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童书业先生绘画史论著的结集，童先生对于中国绘画的流派、技法及材料均有精深的见解。

本书介绍了童书业的学术成就，准确地把握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且尽可能客观地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本书是《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中的一册，书中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童书业先生的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领悟和内心的种种感受，而且要通过这些尽可能深刻地反映出童书业先生所处的时代特色、学术氛围、社会环境。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可读性强，不仅对研究童书业先生本人极具价值，而且对学科史、学术发展史乃至社会史都有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童书业（1908－1968）是以历史研究而著名的学者，在精神病学、心理学领域也有独到的造诣。本书即是他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结合自己与相关病人治疗的实践，批判地吸收国外佛洛依德精神分析法以及行为主义、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等，对精神病和心理卫生及两者关系所作的探讨。全书包括1部专著和14 篇文稿，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参考意义。

本集共分三部分： 一、中国疆域沿革略：此为童先生据张芝联、方德修两行生在光华大学听他讲课时所作笔记整理而成的通论性著作。 二、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此为童先生将历经辗转后手中保存下来的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重新整理成集之作。一九六二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三、拾遗：此为散在各书、报、刊中未收入上两部分之作。本书尽可能收集童书业先生历史地理方面之著作。对所收集的论著进行编排，基本上按时间为序。只是拾遗部分，将童书业先生、杨向奎先生、唐兰先生对天间的不同解释为作一个小专题集中在一起。对论著引文进行核对。

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友梅、章卷、卷益、童疑，1908年5月26日生于安徽芜湖。原藉浙江鄞县，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举家迁居安徽，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1949年后北上，1968年1月8日卒于山东济南。　 　　童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和古籍的考辨、古代地理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历史理论的探讨、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研究诸领域皆硕果累累。 　　本书为研讨古代社会和古史分期的专集，包括《古代东方史纲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稿和论文（22篇）三部分，反映了作者在上世纪50年代对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波斯、印度社会形态的认识和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历史分期的探索和见解，记录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一个侧面。

本书为童书业先生中国瓷器史研究论著的结集，全书分为论著、论文、札记随笔和资料四部分，着重研究了中国瓷器史上一些重要、难点问题，并考订了中国瓷器史的有关资料。 此书与《童书业绘画史论集》一同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艺术史的必备参考书。

作者以史学家特有的视角，对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七位思想家分别作专题探讨,揭示各自的宇宙观、伦理观、政治观、教育观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儒家、墨家、到家、法家的主要特征。

《童书业著作集(套装共7卷)》主要内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

《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鸦片战争以前）是童书业教授的遗著。童先生是国内知名学者，也是一位造诣很深、有所建树的史学家。他从1934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包括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在内，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这部《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原来是他50年代的授课讲义，以后又续加修订，于1960年初最后完成。这部书付印前由童先生的学生、现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工作的史学通同志进行了加工整理。 本书写定于上世纪60年代，初版于1981年，是当时第一部中国工商史。现经全面校订，纠正讹误，增补附录。全书八篇，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八个时期，系统考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历史。发表作者独创见解，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童书业先生，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冯友梅、章卷益、讷*、童疑，一九0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生于安徽芜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卒于山东济南。原籍浙江鄞县，清末，其祖任安徽道员，奉家迁居安徽，辛亥革命后定居上海。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学家，在古史古籍学舆精神病学研究等领域皆硕果累累。 　　童先生出身仕宦世家，自幼体弱多病，故延师在家受旧式传统教育。他以超常的记忆力将若干经典古籍熟记于胸，直至晚年尚能背诵如流。这为其治学打下极其深厚的学术根底。 　　一九二九年童先生让到古史辨，他在自编简谱中说深受影响，在一九三三年开始作文时即《治经史渐取古史辨派门经，以顾颉刚为私淑之师》。一九三四年即在杭州舆顾埚刚先生相见并约定翌年至北平做顾颉刚先生研究助理。

春秋史(校订本大学用书)》为童书业先生的代表作。童书业于1935至1937年应邀赴北平做顾颉刚先生的私人研究助理期间，在顾先生指导下，为顾先生撰写了供其在燕京、北京两所大学授课所用《春秋史讲义》，后此讲义修订为《春秋史》出版，成为了春秋史教学与学习很重要的参考用书。《春秋史》将极精细的考证结果以极直白的文字写出，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春秋时期旧的社会因素为什么、怎样地崩溃、消亡；新的社会因素为什么、怎样地萌发、成长。使《春秋史》成为了一部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断代史。

此为童书业先生从二十余部先秦古籍中，摘录经他考证认为可靠的春秋史料的集合。凡可用史料均分类采录，有必要时略加注释。是对春秋史研究具有资料整理、工具书性质的学术著作。

《春秋史》是一部将正史体裁、纪年体、纪事体、政书及会要体、杂考体等体裁写作之长融会而创的一种分章综述的断代史新体裁。它又是一部将极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写出之作。文中甚而将古文古诗皆译作白话文。吕思勉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春秋史》是一位大学者所作的通俗史，将极其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体例谨严，文字通俗，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一部关于春秋历史的著作。《春秋史》纵横会通，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期的周以及各主要封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脉络梳理的清清楚楚，将我国动荡变化最激烈时期之一的春秋时期的各个方面动态的展现给读者。

《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是童书业（1908-1968）晚年之作，“为总结本人六十岁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证性研究”,包括《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以《左传》为核心，结合有关典籍及铭文，从考证史料入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春秋史、西周史和上古历史，被顾颉刚誉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

《春秋史(校订本)》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校订本)》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 《春秋史(校订本)》纪年除最重要的大事外，不用公历纪年，这因战国以前的年代颇不易确实考定，不如仍用中国史上的纪年比较稳妥而易查检原书。好在现在年表一类的书很多，较小的事情读者如想知道人们所假定的公历年月，一查便得，《春秋史(校订本)》尽可免注以省麻烦。至于《春秋史(校订本)》中地名重要而大致可以推定的，均注今地于下；其不甚重要和旧说未安的，大致从略。 正文与考证的内容议论亦有许多不同处，这因正文注重普及，凡一家私见而未能成定论的，除必不得已者外，一概不入。至旧说太嫌不安，必须用新假定者，不在此例。考证中新说较多，因为这本是发表个人的见解的。

《春秋史》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三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春秋史》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写成的“战国史略”和附注约二万余言统统删去，以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