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d on the most up-to-date sources, as well as extensive research and direct observation, Japan as Number One analyzes the island nation's development in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ffective industrial powers, in terms of not only economic productivity but also its ability to govern efficiently, to eduate its citizens, to control crime, to alleviate energy shortages, and to lessen pollution. Ezra Vogel employs criteria that America has traditionally used to measure success in his thoughtful demonstration of how and why Japanese institutions have coped far more effectively than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1979年，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在日本社会经济腾飞的前一刻，发表了惊世之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他以实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过社会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拥有诸多社会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对发展速度正在减缓的美国是一面可鉴之镜。 ★《日本第一》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 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它列为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必读书。 ★为《日本第一》2016年在中国的新版亮相，傅高义特别撰写新序，再度肯定日本，认为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的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深入研究日本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企业文化和官僚制度等社会结构和管理案例之后，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从日本社会模式的成功中亦可窥一二：日本的教育水准高且普及度好；社会治安好 ，犯罪率较低；有一套培养精英官僚、抑制腐败的有效体系；强调认同感却不缺乏竞争性的企业文化；提供合理保障又不致养懒汉的福利体系，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有关“日本第一”这个说法的热议时，傅高义强调：“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 ★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沈丁立译新版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博士等鼎力推荐。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考察了1978～1988年十年间在改革前沿广东所发生和开创的重大事件，由此引领中国推动改革和对外开放。广东所取得的成就在这里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由于绵延于中国东南沿海，紧邻香港，广东是中国发展最快和最令人羡慕的地方。广东这个与法国差不多大小的地方，变成了停滞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极具魔力的试验场。由于邓小平允许这个地方重新睁眼看世界，并且比中国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先行一步”，率先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政策，改革在十年前开始实行。新的策略为什么会发生？在改革的头十年中，广东各地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傅高义—一对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最广泛影响的观察家之一——重返广东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田野调查，广东正是他那本获奖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书的主题。作为应邀对中国一个省份进行如此广泛访问的第一一个西方学者，傅高义几乎走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市县，进行了数百次访谈，真实地描述了后毛泽东时代改革起了怎样的作用。其成果是关于这个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前沿地区的一项丰富、详尽、深入的研究。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是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研究当代中国的第一部专著。他以广东为着眼点，考察和叙述了从1949年到1968年的20年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运动。持论公允，叙述可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共产党的领导给中国带来了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好处，过去的黑市、通胀结束了，赌博、卖淫、鸦片消失了；官员有一种服务意识和纪律意识。经济领域统一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在经济事务之外，集体合作组织在消灭文富、推广公共卫生等活动中也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党通过政治组织已经实现了相当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共产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政治指挥经济，也造成了很消极的后果：社会进步缓慢，人民生活也没有明显提高。拿广东来说，经历这么多年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从事农业；合作化运动所追求的改革生产关系，提高生产力，迅速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大跃进”的失败，“文化大革命”以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摧垮务实政策和主张务实的领导人，竭力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