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八卷，包括：卷一齐周旧事；卷二李唐遗闻(上)；卷三李唐遗闻(中)；卷四李唐遗闻(下)等内容。 黄永年先生是复旦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交通大学（华中一校长当时交大毕业分配到了复旦，这种故事现在不太有了。最近几年复旦有若干人投奔了交大，占据了好几个学院院长的位置，但好像没有交大的人来过复旦），然后随着高校布局调整到了西安交通大学，文革后在陕西师大任教，直到今年年初去世。 黄永年先生的《树新义室笔谈》，收入了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当代学人笔记丛书”，先生研究隋唐史，是处处以陈寅恪先生为标杆的，所以当出版社指定要用书斋名的时候，黄先生就随便拖了“树新义室”来，借用的就是陈先生说的“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笔谈选了黄先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笔记，虽然有点凌乱，但确实如黄先生所说，文章都是自己的见解，有一些新意。这里我把印象深的记下来。 一个是讲玄武门事变。记得媒体说金庸在剑桥读博士学位，选择的研究方向就是玄武门之变，因为根据史书的描述和地理方位有不少的出入。黄先生的文章就是要回答陈寅恪先生的一个问题，玄武门地势这么重要，建成和元吉怎么能对埋伏没有任何防备呢。黄先生分析了建成和元吉从东宫到海池拜见高祖李渊的行进路线，玄武门是必经之路，玄武门由大内禁军守卫，陈先生就怀疑李世民和禁军勾结发动政变。不过黄先生从《尉迟敬德传》中太宗几为元吉相扼和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常何为当时禁军将领）中常何在政变之后职位的变迁分析，认定当时实为冒险一搏，论说很有道理。 一个是武则天之后李唐复位。前阵子有个流行的电视剧讲狄仁杰，这个电视剧着重讲狄仁杰如何依靠张柬之等的帮助，和武三思等斗争，逐渐说服武则天把皇位传给睿宗李旦，恢复大唐江山的。黄先生先后有几篇文章着重分析这一过程，例如讲武则天在位时如何经营武、李两家融为一体的李武政权，张柬之政变如何因为触及武家利益而功败垂成，韦后乱政之后李隆基如何和武氏势力相结合夺回政权并逐步去除武氏的力量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政治势力之间变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是马嵬坡之变。晚唐郑畋有诗云：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有不少人从这首诗里读出了肃宗和杨贵妃之死的关系，确实在马嵬坡之变之后，唐玄宗就被架到了一边。确实存在着肃宗主导马嵬坡之变的逻辑。但黄先生分析了主持马嵬坡事件的禁军首领陈玄礼在事变之后的命运，由此推断这次事件更可能是高力士内廷和杨国忠外朝冲突引起。这个分析方法和玄武门事变是一致的，确实言之成理。 “狄仁杰奏毁淫祠”一篇，分析了这些淫祠的名称来历。黄先生举了《宋书》的例子说魏晋以来的统治者都有过禁毁淫祠的措施。补充一点的是，在《三国志》开篇“武帝纪”里就引了《魏书》里的记载，说“禁断淫祠，奸宄逃窜，郡界肃然”。 “说朴刀”一篇，黄先生把水浒里关于朴刀的描述都整理了出来，发现使用朴刀时皆用动词“挺”，放在一边也大多“倚”在墙边或者门边，和腰刀的用法不同。因此朴刀应该是有长柄的大刀，而不应是《辞源》里所说的短柄。水浒里武松血洗鸳鸯楼一段，武松先用腰刀砍到缺坏后再取了朴刀来砍，金圣叹评曰“忙杀腰刀，闲杀朴刀，得此一变，令人叫绝”，实际上完全是因为朴刀有长柄，在室内施展不开。 西游记版本一则，很有启发性。在比较了几个版本之后，黄先生自问自答，为什么有了高水平的百回本之后还要编造低水平的连诗句都鄙俚不堪的杨本、朱本呢？显然是书商为了牟利。因为西游记成了畅销书，所以书商就把内容压缩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和讲八仙的《东游记》、讲华光的《南游记》和讲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北游记》凑到一起来买，售价低廉，颇受欢迎。可见，按照原先小说内容丰满程度来断定版本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 有一篇回忆陈子展先生的文章。黄先生考复旦史地系的时候，国文的卷子是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看的，给了满分。不过黄先生因为受古人某种姿态的影响，从来就没去拜访过陈子展先生。后来章益校长组织丽泽学会，这是一个高年级优秀学生参加的团体。黄永年也得到了三位教授的推荐，一位是胡厚宣，就是不久前回母校任教的裘锡圭先生的老师，当年胡先生研究甲骨文，是摸过几乎所有的甲骨片的。另一位是蒋秉南，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是章培恒先生的老师，现在我们都知道陈寅恪先生晚景是很凄凉的，老朋友高喊“法高邮不如法韶山”，得意弟子成了梁效的成员，在这个时候，蒋先生是低调的，他只是做了一个弟子应该做的，80年代，正是蒋先生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掀起了陈寅恪热。当时出版社送来稿费，蒋先生退回了，他说，弟子给先生编书，怎么能收钱呢。（黄永年先生也写过回忆蒋老师的文章，不过是在这本笔谈出版之后）这第三位就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湖南自修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毛泽东，也曾是老资格的革命者，不过57年的时候被划成右派，关于这段经历文章很多，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里只是一笔带过。他只是提到，文革后期的时候，陈先生去北京，让毛泽东知道了，要请他去叙旧，但陈先生没有应召，出京游泰山去了。由此可见名士风范。

《黄永年与心太平盦》共5卷，48篇，所展现的故事内容，主要是围绕黄先生书房收藏及学术展开的，故命名为《黄永年与心太平盦》。读者读过此书，足可破所谓民国之后无大师之谬说。 作者面向文史爱好者、古籍收藏和鉴定爱好者，阐述了黄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碑文刻学以及专书研究等方面的独家学问，展示了黄先生对当代学术的贡献和学术风采。 文史大家黄永年先生学术生涯纪事录及学术交往故事集。这部合集的作者是先生的入室弟子曹旅宁教授。作者利用新太平盦的珍藏、往来书信及其他资料，讲述了黄先生与许多大家间的藏品互赠、学术交流、共勉等趣闻和过往交情，从一个独特的视域，再现了民国以降国学研究发展史的过程。同时，作者又面向文史爱好者、古籍收藏和鉴定爱好者，阐述了黄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碑文刻学以及专书研究等方面的独家学问，展示了黄先生对当代学术的贡献和学术风采。

黃永年是當代中國很特別的一位歷史學者，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是呂思勉、童書業、顧頡剛三位大師的入室弟子，學有專精，但他的學術道路卻很不平坦。1958 年被劃為右派後，不准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前後達二十年之久；幸虧他被派到圖書館，仍可以偷偷「練功」。　　1979年以後，學術空氣逐漸放鬆，黃永年才被調到陝西師大歷史系教書，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升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研究所副所長，現已升任所長。　　1979年起的十年間，黃永年發表了一系列唐史研究的論文，考釋細密，饒有見解，充分展現「練功」二十年的功力，引起國內外學者注目。本書正是這些論文的結集。黃氏自承頗受陳寅恪先生著作啟發，也對陳氏論點未盡妥適之處提出補充與修正，學界評價頗高。

《史部要籍概述》内容简介：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不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遣产，也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据之一。此后历代王朝几乎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国家典藏图书的整理和书目的编制，广大知识分子也不断分散进行着对文献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古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化史等为中心的知识体系，而这些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也就成为人们阅读、理解古代典籍与研究探索古代学术文化所必备的知识基础。 《史部要籍概述》主要介绍了纪传史；编年史；纪事本末；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政书；地理；碑刻；书目；史评等有关史籍的知识。

本书是黄永年先生生前的讲稿汇编，分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四部分，并附相关研究三篇。目录学是讲我国古籍有哪些名目，并适当作介绍。版本学主要讲版本鉴别和版本史。碑刻学主要讲碑刻的分类、拓本、史料价值及书法。文史工具书简介则主要介绍书目、字典词典、类书、历史、文学工具书等。此书至今仍是国内学术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可以说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黄永年文史五讲》内容简介：做学问，除了读书、作札记，别无他途。天下的事总要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宁可用粗的办法来实现博览群书，切勿只图精而变成了孤陋寡闻之士。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本书是唐史学家、唐代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撰写的一部唐史史料学教材，把唐史研究中的基本文献分为纪传、编年、典章制度、职官、仪注、法令、诏令、地理、谱牒、杂史杂说小说、诗文、类书、金石、书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十五类，结合作者的治史心得，有重点且深入浅出第介绍了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对唐史学者十分实用。

《黄永年文史论文集(套装共5册)》含《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一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二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三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四册）》《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共五册。黄永年先生一生发表的论文约计百余篇，大部分都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生前曾集为《文史存稿》、《文史探微》、《茭蒲青果集》等出版。本次将黄先生的论文分为历史考证、文献勾沉、古籍序跋、师友杂忆等几个部分分别结集。每集内按时间顺序排列。

《唐史史料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先生为青云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讲课笔记。(外附吕思勉先生《自述》、《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国文”课吕先生用《古文观止》作教本，之所以用这部书，是因为它选得坏。吕先生以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本国史”从元代讲起，一直到近代。文字不多，要言不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 “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 “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其中佛学部分，是最不好懂的，而吕先生这篇讲义中，用不多的篇幅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笔记由当时的学生黄永年先生记录。黄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象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贡献，但是这和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能步入史学之门，最初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在十三岁时偶然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成为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学校。”

本书是九歌文丛中的一册，收入了黄永年先生的社会科学文集数十篇，以不同的题材内容分门别类，便于读者阅读。该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语言简洁，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及可读性，读者从中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非常值得一读。

这是黄永年先生早期著述的结集，收录有关先秦及唐代史地、明器、文物、版本等方面的文章四十余篇。这些文章多以札记形式写成，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后来著述的风格如专题论文、探微发覆、纠错正谬、填补空白等在这本集子中已初步形成，可以从中探寻作者学术风格的渊源。

近些年，老一辈的文史学者日渐凋零，尚未凋零的也往往写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了。在硕果仅存的几位史学界老先生中，永年的文字颇有看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旺盛的创作力，只要看看《学苑与书林》里那么多这一两内写出的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本书收入的是作者一些零星的文章及议论，比较而言，我又觉得其议论更有意思。比如有“晚年定论”意味的《对指导研究生的自我评估》一文说：“封建社会上层的多数斗争，只权势之争。”关于出版界“禁忌”的《从我的两篇旧作说起》一文则说：“以近现代史为例，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固然有其必然性，但由谁来领导，具体到个人就有许多偶然因素。”这些话，非于史学者说不出，非有学术勇气者不敢言。

《古籍版本学》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方法、参考书、雕版印刷的出现、书册制度、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