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美国发生“9 · 11 恐怖袭击事件”后，各色人等纷纷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做出回应，本书则透过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视角对这些回应进行回应，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实在界” 本指饱受战争蹂躏的荒漠地貌，在作者那里，它却成了 20 世纪人对实在界充满激情的完美例证； 表面看来， “9 · 11 恐怖袭击事件”乃原教旨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猛烈反扑，而在作者看来，两者是不折不扣的难兄难弟： 原教旨主义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淫荡的超我补充” 。本书视角新颖，见解独特，令人拍案叫绝。

《幸存者手记》是一部另类的成长小说。一个荒谬的时代，几个少年人；一个宏大的祭坛，一些鲜活的祭品。席卷一切的风暴，那些被卷入的卑微的人，如何飞扬，如何堕落，如何生，如何死……小说通过女主人公的经历，见证了一代人的命运。小说取手记的形式，对历史作诗性叙事，结构极富于独创性。与传统小说依赖中心情节的“树状”或“根状”结构不同，它是开放性的，蔓延的，非连续性的，反规范的，有多元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正是哲学家德勒兹说的那种“块茎之书”。在书中，作者把现实、历史、梦境交织到一起，把生活戏剧和寓言交织到一起，把图像，激情和批判的意义交织到一起。隐蔽、断裂、侵入、变异、彼此互相生成，使整个作品变得更为丰茂。《幸存者手记》曾由《作家》《长篇小说选刊》略加压缩发表，此次出版为全本。关于《幸存者手记》，有杂志评价说“若干年后，它可以被沉淀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

无梦楼全集，ISBN：9787543031869，作者：张中晓

本书在尼采的著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尼采最重要的思想，既重新估价一切价值和权利意志与超人哲学，在本书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尼采从根本挑战之前的一切西方文明，否定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从而提出了他自己的“行动哲学”，为20世纪非理性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曙光》是一部剖析现代人的精神苦难的力作。在这部作品里，尼采激烈地批评了过去 众多时代的道德思想和道德状况；其中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教益。本书的语言 是尖利的，思想是狂乱的，观点常常是矛盾的和不连贯的，例如他彻底否定道德，但同时又 承认，他对于道德的否定，也仍然是一种道德，一种否定道德的道德。

《孤独的异邦人》为林贤治的散文随笔选。选入的文字大体分属两类：一面是故乡，一面是异地；一面是现实生活，一面是书本世界；一面是记忆，一面是乌托邦，想象中的未来。《孤独的异邦人》只是该书中的其中一篇散文，该作品曾获中国文学界单项奖金最高的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这部巨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全书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装的先知》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20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 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最激动人心的读物。毫无疑问，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最优秀的传记之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 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必读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 J. P. 泰勒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最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