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问题，实际上是从蒙元时代开始的，作者不仅进一步证明了这点，还利用近年发现的中亚古代语言、艺术、宗教方面的新史料，探讨诸如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的初传、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鄂尔多斯出现的景教十字架等问题，是作者又一部探讨古代和中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力作。

张星烺先生（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其尊翁相文蔚西先生为清季民初史地学名家。先生幼承家学，早读经史。及长，先后留学于美、德（1906—1912），治化学，暇时好读关于中西交通之著作。回国后，即从事化学工作，而以余力治史学。如1919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兼任该校国史编篡处特别篡辑员，并被派往日本调查民国史料。1926年，先生应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从此专以史学为业。翌年，先生应辅仁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1948年因病停止工作，前后凡二十一年。书中除改正排印中研究的基本参考书，所以现将它再重印。书中除改正排印中的错字外，还恢复了1977年版中被删去原书中的朱希祖序、自序和前编《上古时代之中外交通》（汉武帝以前的中外交通）。全书分为四册为版，凡是摘引的资料用大字，编注者的文字用小字，以资区别。原书出版不久，冯承钧先生曾有《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对书中一些材料和考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星烺先生亦有《答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文，并现摘附于全书之后，以供参阅。

六世纪中叶，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部落摆脱了柔然的统治之后，开始强大起来，旋即征服邻近各部及西域诸国，在中亚腹地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至六世纪末，则分裂成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国势强盛之时，东至阿尔泰山，西至里海，介于欧亚大陆上东、西、南三大文明区的中间，因此，除与唐朝接触之外，还与中亚诸游牧部落、东罗马、波斯以及印度各国有着密切的交流关系。有鉴于此，汉文及西文古籍中都保留了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书为西方汉学界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交流的代表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对基督教在明清鼎革之际传人中国後产生的撞击与回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展示出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在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殊同。

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中西交通史著作。该书共分四大篇章，详尽地论述了史前至近代包括南洋区域在内的中西交往史迹及历史过程，阐明民族、宗教、文化、交通、政治和贸易等诸般关系，尤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为主。

本书是作者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集，分做五编，探讨汉唐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研究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国与波斯、大食（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往。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谙熟，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涵。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以及他们的传播者——粟特商人、于阗使者、景教徒，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

该书从学者个人际遇、学术交游、师友传承等方面入手，了解学术作品从酝酿到成品的过程，并深入学人心灵深处，体味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执着与艰辛，从人物命运入手来谈西北史地学。并且，区别于以往赞颂歌曲式的研究，本书侧重于对于学术发展内在动力的探讨，静然地感受这一学派学术辉煌灿烂的另一面。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内容简介：2002年5月，“《永乐大典》编纂600年”学术研讨会刚刚在国家图书馆落幕，法国远东学院的华澜先生就登门造访，提议在国家图书馆举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曾经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在中国的历史和遗迹。在他看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西交通史文献，又是国际学术交流机构，最适合举办该领域的学术研讨会。这个提议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的赞同，三方立即有了第一次筹备会议，确定了三个法国机构和两个中国机构作为研讨会的主办方。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中国伊朗编》内容首先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其次是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

本书阐述了公元七、八世纪唐、吐蕃、大食三大政治势力在中亚地区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诸如吐蕃向西域扩展势力及其与唐朝的争战、西突厥的兴衰、大食的东方扩张等。

本书为《法国汉学》 第十辑。本书分为“粟特萨宝与商队贸易”、“粟特聚落与地方社会”、“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与艺术”三部分，收入28篇论文，内容涉及粟特历史、考古、美术、宗教、语言等诸多方面。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

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专著，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最前沿成果，无疑具有示范的作用，其领先地位可能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比起出版不久的、同属于“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林梅村《古道西风》，此书显示了历史学的亲切、扎实和深厚。要了解中国学术已经取得的进展，可以拿此书与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来比较一下，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的确已经走到一个新高度了，这虽然还不足以让我们骄傲，但是已经足以让我们生发并保持自信心。

本书写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是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著述虽然不太少，但大都得自传闻。伊本·霍达伯、比鲁尼、马尔瓦兹等固然未曾亲履华夏之地；就是伊本·巴图塔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也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本书却是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而写成的，文辞朴实无华，翔实可靠，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

《光明之城》一书，是最近发现并整理出版的。全书洋洋30余万言，记述的是一位意大 利犹太商人雅各由海道前往“光明之城”亦即泉州经商的经过和见闻，时间是1271―1272年 。书中的描述，涉及泉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之丰富，远非同时代其他西方作者旅行 记所能及。如果此书内容真实，必将有助于泉州历史以及宋远史乃至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此书经整理、翻译出版后，立即在欧美汉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中国学术界对此书的兴 趣，亦已开始。

内容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唐代刊书考，南诏史略论，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摄山佛教石刻小纪，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