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视角入手，力图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书中涉猎内容甚广：贫富分化如何产生、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市场有哪些缺陷、中华文明为什么与众不同、企业家精神怎样发挥作用、地方政府如何定位……作者李晓鹏博士在剖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也为您解答了前面的世纪之问。

很多经济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西方(比如美国、西欧甚至)日本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它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却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本市场，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玻璃。怎么都进不去。这是为什么？德·索托一语道破真相，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把资产转换为资本的机制。它们缺乏资本。 资本是一整套的经济运作模式，在这本《资本的秘密》中，德·索托创造性地从五个角度来阐释资本的运作规律，人们称之为“资本的五大秘密”。 《资本的秘密》足以导致一场全新的、能为人类带来巨大益处的革命，因为它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失败的根源，那就是，这些国家缺少一种支持私有财产权、提供理想创业环境的法律体系。它应该成为负责和管理“国家财富”的人的必读作品。

作者及其研究小组通过实证研究告诉读者，西方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们洞悉了资本的秘密，建立了使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所有权机制。

《非理性亢奋(新版)》内容简介：你能仅靠工资致富吗？为什么现代社会出现了那么多“富可敌国”的富豪？他们致富靠的是什么？《非理性亢奋》告诉我们，现代社会致富的基本途径是“股权致富”。股权能通过金融市场放大自己的价值，把未来的利润变成现在的财产，使得财富数额不断扩大。因此，必须以公正而完善的法治保护产权，信息自由流动以加强市场平衡，完善金融市场以促进资源配置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们的财富才能越来越多。

《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适用于经济学家或者希望了解政治经济学最新发展的政治学家，也包括经济学或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还适用于高年级的本科生。虽然全书自成体系，而且多数概念和方法的介绍都由浅入深，但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博弈论应用方面的背景知识。《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为研究生课程提供了一本核心教材，并将成为该领域学者的标准指南。再分配计划的数量与形式、公共品供给的范围与类型、不同税基的税收负担、政府赤字的大小、货币政策在商业周期与选举周期中的状态都是由什么决定的？对这些问题，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大批数量激增的文献都在试图回答。但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就适当的分析模型和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 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结合了三种学术传统的精华：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学说，提出了一种统一的分析方法。正如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那样，公民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对经济结果的偏好导致了对政策的偏好。与公共选择理论一样，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当选的代表可能会产生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代理问题。而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政治制度决定了制定政策和选举治家的程序。两位作者为我们勾画出一种通用的分析方法，证明了若干新的结论，指明了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

《官僚体制的政治》内容简介：“我们每天的饭食，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得自他们自利的算计。”这恐怕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最有名的说法了。自斯密开始，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家的恰当作用，就是他们一直在论证，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市场体制如何能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做到了，把个人的私利引导到除了满足个人自己的愿望外，还能满足多种愿望。到目前为止，由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已经能够驾驭人们对获取和自我保存的天生本能，依赖于高贵者的美德、恩惠和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已经降到了最低程度。恰如丹尼斯·罗伯特森爵士非常雄辩地提醒我们的，这个事实给了经济学家一个存在的理由，而他的“大声警告”也必定会引起决策者的注意，那些人还没意识到节制“爱心”的必要。 尽管有这类大声警告的存在（有些这类警告听起来就好像是赞扬的呼喊，令人感到奇怪），在上个世纪，出于若干原因，政界人士还是将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负担加之于政治过程和政府运作过程。由于要求由政府来做的重要事情越来越多，大众对于单独的公共决策或政府决策的民主控制程度已经被逐渐削弱。实际上，西方社会只是在大众民主已经消失之后才获得了普选权。选民，即最高领导，必须在民主哲学家未曾梦想到的程度上，仅仅满足于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府的日常决策出自官僚体制中不断增加的维度。非政府和准政府的官僚体制一直与政府官僚体制相伴成长。

《制度分析基础讲义2:社会思想与制度》按照当代的人类知识结构，我们把社会思想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生物学思想，从孔德到涂尔干再到斯宾塞，都与这门学科有密切的联系；第二部分是经济学思想，即“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它们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部分是“符号学“思想，这可以溯源到米德的行为学。

授课的过程也是深入阅读和思考的过程。对自然演化的理解，让我逐渐确认了这样一种看法：意识、符号交往、社会制度，当然不能被简约成为“自然”现象，不过，它们既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就应当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这样，随着社会制度能够包容的精神力量的日益强大，意识与制度从一般的社会性动物形态，到当代的人类社会形态，应当呈现出不同的“动力学”结构。

这部著作记录了我国三位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韦森、姚洋的思想对话。对话的话题范围，不仅广泛涉及当代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意义、现状和未来发展，而且深入控及经济学制度分析的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及其意义、语言和信仰基础。对话起始于对制度概念的把握，接着进入了对制度的生成路径及其道德基础的讨论。围绕着制度是制定的还是自发生成的，对话的话题延伸到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们之间共享的“意义均衡”。在“秩序”与“均衡”两个概念及其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又把对话引向对哈耶克和诺斯的理论的评论。沿着“情景理性”概念，话题又转移到制度生成中的个人与社会选择的基本问题。围绕着制度评价问题，对话逐渐深入到了交易费用的可用性，效率衡量上的困境以及社会福利、自由和平等问题。

序 第一卷 行政控制经济的理论的反思 产权经济学中的“阿尔钦之谜” 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生产者联合体成员的劳动投入行为 棘轮效应与代理的动态行为 第二卷 博弈论与经济学的制度分析 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 博弈论制度分析的最新进展 从语言的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语言 第三卷 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从习惯、习俗、惯例到制度 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惯例的经济分析 从习俗到法律的转化看中国社会的宪制化进程 第四卷 从道德伦理、文化信念和文字语言的研究视角看东西方近现代社会演化变迁路径的差异 文化传统中的个人道德与社会演化 个人主义与社会群主义 文字语言与社会结构 第五卷 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哲学与语言学 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 语言与生活形式 语言、道德与制度 跋 致谢

《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是根据1995年6月编者在希伯莱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经济理论夏季班系列讲座的基础上稍稍扩编而成的。《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为博弈理论的发展提出新方向，在这里博弈者将不是超理性的，而且信息是不完全的。《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的第二个目的是想说明这种框架如何运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 《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系“当经济学译库”中的一种，是博弈论制度分析领域的权威学者培顿·扬的扛鼎之作的中译本，被认为是在博弈论制度分析研究领域迄今所能见到的最主要、最系统、最新、最高的理论文献成果。

《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第一章是综述，然后是科斯发表于1937年的那篇经典论文以及他在本次研讨会上所做的三篇演讲。《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还包括六篇参会论文和两篇受本次会议启发所撰写的论文。《法律、经济学与组织杂志》第四期(1988年春季号)刊登了《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中除导论和科斯1937年的论文以外的全部论文。《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首次公开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及科斯在1987年为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所做的三篇演讲，还有科斯在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这些内容涉及到“企业的性质”的起源、意义和影响。从这四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科斯学术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这对于真正理解科斯及其学术思想至关重要。

Continuing his groundbreaking analysis of economic structures, Douglass North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ways in which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economies, both at a given time and over time. Institutions exist, he argues, due to the uncertainties involved in human interaction; they are the constraints devised to structure that interaction. Yet, institutions vary widely in their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some economies develop institutions that produc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hile others develop institutions that produce stagnation. North first explores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s and explains the role of transaction and production costs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deals with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s create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in an economy, and organisations will be crea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provided within a give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orth argues that the kinds of skills and knowledge fostered by the structure of an economy will shape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and gradually alter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He then explains how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may lead to a path-dependent pattern of development.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book, North explai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nalysis for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He indicates how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ust be incorporated into neo-classical theory and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theory of long-term economic change.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details the extraordinary, and often accidental, journey that China has taken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n transforming itself from a closed agrarian socialist economy to an indomitable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authors revitalize the debate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ystem through the use of primary sources. They persuasively argue that the reforms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leaders did not represent a concerted attempt to create a capitalist economy, but that the ideas from the West eventually culminated in a fundamental change to their socialist model, forming an accidental path to capitalism. Coase and Wang argue that the pragmatic approach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 is in fact much more in line with Chinese culture.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challenges the received wisdom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rguing that while China has enormous potential for growth, this could be hampered by the leaders' propensity for control, both in terms of economics and their monopoly of ideas and power.

In this bold, sweeping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ies, Douglass C. North sets forth a new view of societal change. At the core of Professor North's investigation is the ques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e arrangement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have made through history to deal with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problem of scarce resources. In six theoretical chapters, Professor North examines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systems, outline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the ideologies that undergird various modes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hen explores the dynamic forces such as new technologies that cause institutions to adapt in order to survive. With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place, major phases in Western history come under careful reappraisal, from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is a work that will reshape many established explanations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

内容简介 在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诺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二十年前，道格拉斯•诺思通过揭示经济绩效大体上是由支撑市场的制度类型及质量所决定的，激发了经济史上的一场革命。正如他在开启新制度经济学之门的两本经典著作中所表明的，产权和交易成本是基本的决定因素。这里，诺思阐释了不同社会是如何形成制度性基础的，这种制度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经济轨迹。 诺思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效率，即一个社会在创造生产性的、稳定的、公平的以及广为接受的制度上的有效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要足够灵活，从而在应对政治和经济反馈时能够被变更或被取代。虽然坚持了早期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但是为了探究这些规则的演化以及经济变迁的深层次决定因素，诺思拓展了先前的研究。利用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诺思把意向性作为关键变量，揭示了意向性是怎样成为社会学习的结果及其随后是怎样影响经济的制度基础的，进而影响其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能力。 本书不仅解释了过去的制度变迁，而且解释了当今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因此，这部大作也是改进发展中国家绩效的重要指南。 名家评介 这本由大师创作的简短著作将为人们广泛阅读、探讨和争论。它大胆地迈向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是一本比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史更加雄心勃勃的著作。它的主题是经济变迁，并且敢于提出那些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仍将迷惑多年的论题。 ——乔尔•莫可里，西北大学 正如诺思早期的经典著作《制度与制度变迁》引起了主导90年代的理解制度的革命一样，他的新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寻求同样革命性的变迁。现在，诺思把认知成分融入这种分析：意识是怎样运行的，我们是怎样形成有关世界的信念和理解的，以及社会怎样解决——或没有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本书是诺思的上乘之作。 ——巴里•温加斯特，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 在这本著作中，诺思再一次开创了经济研究的新前沿。他提倡探究人类意识，以寻求关于个体和社会获取的知识如何在文化上和制度上影响变迁过程的理解。他勇敢地闯入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比较陌生的领域，如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并用这些发现深化了我们对当今时代最为迫切的经济问题的理解：现代技术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可是为何许多经济体仍然未能实现繁荣？ ——阿夫纳•格雷夫，斯坦福大学 这本著作使诺思的研究历程达到了顶点，并指明了解决当今经济学中最有价值但也最不易解决的问题的方向：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当第一次读这本著作时，我立即发现了它对我研究工作的意义，并开始反思有关经济体及其政府如何相互联系的几个基本想法。从诺思那里学到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这种改变是对其智力影响的最好测度。 ——约翰•约瑟夫•沃利斯，马里兰大学

编辑推荐：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与人合作的一部经济发展中著述。作者在书中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作者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这一观点虽不能说具有殊多新意，惟其实在论方法尤其具有说服力。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新版)》内容简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地大物博”的国家并不一定拥有最多的财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与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它比有形的“地大物博”更重要更“值钱”。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以今昔对比和中外对比雄辩地证明了几点：勤劳只能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而创造财富有三个维度“深度”、“广度”、“长度”。这三种维度分别对应“勤劳和技术创新引发的单位时间生产率的上升”、“市场开放导致单位物品价值量上升”以及“良好的证券市场将未来收入现期化”。而三大条件的实现，则有赖于明晰的产权保护和开放的市场体系。这三大条件一起实现，才能使财富的创造最大化。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收集的，大部分是我1995年回国到北大任教以后为报章杂志陆续写下的文章。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收在“另眼看垄断”栏目下的文章，其实差不多都是我参加水工研究的“副产品”。作为一个“电信经济问题专家”我是1998年秋“卷入”电信开放市场的论战的，大部分有关文章已经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数网竞争》一书：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全部来自“I水工”。更一般而论，大凡在所谓“自然垄断”、“规模经济”之上加上了“国家行政垄断”的行为，经济逻辑如出一辙。《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一些文章，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政原来读老子的《道德经》，最难理解的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境。怎么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达到什么都做的效果呢？关键在于理解“无为”二字。“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要做妨碍别人“有为”的事情，对于政府来讲，就是不要做妨碍老百姓积极性的事情。一个社会，只要所有成员都能奋发有为，什么事情不能做呢？所以我在后来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无为’就是对妨碍的妨碍，对限制的限制。”这与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小政府理想颇为一致。 然而，将“无为”或“小政府”理想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做得越少越好则是有问题的。应该说，政府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造。迄今为止不少美好的字眼，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都是在有政府的条件下近似地实现的。这说明，在有些地方，政府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政府的“无为”，应该是在该有为的地方有为，该无为的地方无为。这需要对政府这种制度有深刻的理解。“无为”不是无知，“自然”也不是毫无人的意识和智慧。我过去很赞赏中国的传统园林艺术，认为它是中国文化“崇尚自然”风格的体现。后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些新“景点”去了几次，才发现，完全无知无识的所谓“自然”是多么糟糕。那些毫无文化造旨的仿古建筑，与北京与承德的皇家宫殿，和苏杭一带的江南园林简直有天壤之别。在那些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的建筑风格背后，是深度刻意的安排。做得象“自然”一样，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键是个“法”字，即仿效、效法之意。而效法，就有水平高低不同了。有维妙维肖，也有邯郸学步，还有东施效颦。要仿效，首先是要理解，要把自然“吃透”。所以，在“无为”的背后，是理解自然、仿效自然的大学问。 这样的境界，又用得上老子的另一句话，“治大国若烹小鲜”。过去，关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解释说，小鲜是很嫩的，如果老是翻过来、翻过去，就会弄碎了；因此治理大国也不能来回折腾。这种解释虽然接近本意，但没讲到“妙”处。懂得烹饪的人都知道，烹饪技术(？艺术)的核心部分，就是掌握火候。而小鲜，又是各种烹饪材料中最为娇嫩的，更要细心伺侯。所以治理大国的最高境界，就是小心翼翼地掌握火候。那么，怎么掌握火候，大国又如何可以被比作小鲜？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也可以大而化之道来。简单地说，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人民的性质。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民的性质就是趋利避害。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和维系一套基本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任何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就对社会有利；在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时，就对自己有害，就可以使全社会的成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使社会繁荣起来。一般而言，这套制度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调解纠纷的功能。 一旦有了这么一个制度框架，人们明确地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成本，什么是自己的收益，从而自动地按照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行事。 当然，什么对社会有害，什么对社会有利，在有些时候并不是那样判然分明的。往往是同样一件事，做得不够和做得过头都会对社会不利，比如货币供给。过多了叫通货膨胀，过少了，我们现在也知道叫作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意味着，当社会所有成员都已经被动员起来进行经济活动以后，仍要增加需求，则只能导致物价的上涨，而不会有新的供给了；通货紧缩意味着，社会上还有一些成员没有工作，却已经没有货币支持他们的经济活动了。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人们采用贵金属做货币，货币供给由贵金属的生产决定，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吻合的情况只是偶然地发生。后来人们又发明了贵金属本位制，即以贵金属为准备金发行可兑换证券，部分地摆脱了贵金属的束缚，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了不兑现的纸币作为货币，才完全脱离了贵金属的限制，货币供给完全可以由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所谓货币政策，一般就是中央银行对再贷款利率的调整。再贷款利率的调整，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利率的些微调整就会影响人们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当利率调高后，就会有些人认为他们原计划的经济活动得不偿失，从而中止他们本来要进行的投资；反之亦然。这样政府通过很小的调整，就从事着造福于整个社会的治理。 谈到火候，谈到货币供给，我们很自然地想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美国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他的任务，就是在保证货币充分供给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以0.25%甚至0.125%的微量，调整美元的再贷款利率。别看调整幅度如此微小，但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以至他的一篇讲话，既可能造成股市动荡，又可能给人以信心。自他执掌美国联储以来，美国经济逐渐摆脱了滞胀局面，出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当然，格林斯潘的工作可不是好玩的。尽管只做0.25%的调整，但如果一不小心弄错方向，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因此需要对货币体系、金融制度和实质经济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美国经济现实有足够的“感觉”。这和他的经济学背景、他在金融界长期工作的经验很有关系。在微量调整、掌握火候的背后，是对经济体系的洞悉、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对货币政策和政策手段的刻意选择和安排。这不正是一幅活生生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图景吗？ 达到这样的境界，却不是格林斯潘一人的功劳。只有在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才会如此灵敏。而这一经济体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世世代代人的努力和积累。在这一制度中，政府运行有效并且不可替代，却花费最小而影响最大。恰恰因为，政府在它该发挥作用的关节点上发挥着它的智慧，从而避免了它对经济其它方面的干预，反而给全社会成员留下了巨大的“有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