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学史》是胡适留学美国时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1922年本书曾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用英文出版。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专人将本书译成中文，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83年12月出版。1991年12月，北京中华书局收入“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历史一经发生就不再鲜活。借用星座这个工具，我们尝试找出历史人物更多的秘密…… 本书将历史人物与他的真实星座结合起来观察，用新鲜的角度解读性格和历史。比如狮子座的汉武帝、拿破仑，水瓶座的李世民、武则天，天秤座的孔子、乾隆等等，另类有趣但不失人文色彩。 这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星座书，会涉及历史、人文、传记、心理……它的视角和写法新鲜特别，很强的感受力和冲击力。这是一本时尚读物＋历史散文——同时具备两种特质的“双面”书。这既是一本文笔优美的历史散文，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时尚读物。

《外国文化史》定名为“外国文化史”，一是表明它的相对性和学理立场，即相对“中国文化史”而言，只以它为论述的参照系，不包括中国文化史的内容；二是全书既大量描述了外国文化的千姿百态，深入梳理了外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又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尽可能为读者创造一个非常明晰、舒适的阅读空间，给他们一种史论结合的阅读快感。应该说，学习这种外国文化史对于当前共同生活在地球村上的人来说，是面对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转型期社会最佳的文化选择。

《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撷取近年来某些公众人物或者公共场合频频出现的文史常识错误，以及日常工作中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解析，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会和运用。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时代。一如当今的民国热，对当代的许多人来说，民国或许就是他们心中的黄金时代。而清末民初，在李鸿章的眼中，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好时代还是坏时代，都不是绝对，本书所写的载沣、荣禄、端方、徐世昌、邵飘萍、柳亚子、郑孝胥等，便是深深嵌在这清末明初“变局”里的“局中人”。

本书据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1933年5月至1959年12的日记，将其中的文史札记、师友往还等内容，进行标点整理，展示了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记录一个时代的侧影。

张政烺，字苑烽，山东荣成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 其主要论著有： 《平陵陈旱立事岁陶考证》，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2册，1935 《六书古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笑死你丛书:笑死你的逻辑学》将让你与逻辑学零距离接触，在轻松和嬉笑中领略逻辑的智慧和奇妙！你想成为逻辑高手吗？你了解自己的思维逻辑吗？你有玩转别人思维逻辑的能力吗？也许你曾对神秘的逻辑学无限的向往，但是大量的专业名词和公式却让你望而生畏，最终只得选择敬而远之。

本书是1942年至1943年，吕思勉先生为青云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讲课笔记。(外附吕思勉先生《自述》、《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国文”课吕先生用《古文观止》作教本，之所以用这部书，是因为它选得坏。吕先生以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 “本国史”从元代讲起，一直到近代。文字不多，要言不烦，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 “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 “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其中佛学部分，是最不好懂的，而吕先生这篇讲义中，用不多的篇幅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非常清楚。 这些笔记由当时的学生黄永年先生记录。黄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象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象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黄永年先生说“现在人们大多承认我是个不太坏的史学工作者，只因我在中国古代史尤其北朝后期以至隋唐做出了点贡献，但是这和我受业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并无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能步入史学之门，最初全凭我的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诱导，在十三岁时偶然在地摊上买到诚之师的《经子解题》成为我的启蒙读本，尤其是抗战后期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听了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已等于上了个有水平的高等学校。”

本书内容：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北南两大知识群体：北京教授群和上海出版家群、一般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金融货币状况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一般知识分子的薪俸和生活标准、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大学师生的衣食住行、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著名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青年作家的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等。

萧耘春先生固守一隅式地长期优游于书法之道并卓有见地，当然源自于他的丰富学识。萧老的文字著作《男人簪花》，便是他谙熟古代文学和涉猎宋代文献的结晶。书中“宋人避讳”、“说宋人绰号”等篇什，无不透出他深厚学养和治学根底。这本《苏东坡的帽子》收录了萧耘春先生多篇散文著作。

十力先生学宗二王，现被尊为新儒学开宗大师。但他并不只重义理，而是兼综踏实与凌空二义。据先生所下定义，所谓踏实者，乃“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得其实解。若只随文生解，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是则浮泛不实，为学大忌”。 本书是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熊十力先生的另一部著作。该书起草于1959年，完成于1961年春，是熊十力先生后期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可以分为“辨伪”和“广义”两部分，其旨趣在于以《易》的形式阐发《原儒》和《体用论》(包括《明心篇》)中的新儒学思想，并最终把他们完全纳入了易学传统的轨道。熊十力先生在书中不仅高度概括了其新儒学思想的哲学内涵，以示与一般唯心主义体系的区别，而且正式把他的学说取名为“新易学”，标志了熊氏新易学思想的最终完成。熊先生以此书作为自己的“衰年定论”，并在临终前的《存斋随笔》中说：“余之学自是归本《大易》，详在《乾坤衍》等书》”。

本书为"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种。由于宋代的官僚制度的原因，宋代文人的地位较高，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黄金时期，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北宋的政治特点以积弱积贫、党争频繁为主要特点，自从范仲淹以后，北宋的著名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党争漩涡，政治风波影响、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本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与研究了北宋的党争，以及对文人士大夫的深刻影响，是从另一角度研究北宋文人的成功著作。

本书从十三位国学大师之死（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等）为出发点，全面梳理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转折点以及百年中国的命运沉浮，全面解读了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国学大师们的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以及他们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 回顾十三位国学大师波澜起伏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们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经历各个历史转折点、时代大变革时，他们始终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人生使命，并在国学成就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本书选编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杂志发表的关于文史治学的优秀文章近百篇，内容大致涵盖了这一时期有关文史治学的热点问题。文章多是名家名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帮助理清中国治学脉络和学术精神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明清两代的人和事。“一个朝代的偏执”是作者对明朝皇帝的性格和明朝士大夫的性情的概括，而清朝的荒唐外交活动与愚昧的“大唐中士”意识，则反映出这个老大帝国的傲慢的盛世情绪和盲目自大的自我想象。 作者透过历史的花边柳絮和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去触摸历史深处的脉络，最终得出这样的理解；明清两代的走向与选择，既是文化的积淀，更是历史的必然。 滑稽荒诞的历史细节和故事，轻松幽默的途述和阐发，掩藏不住作者对古老文明如何走向新生的沉重热望。

《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是曹聚仁先生的晚年之作。缘起于报章连载《听涛室随笔》，成书为《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随笔》。章念驰先生综合二者精心校订而成为三联书店版《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此书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自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迄清代朴学、民国余绪，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博引文献，又不乏裁断，故行世以来，颇受学界推重。由于文笔清新洒脱，论说平实易懂，普通读者亦可借此得窥中国学术思想堂奥。

《清十二帝疑案》：2001年7月9日，午间时分，当普通大学的学生们收拾好书包走出课堂的时候，一所特殊的、开放的“大学”悄然开学了。说其特殊是指——“海内外名家名师主讲，涵盖科学人文社会内容”是它的办学方针；“聚集知识精英，共享教育资源，传播现代文化，弘扬科学与人文精神”是它的办学理念；“学理性与实用性并存，权威性与前卫性并重，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是它的追求；“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是它的办学目标。论其开放是说——免试免考；不限年龄、身份；“热爱知识”是入学的惟一要求。这是哪所“大学”？《百家讲坛》。 　　《百家讲坛》在哪儿？ 　　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 　　高度发达的电视技术给了人类一条捷径，让我们能与知识产生如此密切的接触！ 　　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白春礼、厉以宁、冯骥才、龙应台……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光与影搭建的讲台上传递着人类的精神。这精神是文明繁衍的动力，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让知识可感，让思想可触，让全球的好学之士在光与影的圣殿上与我们感同身受——拥有知识确实是一种幸福。 　　在一千多个日出日落之后，《百家讲坛》最大的收获是七百多盘沉甸甸的磁带。七百个四十五分钟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应该算一段不短的时长，特别是当这段时长记录了人类思想精髓的时候。 　　怎样将人类的这些思想精髓发扬光大呢？ 　　我们想到了出版，这是一种既可供收藏又便于研读的方式。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我们精选了五百堂课的内容制成了光盘，分系列结集出版；同时出版近三十本相关的图书，以满足热爱知识的人们不同的求知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此“大动作”称为2004年的“壮举”，对于他们的辛苦付出理应深表谢意。 　　观众和读者朋友，让我们在知识的传承中握手吧！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一书，从成稿到现在已经48年了。经历48年的时光来看这本书，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原稿的质量非常之高。除了中国上古音乐史的内容因为近世重大考古发现而需要较大的改写之外，其它章节中的问题都非常细微。然而原稿由于是一部基础教材，铺陈中国古代文化概念非常之密集，这种密集性尤以《天文》、《历法》、《乐律》三章为最。对于没有基础的读者，连里面很多字都认不下来，更不要说对意义的理解了。 所以这一次修订，我们除了直接修改原文中的错误之外，增加的图和注释是接合原文，同时又比较独立的。这种独立的注释的优点是可以从最浅显的内容一步一步讲起，一直讲到现在学术界认识的最深水平。将原文和注释联系起来的，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著名的一些古代器物。 在一个虚浮的时代，这社会上讲解中国古代文物和中国古代文明的东西往往流于低俗和庸俗。明明是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偏偏有人能撂地抠饼谝“文化”、谝“头颅的精神尊严”、谝“天人合一”或者“同谐”写出成千上万言来，并且以此洋洋自得。我们没法子要求别人不写空话，但是我们在努力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没有改变整个世界的狂放和自大，但是我们希望，不写空话，不写大话，从中国古代文物与文明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写起，能让读者觉得有趣，感觉到中国文明真正的渊深和伟大，感觉到中国古代器物中的摄人心魄的美，从而喜欢翻翻书，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或者想法，就会是真正的进步。 之所以出彩色精装本，主要是基于一个纪念性质的考虑。其实黑白印刷版本或者彩色印刷平装本的解析力和装印质量已经远超过市售同类产品了。因为明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印数很小的纪念性精装本。这个精装本继承了过去平装本的所有有点，仍然是用足量的纸幅最大程度地凸显那些一级甲等文物之美，但是装印材料上我们完全不计成本，使用的进口纸张比彩色平装版本用纸厚大约一倍，索线胶钉，亚麻布面硬精装，内文照片颜色还原度也比平装本要好很多。因为是纪念的性质，又是对一部书稿近半世纪的总结与整理，我们给精装本配作了瓦楞纸天地盖书盒。书盒上贴水红色签。水红签以及书盒采用的是自清代就有的礼物与礼单的形式。这种流行上百年的装帧形式在上世纪中叶以后衰颓不为人知，但是日本一直都有继承，只不过日本观念中更改了颜色，不使用水红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