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它，就好象是在面对面地聆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没有做作，没有浮躁功利，也没有传奇。故事平常得犹如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们的肤浅的想象，但读起来仍然是那么的从容而又漫不经心，宽容中又蕴藏着坚忍不拔，善良、英勇、顽强、自信、拼搏等等这些形容词，在毛泽东的故事面前已经黯然失色。 全书以第一人称，就好象是在讲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泽东其特殊的经历和磨难，在其述说中也变得平静如水，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是在聆听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实可信，又风趣幽默。

这是本世纪中的一部名著。著名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日益分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两极分化给人类带来损失，作者为此提出警告，并呼吁两者的合作。

《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并亲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的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献，也是唯一以自传形式出版的中共领袖传记，可谓“中国第一自传”。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10月在陕北保安笔录，最早于1937年7月至lO月以连载形式发表于美国ASlA(亚细亚)月刊，中文最早由汪衡翻译，亦以连载形式于1937年8月至11月发表于上海《文摘》杂志(后改名《文摘战时旬刊》)，并于1937年11月1日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毛泽东自传》是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出版时即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面世畅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投身中国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改名《毛主席的回忆》等大量翻印。2001年9月，《毛泽东自传》重新再版，轰动全国，可谓经典人物传记和励志读物。本版系“中英文插图影印典藏版”，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版原刊进行了影印，完整地呈现了《毛洋东自传》的历史原貌，具有极高的史料、版本和收藏价值。

The first Westerner to meet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in 1936, Edgar Snow came away with the first authorized account of Mao’s life, as well as a history of the famous Long March and the men and women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ut of that experience came Red Star Over China, a classic work tha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ever written about 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This edition includes extensive notes o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further 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a chronology covering 125 year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nearly a hundred detailed biographies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were instrumental in making China what it is today.

1971年，埃德加·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后返回了美国。1972年2月15日，他遽然长逝。如果他活着，他肯定会给《西行漫记》和《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的新版本添加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历史事实。他肯定会根据自己的记录，增加1970-1971年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谈话的内容。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洛伊丝·惠勒·斯诺在同意出版《漫长的革命》一书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刚刚开了个头，便出乎意料地离去了。书中播撒下了中美两国人民新关系的种子。在我们的培育下，它们将会成长壮大。”

提起斯诺，人们会首先想到他的《西行漫记》，不曾想到此前他还到云南探访，写下了随时间推移而弥足珍贵的《马帮旅行》哩。 云南，历史上曾是神秘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其神秘面纱被揭开一角，各国学者、记者才接踵而至，或调查研究，或探访旅行。探访旅行者中就有青年的斯诺。1931年，他由越南，进河口，经昆明，过大理，出腾冲，到缅甸，随马帮探访旅行过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于是用冷峻目光审视之后，以随笔《马帮旅行》客观地将云南独特的风光、民风、民俗、民情作了历史性的“定格”。 开卷，便仿佛穿越时间隧道，漫游于70余年前的云南。自然风光是那样的优美，“四周是茂密的森林”，“森林沿山坡而下，一直延伸到河边”，“也有的时候，在道路两边，几英里长的范围之内，全都是茶花，或数不清品种的大杜鹃，开着一大片淡紫色或白色的花朵”，“还有盛开的野梅花，它们一片片地生长在小山坡上，在风中就像一条条游丝，风静时又像朵朵娇美的红云”。山间有马帮行进的羊肠小道，并不时传来马帮的铃声和马驮的嘎吱声。云南的民风是那样纯朴和不可思议，有6个女儿的女主人听得作者25岁未婚，便慷慨地要送一个女儿给他做新娘。但云南人外出，即便富裕，“也只愿付最低限度的旅费”，“谁也无法说服他们多花一分钱”。云南民众是那样的凄惨，人们常被抓兵，“有些人被抓来当兵，还不让通知妻子儿女”，有许多人因此“沦为乞丐”。“年迈的父母，由于儿子事前未得到通知就被突然抓走，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在悲痛与饥饿中死去”。昆明是那样怪诞，它“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植根于自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环境中”，它“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标新立异的民族主义、弄得稀里糊涂的本地人、不能正常工作的电话系统、不会亮的电灯、串串铜钱、纸币、野狗、皮革和古老的刺绣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城市被荒诞而绝望地混杂在一起”。 可以说，在中外文艺作品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云南描写得如此真实、传神、力透纸背，虽不是绝无仅有的，但应是罕见的。

我们的社会，包括其教育系统和知识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一边是艺术或人文学。这一现象有很长的历史，但直到斯诺在1959年作里德演讲时才把它鲜明地提了出来，并凡此开始了现今在媒体上仍热烈进行的公众讨论。《两种文化》及其续篇《再看两种文化》（斯诺四年后对一些争论的反应）在重新出版之际，由斯蒂芬·科里尼为此写了导言，为我们勾画了这场争论的历史和来龙去脉，以及其意义与后续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该书绝大部分素材来自作者采访 的第一手资料,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作者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刘志丹、贺龙、彭德怀等以及广大红军战士、农民、工 人、知识分子的接触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作者埃德加•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作家社此次推出中译本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获得译者董乐山先生家属独家授权。书中首次汇集1937年英文初版、1938年中译本初版、1939年英文修订版等三个早期不同版本中的所有珍贵图片。 新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图片安排，以1937年、1938年、1939年三个不同版本危险后顺序，前面版本中已用图片，后面不再出现。凡英文原版中的图片，则尽量援用最初说明，以使读者了解该书与西方读者最初见面时的原貌。

本书（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的探索和报道。《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纷纷走上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