与现实联通。

要认识一个历史人物，最简洁的办法，莫过于细读其日记。本书收录了作者对谭嗣同、袁昶、张之洞等人的日记的读后感，并对其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具体内容包括《清人日记琐谈》《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炬〈留庵日钞〉未刊稿本》《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等。

Between 1751 and 1784, the Qianlong emperor embarked upon six southern tours, travelling from Beijing to Jiangnan and back. These tours were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eatre that took the Manchu emperor through one of the Qing empire's most prosperous region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tensions and the constant negotiations characteri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centre and Jiangnan, which straddled the two key provinc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Jiangnan was the undisputed centre of the Han Chinese world; it also remained a bastion of Ming loyalism and anti-Manchu sentiment. How did the Qing court constitute its authority and legitimate its domination over this pivotal region? What were the precise term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of Qing rule over China proper during the long 18th Century? In the course of addressing such questions,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and through which High Qing rule was constituted and contested by a range of actors, all of whom operated within socially and historically structured contex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outhern tours occupied a central place in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Qing rule during a period of momentous change affecting all strata of the 18th-Century polity.

《清史稿》係匯集清代史料，作有系統之整理，就性質與規模而言，在此領域，至目前為止，尚無足可匹敵的巨著。治清史者，無不列為必備參考書目。然此書成稿於遺老之手，刊行於匆促之中，謬誤屢見，用時不免戒慎，唯恐誤入歧途。國史館有鑑於民國代清而起，存亡興廢，淵源影響，均不能置清史於外。乃徵得故宮博物院合作，參考清史館原稿、清國史館稿本、清宮檔案、官書等千餘種，以「不動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方式，歷時十年，經專家審查，共得校註六萬餘條，勘訂成《清史稿校註》十五鉅冊，另附索引一冊，精註、精編、精校、精印，與學界共享。

高阳，本名许晏骈， 浙江杭州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其考据之所得，用于评史述史，纠谬补遗，亦用于创作历史小说。因此他在历史方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发现，在文学方面有颇为丰硕的成果。其历史小说《胡雪岩三部曲》和史学著作《清朝的皇帝》，令人叹服！ 本书主要内容： 一、皇帝的种种 二、爱新觉罗的祖先 三、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 四、世祖顺治 五、圣祖康熙 六、世宗雍正 七、高宗乾隆 八、仁宗嘉庆 九、宣宗道光 十、文宗咸丰 十一、穆宗同治 十二、德宗光绪 “清朝的皇帝”简表 后记

清秘述闻三种（上中下），ISBN：9787101017427，作者：（清）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

我的史学论文集编选告竣，全书共收文五十七篇，分为六组：第一组为有关清史学史（清史学家、清史著作）文章十五篇，第二组为清初复明运动论文十三篇，第三组为清文艺史论文八篇，第四组为其他清史论文八篇，第五组为有关明清文献文章九篇，第六组为回忆、悼念老师和前辈学者文章四篇。文章绝大部分是关于清史的，只有很少几篇属于明史或不涉及清史，因而从主体上说题名《五库斋清史丛稿》。　　五库斋为寒斋斋名。为何取此斋名？因为有一些藏书，为便于查找，需要有管理办法，于是根据实际确定自己的图书分类法，将存书分为古籍、理论、研究、工具、余兴五部，每部各分若干类，按类别按开本排架，就比较整齐、醒目。我又开玩笑说：乾隆有《四库全书》，我还多一库，我有五部五库。因此，戏称陋室为“五库斋”。其实，我当初何尝有什么五库斋，开这种玩笑的时候，我一家三口正寄居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在此一住前后十个年头。我也是附庸风雅，但更是自嘲，是混合着愤慨的无奈，而保留至今，则是一份回忆，一种纪念。因此，我对这个斋名很是珍惜，愿将它嵌进书名内。　　《五库斋清史丛稿》是我近二十多年来的作品。所以它不是我学习和研究历史全过程的小结。我的业务工作分两大块：一大块是历史研究所分派的任务，一大块是自己选择的符合个人兴趣的课题。换句话说，前者是“计划文化”，后者是自由项目。我从1958年进入历史研究所以后，深受当年大批判和其后连续斗争的影响，只做“上了户口”的工作，循规蹈矩，“鱼贯而入文坛”（副所长尹达语），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工作，先后参加写作《太平天国运动史》、《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国史稿》第七册、《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历史的审判——“四人帮”影射史学剖析》、《清代全史》第二卷、《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等，编辑《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不做计划外的研究。在做公派工作时，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仅尽力写好由自己署名的篇章，而且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史料对别人也无保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逐渐摆脱思想束缚，顾及一些自己喜欢的专题，其结果就是本书所收的大部分文章。因此，《五库斋清史丛稿》只是我中老年时自己选题研究工作的小结，大体上是“计划外文化”的产物。　　当然，我并不是从中年才开始写史学论文。我最早的史学论文，是大学毕业论文《明代的山陕商人》。那是读明清人别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影响而选择的课题。到研究所不久，明清史研究组副组长王毓铨先生曾经索看，并指示呈交组长白寿彝先生审阅。白先生看完后找我谈话，说到我的文章，评价说：“嫩一点。”他让我用半年时间改出来。我懂得白先生的意思，认为文章写得幼稚、浅薄，为了保护青年人的自尊心和积极性，用了柔和的词语。但没有多久，我就被接连派去给谢国桢先生当助手编《中国史稿》大事年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做中国通史陈列设计。毕业论文撂在一边，一晃四十多年，已有残缺。在论文中我曾试图就商人资本组织、运用方式和监商资本活动做经济学分析，但分析、论证都不充分，即使不残缺，也不堪选入论集。　　到工作岗位后，我在业务方面的个性逐渐表现出来。研究组指派我研究清史，但在清史范围内，我对于经济史、思想史，只关心研究的进展，除非下达任务，自己不主动钻研，在史学上入门以后，我逐渐感到史料的不完备性、不准确性、不确定性，导致分析、论证根据薄弱，损害科学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八个字，有人指为原始公社末期，有人指为奴隶社会，有人指为封建社会，使我深感史学中因史料根据不足而充斥着主观主义的危险。因此，我日益钟情对史实有较新较深挖掘的课题，并且常常使用小考证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实。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就是这样做的。本集论文大都体现出这个倾向。这是史学研究初步，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高境界，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不能代替对历史事物本质的分析和发展规律的探索。但如果连起步都蹒跚踉跄，怎么可能有随后的阔步前进呢。基于这种认识，我也力图在走好起步后继续前进，尽自己所能进行科学分析和概括。这一点从有关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来。　　在五十七篇文章中，《悼念商鸿逵师》一文是我与同事、同学郭松义合作的，特此说明。这五十七篇不是我二十多年所作文章的全部。有些合作的文章没有收入。上世纪60年代一篇研究清代曲阜孔府高利贷的文字，奉命投寄一家大报，刊出时连题目都改成醒目的宣传词语，还有《山海关石河之战后的复明运动》等文是根据专著章节摘写的，都不收录。一些为清史资料写的编者按语，为专著写的前言后记，大都不收。其实我在一些专著中承担的章、节、篇，既是所属专著的有机部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大多可以作文章处理，也一律割爱。　　收录诸文大体保持原样，也有略作改动的情形。《〈柳如是别传〉读后》草成后，广州中山大学正举办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因为向我发出了邀请，所以我虽未与会，也承蒙同意收录小文入讨论会文集。当时我是我所明清史学者访日代表团成员，启程前将《读后》匆促撰成，请我妻代劳誊正，来不及做任何修改就寄出了，文字表达拙劣。这次做了几处改动，包括一处地名错误。《关于魏耕通海案的几个问题》、《黄毓祺的复明活动和黄毓祺案》因版面问题各有一处由编者做的小的删节，后文的删节使文句不能衔接，这次都按原稿恢复。《明清的隔壁戏》、《民族艺人苏昆生考述》两篇，依个人研究的进展做了修改、补充。　　考证，贬损者有之，视为平常者有之，推崇者有之。但学问家不论对考证持何看法，对考证在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持何信念，都不能否认考证实际上是不易做好的工作。考证任何问题，其人、事的联系纷繁复杂，梳理清楚，良是不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已故前辈学者陈汝衡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问我：孟森老先生三大疑案考实，你相信他的考证全真实吗？孟心史（森）先生做过许多考证，我也发现他的考证的若干失误，结论自然不可全信。我自己做的考证也不乏疏忽不周之处。《〈生绡剪〉的作期和艺术价值》一文，我考证的作期可能存在延后了的问题。据说《生绡剪》成于顺治七年（1650年），并给画家陈洪绶招来大祸。但我所依据的现存的《生绡剪》较顺治七年刊本篇目有无增删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我仍保留此文以待高明来哲继续研究，退一步讲也可以反映我的工作的不周全，保留重要的教训。我的一篇长文《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发表后陆续发现新史料和原文的许多错漏，我曾作文《补正》，不过此长文不是小手术可以矫治妥帖的，本应重写，但我目前实在无力启动此大工程，只好拣要点作《再补正》，是很无奈的。短文《关于王紫稼》是我在准备写作传记《王稼》时的作品，兼纠正孟心史先生《王紫稼考》的重要失误。殊不知王紫稼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是另一种面貌，比我考证和描写出来的要复杂得多，但进一步考证很费事，我现在也无力顾及。我遇到的困难，都表现出考证不是轻而易举、拈之即得的。它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而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是万万轻忽不得的。　　我比较喜欢阅读或翻看别人的史学论著，当然重点是清史方面的。这样虽然占去不少研究时间，但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能够逐渐熟悉整个清史研究史的链条，掌握一种尺度，提高认识和判断能力。人固不可自傲，自我感觉过好，那实际上是浅薄，把自己摆在清史学全部发展史的链条上，就知道自己的藐小，不过是整个发展长河中的一粒水珠。也不可自卑，自存首先要自信，人的能力有大小，经过奋斗，总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把自己摆在清史学发展史的链条上，对这一点能看得更加具体、清楚。我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一直取此态度，不管环境冷热，不论月旦人物或听到人家议我，总是不卑不亢，宠辱不惊。现在结集《五库斋清史丛稿》，第一次系统、集中读自己的文章，更觉没有理由自满，尤其不必惭愧，垂头丧气。《五库斋清史丛稿》似将使我的老年心境更趋平和。这也许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退休后我做的一项大事业，是参加纂辑、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主编是我历来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王钟翰先生，创意、设计、摸底和主持全面工作的是朱宪先生，共同工作的有赵放先生等。王先生约我当他的助手，担任副主编兼工作委员会学术部主任。王、朱、赵等先生给我一个展示能力的舞台，但我还犹豫，临事而惧，说：“我没有做过古籍整理，做不了！”王先生似乎不是心血来潮点的将，没有考虑代替的人。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答应也得来，不答应也得来。”我只能服从，等于被王先生拉上了马。我参加这项工作后，觉得自己不仅能适应，而且有兴趣，能释放和发挥我的潜力。环境很好，我得到完全的信任和尊重，相处融洽甚至亲切。我们一起纂辑四百册，约古籍五十余万页，已出版三百十册，年内可望出齐。这项工作是了不起的。它是就目前的条件，尽力对乾隆借修《四库全书》毁坏古籍做些补救和抢救，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我能在此项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颇感不负此生。一个人要想做点事，除了自己的才能，实际上还需要有识拔的人和适宜的环境。我在退休后能加入以王先生为首的这个工作集体，也是一种荣幸。我将几篇有关的文章收入论文集，实在抱有记录和纪念个人此一经历的心情。　　从事学术事业的人，都希望自己拥有丰硕的成果。我也认为此区区论集只应鼓励我继续前进，摘取新的果实。但现在我已是一名古稀老人。已故前辈学者杨向奎先生曾说过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七十岁以后写成的。事实的确如此。我的健康状况远不及杨先生，疾病缠身，不敢有任何奢望。我只能说，只要还能握管成篇，我就不会放弃。

《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是编著者十余年来从英、美、俄、日及台北等地国图书馆、档案馆搜访所得的有关清代中国的稀见史料和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分篇或分题的考释研究集，具有重要的文献研究价值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史料计190余篇(件)，涉及的时代上至顺康，下讫同光，分别依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等7类编列，其中尤其珍贵者附有原件(或局部)影印图片。由于这批史料为世所仅见，因此，它对扩展清史及近代史的研究领域，重新审视清代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诸多重大课题，均极有意义。编著者费尽心力对这批史料逐～作出考释，阐述意旨，所见多精；尤其是对史料中前人未及研究或研究较少的一些问题多有发明，这对广大读者深入解读这批“意思深远”的史料颇有助益。

肃顺(1816—1861)，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豫亭，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为镇压太平天国，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对外国侵略者疑惧颇深，要维持“天朝”尊严，对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不肯应允，甚至起而抗争；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奕)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1859年与俄使伊格纳切夫谈判，斥责其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考察了肃顺在咸丰年间的所作所为，论证严密，让人信服。该书可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所讨论的习惯法主要 指民间自发形成的不成文规 范，它多与乡民日常生活，尤 其是经济活动和交往有关。 作者由法律社会学立场出 发，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 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 第一手材料，在前人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对清代习惯法进行 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探究， 其讨论的范围，由清代习惯法 的渊源、背景、流变，直到习 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以 及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和习 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 义。

本书内容涉及乾隆帝的生平及乾隆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城市建设、人物等。

士人游幕的盛行及其影响的深远，是清代历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作者对此曾有所论述。但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进一步研究清代士人之游幕，仍然非常必要。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研究的主要是清代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人”的游幕活动，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影响相对较小的普通之“士”的游幕活动，基本上没有纳入讨论范围。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主要是通过研究学入游幕活动与他们学术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因此，学人游幕活动中的一些与此主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并没有纳入论述范围，或虽有所论而语焉不祥。 从时间跨度看，本项研究跨越清朝一代，长达258年，是一个长时期。在此期间，清朝统治形势和社会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士人游幕的许多方面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进行本项研究时，就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内士人游幕可能发生的变化。为此，量化分析必须划分为若干时段来进行，这样，不仅每个时段的士人游幕状况可以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可以通过对各时段士人游幕状况的分析，得到关于有清一代士人游幕的综合性结论。

：《清宫述闻》1册 6卷 ，是民国年间章乃炜编纂的一部反映清代帝后起居、典章制度、清宫机构及供电园囿的书。以宫中所藏第一手档案原件，不加损益而实录其中，又以故宫秘籍为之佐证。［章乃炜 ］ 字唐容，浙江吴兴人，为书香世家。青年时期读书于上海南洋公学。与孟森先生（饮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为同窗学友。20世纪30年代初供职故宫古物馆。不久转入文献馆潜心研究明清档案。章乃炜先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尽窥宫廷之秘。又在丰富的藏书秘籍中加以考订，辑成《清宫述闻》一书。此书虽为宫中述闻，非一代之史，但其所采录的文献史料，而又非一般笔记所能比拟的。其中亦收录达官年谱与日记等史料以补充故事，用来增加读者之兴趣。故孟森先生当年为章书《清宫述闻》作序曰，“官修之书体过庄重，事无隽闻语无韵致”。

郑天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汇集了作者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等有关清史研究的论文25篇，所研究的范围涉及清代各个方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季羡林先生为此书写来序。本书收录了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关于清史研究的多篇论文，包括《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明清的“两京”》等，

作者累年治蒙古史，随笔记录札记甚多，1982年厘定为12卷184则，本书即据此整理出版。内容囊括漠南蒙古之访古调查，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及西套蒙古之史事考订。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不可多得的蒙古史研究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