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臺灣，我們看到許多宗教團體介入醫院的經營，看到民眾生病時求神也求醫的行為模式，也看到各種「養生」功法的風行。這些，都顯示了醫療和宗教在臺灣社會中糾葛不清的境況。 這並不是現代才有的社會現象，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性。這種習性的養成，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元第二至第六世紀的中國社會。在當時瘟疫橫行的期間，各個宗教積極以醫療佈教；而「道醫」的出現，更將中國醫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也帶給漢人社會深遠的影響。 金爐煉丹，煉出了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也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特有的道教醫理。從修身道士到救世良醫，從煉丹養生到治病救疾，從調和陰陽的房中術到長生不老、羽化升仙的追求，道教醫學看似神秘，卻是中國人疾病觀與身體觀的重要根源。

疾病的意義往往超越生物學層面， 500年來， 權力、商業、國家治理， 還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醫療？ ◎十五世紀歐洲人便知道採取隔離方式因應瘟疫的大流行，為何考量到貿易與經濟因素，隔離的措施便無法徹底落實？ ◎當代性別研究者常認為以男性為主的醫師侵入婦女生產過程，拔除助產士的地位，但新的研究告訴我們一幅完全不同的圖像，在這圖像裡，婦女如何主動邀請男性醫師的參與，藉以標榜身分地位？ 過去，醫學總是和「進步」劃上等號。醫界發展出精密的外科手術，輔以各式高科技儀器；研發新型疫苗，逐一攻剋威脅人類生命的傳染病；十九世紀，歐美的船堅炮利，搭配熱帶醫學，躍升為全球主導力量。 不過，自一九六○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挑戰了這樣的看法。醫學並非以線性的方式向前進展，後來看似造福人群的醫學成就，也並非在一推出時，便獲得各界接受。當展開醫學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圖時，發現醫學並非拉動歷史的唯一引擎，疾病形態、常民觀念、實作、個人行動、醫療人員、機構、社會、文化與政治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波持續四、五十年的研究潮流也帶來人類社會過度「醫療化」的省思，例如：精神疾病的版圖持續擴大、婦女生產過程的醫療介入。但是，作者提醒我們，「醫療化」的批判角度簡化了我們和醫學的關係。我們該如何正視醫療對我們的衝擊，持平地評估醫療的貢獻和轉變？ 全套書分成三卷（[卷一]醫療與常民、[卷二]醫學與分化、[卷三]醫療與國家），以重要的議題為經，以大量的歷史研究成果為緯，試圖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將常見的理論、概念與史學潮流檢驗、琢磨與修正。那將促使我們思索「進步」的意義，對「專業權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豐富我們對於醫學史的認識，也讓讀者意識到醫學的權威並非不證自明，醫學的改革反映了每個時代。 過去五百年來，把身體失衡和社會失序連結起來，向來是疾病的政治、文化與社會表徵的一部分，不論瘟疫或愛滋病都是如此；疾病的意義常超越其生物學層面。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以及商業考量等因素，也都一直影響到醫療。——克爾‧瓦丁頓（本書作者） 作者達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整理、綜合了近四十年來，對歐洲十六到二十世紀醫療社會史大量、多樣而豐富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精彩可讀的介紹性著作，讓讀者一方面能對現代西方醫療的歷史有宏觀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掌握醫療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議題、爭論、面臨的挑戰與前景。——李尚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名人推薦 李尚仁

本书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将具体的医疗活动放到广阔的中外文化背景中考察，利用古希腊、罗马、波斯、阿拉伯、印度的医学典籍或宗教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追溯隋唐医籍中的外来理论、药物用法以及胡方的本来面貌，乃至宗教观念在医疗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以"从希腊到长安"的视域，通过源与流的比较，加深了对隋唐社会生活史的认识，从而揭示本土对外来文化的曲折改造进程，综合展现了隋唐医疗的复杂面貌，深化了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本书将域外典籍、出土文献与中国传世史料相互比勘，突破以往医疗史、宗教史、社会史与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衔接不够紧密的现象，使之成为多层次的整体考察，体现了作者跨学科研究的良好意识。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为例》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河南省赤脚医生在乡土社会中的行为研究，系统的分析他们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回应，探讨政策执行与回应之间的互动，由此深化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和赤脚医生群体的研究。书中详细梳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在河南省的运行，从理论角度论述了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并探讨了赤脚医生实际执行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情况，从而探索传统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在农村的效应。

身体史的研究可以限于生老病死的基本经验，也深具潜力发展出对国家、社会乃至宇宙的各种譬喻。本书主要从性别化的身体观和医疗化两个角度，收录探讨性别、身体与医疗交互作用的九篇论文，其中虽涉及对性与美的欲望，但大多则专注于产育的母体。读者阅毕，或不难察觉，妇科医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充斥着母体与欲望之体的斗争。

本书从疾病的隐喻出发，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并纳入到国家管理序列、卫生的双重规训、合法性建构、再造国民、国家公共性扩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力图从国－民关系格局的变迁中，阐释疾病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

医学在近代帝国的扩张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是建构殖民现代性与塑造被殖民者身分认同的关键力量。研究东亚的现代医学史，必然会触及到殖民与后殖民研究的课题。要理解现代医学扩张的历史，国家疆界与国族主义的分类范畴无法提供适切的分析架构。本书企图超克国族主义史学的局限，透过跨帝国的研究视野和新的史学想像，来探讨帝国与现代医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

本书的主轴在“中国史”，期待借由医疗、养生、疾病、卫生等史学新领域，重新反思中国历史发展核心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等等。医疗介入历史中的生老病死，涉入不同时代与地域的生活态度与对健康的追求，包含人们对宇宙的想像及其政治的意涵，同时也呈现过去的医生团体与其他团体之间的关系，展现中国历史多层次的独特风貌。

身體史的研究可以限於生老病死的基本經驗，也深具潛力發展出對國家、社會乃至宇宙的各種譬喻。本集主要從性別化的身體觀和醫療化兩個角度，收錄探討性別、身體與醫療交互作用的九篇論文，其中雖涉及對性與美的欲望，但大多則專注於產育的母體。 這或許更能反映傳統社會，其中身體最重要的功能是生產與再生產，而非引誘或放縱；身體最常體驗的挫折是吃不飽穿不暖，而非情慾受到壓抑。但再現與經驗，情慾與產育，在醫療論述中恐怕也難以二分。讀者閱畢，或不難察覺，婦科醫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充斥著母體與欲望之體的鬥爭。 李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奇經八脈的新研究之二〉 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兼論婦科濫觴與性別論述〉 吳一立，〈鬼胎、假妊娠與中國古典婦科中的醫療不確定性〉 鈴木則子，〈鏡中美女—從江戶時代的化妝書看美容意識的變遷〉 李尚仁，〈女人與蟲—兩性分工、種族概念與萬巴德的絲蟲研究〉 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 吳嘉苓，〈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 傅大為、成令方，〈初論台灣泌尿科的「男性身體觀」〉 祝平一，〈塑身美容、廣告與台灣九０年代的身體文化〉

《什么是医学史》内容简介：医学与健康史领域的研究近年来进展迅速。约翰·伯纳姆在《什么是医学史》中把医学史介绍给了对该领域比较生疏的读者。他让我们一窥堂奥的这个领域，一度只有医生们纵笔驰骋，而在今天，它不仅吸引着一般的历史学家，也吸引着决策者和各种类型的医务工作者。 医学史的魅力在于历史本身固有的戏剧性，医学化势力与去医学化势力之间持续的较量，尤其涉及到如下五个方面：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治疗者，从作法的巫师到技术专家；各个时代、各种文化中的病人；种种疾病，从魔鬼附身到每半小时扩大一英寸的可怕感染，还有不易察觉的环境毒害；新思想的发现与传播，所谓的新思想巨细并出，瑕瑜参见；围绕着医疗保障的无尽争论，它如何影响社会，同时又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

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 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疾病是人類共同的生物性經驗之一，其存滅與盛衰，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變遷，有著緊密而複雜的關係。我們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本書所收錄的十三篇論文，企圖以若干個案說明人類看待、認識、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的古今之變，並探索疾病史研究的可能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 導言（節錄） 疾病也有歷史／林富士 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其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九二年的「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會。設立研究室的目的，是為了讓既有的研究團隊能更加茁壯，並且與國內外的學者有更頻密的交流和對話。因此，在我受命擔任召集人一職之後，便邀請所內十一位同仁，在杜正勝先生的領軍之下，開始執行一項名為「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的三年期整合型研究計畫（1998-2000）。那時，對於疾病、醫療史的各種課題，我們其實都還在摸索與嘗試之中，因此，每年都會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各界學者到史語所相互切磋。三年之間，陸續召開了：一、「中國十九世紀醫療」研討會（1998年5月22日）；二、「潔淨的歷史」研討會（1998年6月11-12日）；三、「養生、醫療與宗教」研討會（1998年1月9日）；四、「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年6月11-12日）；五、「疾病的歷史」研討會（2000年6月16-18日）。 其中，以「疾病的歷史」研討會規模最大，成果也最為豐碩。當時，總共有三十一位學者提交了三十篇論文。學者之中，以國籍或地區來說，美國五人、中國五人、日本兩人、韓國一人、香港一人，其餘十七人為本地學者。以專業背景來說，醫學九人、藥學兩人、文學三人、生物學一人、人類學一人，其餘十五人為歷史學。三十篇論文共分十個場次進行，前三場均以「流行病」為主題，共九篇論文。接續的七場，主題依序為：四、疾病觀念與醫療技術；五、疾病與文化；六、身心與疾病；七、性與疾病；八、生活方式與疾病；九、疾病與政治論述；十、文獻材料與疾病史研究。除此之外，在「綜合討論」時，我則提交〈「疾病的歷史」研究芻議〉一文，供作討論的基礎。 研討會召開之後，轉眼之間，竟已超過十年。在這之間，有些發表人已退休或離開原本任職的機構，有些則由研究生躋升為大學教師。而他們也大多將會議論文改寫，或發表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或是收入其論文集、專書之中，也時為學界所引述或討論。因此，似乎已無結集出版之必要。 然而，時至今日，疾病依然困擾著無數的個人和群體。人類不僅隨時隨地在「感知」疾病，也在「製造」疾病；不僅在「界定」（frame）疾病，也在「建構」（construct）疾病。因此，我覺得仍有必要透過論文集的編輯與出版，傳達當年探索「疾病史」的若干歷史經驗。當時我們頻頻扣問的幾個互相糾結的課題包括： （一）什麼是流行病？什麼是造成疾病流行的原因？ （二）流行病對於人類社會和文明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三）人類如何因應流行病所帶來的衝擊？ （四）「疾病」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文化或社會建構（cultural/social construction）？ （五）人類如何看待、詮釋、利用或療癒「疾病」？ 這些問題並非由我們首先提出，也不會因我們的解答而消失。但我相信，收在這本論文集中的十三篇文章，仍然可以作為思考的起點或參考，仍有攻錯之效。 首先，林富士〈中國疾病史研究芻議〉一文，以中國史為例，概略介紹了疾病史研究的途徑、課題、材料、方法，以及寫作方式。其次，李建民〈祟病與「場所」：傳統醫學對祟病的一種解釋〉、陳秀芬〈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李貞德〈「笑疾」考：兼論中國中古醫者對喜樂的態度〉、張嘉鳳〈「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范家偉〈漢唐時期瘧病與瘧鬼〉、廖育群〈關於中國古代的腳氣病及其歷史的研究〉、梁其姿〈中國麻風病概念演變的歷史〉等七文，分別探討中國傳統醫學（或宗教）對於祟病、鬼交（夢交、夢鬼交）、笑疾、疾疫、瘧病、腳氣病、痲瘋病的多樣看法、語言歧義、以及概念的古今之變。再者，李尚仁〈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一文，揭示了中國的痲瘋「經驗」與「在地知識」如何與英國的醫者及醫學觀念互相激盪；劉士永〈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的疾病結構演變〉一文，則是解析近代西洋的公共衛生及醫學觀念如何影響日治時期台灣地區「疾病結構」的演變。此外，劉錚雲〈疾病、醫療與社會：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相關史料介紹〉一文，以官方文書「內閣大庫檔案」，闡明清代社會常見的民眾疾病和傳染病所引發的社會問題；蔣竹山〈晚明江南祁彪佳家族的日常生活史：以醫病關係為例的探討〉一文，則是利用私人日記解析晚明士紳家族的疾病與醫療經驗。最後，邱仲麟〈人藥與血氣：「割股」療親現象中的醫療觀念〉一文，則是透過「割股」療親現象，探討中國醫學中相當具有特色的「人部藥」和「血氣」觀念。 這樣的內容安排，自然揭露出歷史學界對於疾病史研究的興趣，主要還是在於醫學體系中的「疾病」觀念（包括疾病分類與病因論）的演變及其文化特性。同時，這也顯示，無論是「古今之變」的比較、醫學社群或社會群體內部的比較，還是中西醫學的比較，都是疾病史研究常用的手法。此外，從上述論文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運用不同類型的材料，才可以呈顯更多疾病史的不同面向。總之，透過本書的十三篇論文，以及我們過去摸索的經驗，我認為，對於疾病史的探索，只有透過跨學科的對話與整合，跨地域團隊的分工與合作，並且針對各種新、舊課題，廣泛使用各種方法、工具與材料，才能有重大的突破，並有助於我們對於人類整體歷史的理解。 選文（節錄） 十九世紀後期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李尚仁 一、前言 歷史上痲瘋（leprosy），長久以來，一直和各種宗教迫害、文化成見糾結難解，若要探討疾病與社會、文化的關係，痲瘋的歷史無疑蘊含豐富的材料。痲瘋病患在西方受到強烈歧視的原因，可回溯至《舊約聖經》〈利未記〉第十三、十四章，記載「痲瘋」是種令上帝不悅的不潔之病。後世一些學者認為〈利未記〉翻譯發生錯誤，原文的zara’ath（或tsara’ath）係泛指不潔的皮膚病，卻被誤譯為leprae（痲瘋），為西方痲瘋病患的污名種下宗教根源。痲瘋的症狀容易與梅毒、苺疹病（yaws）乃至數種皮膚病混淆，正確診斷並不容易，史料記載的「痲瘋」是否就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其實大有疑問。中世紀痲瘋的真實身分在醫學界與史學界爭議不斷。早在十九世紀末期，法國醫師暨歷史學者布黑（F. Buret）就發表異議，認為中世紀的痲瘋其實是梅毒。部分學者還認為，由於當時常由神職人員鑑定痲瘋病患，誤診的可能性非常高。考古學者於丹麥涅斯特華德（Naestved）的St. Jorgens痲瘋病患墳場，挖掘出西元一二五○年至一五五○年間下葬的屍體，遺骨經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檢驗，斷定死者生前患有痲瘋。然而，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考古發掘只能證明此一疾病當時已存在歐洲，卻無法保證史料記載的「痲瘋」病例罹患的都是現代醫學定義下的痲瘋。痲瘋的回溯診斷（retrospective diagnosis）仍舊問題重重。 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有許多重要的發展，支持不同學說的醫師，對於痲瘋病因有數種不同的看法與解釋，痲瘋的疾病分類學（nosology）研究也發生爭論，痲瘋如何傳播的問題更是爭議的焦點。挪威醫師韓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於一八七三年發現痲瘋菌，為現代醫學的痲瘋知識奠立重要基礎。為紀念他的成就，醫界甚至將痲瘋改稱為Hansen’s disease。然而，Hansen’s disease的致病細菌Mycobacterium leprae感染力甚弱，許多人對此細菌天生免疫，即使與痲瘋病患密切接觸也不會染病。因此，韓生的發現公諸於世之後，西方醫界對痲瘋是否會傳染仍爭議甚久。十九世紀西方醫學對痲瘋的傳播途徑與疾病身分（disease identity）的研究與爭議，是個有待探討的醫學史議題。目前有關十九世紀痲瘋病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痲瘋遭到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過程，以及教會收容與治療痲瘋病患的慈善醫療措施。澳洲、印度與美國等個別國家控制痲瘋傳播的醫療衛生政策，尤其是痲瘋療養病院的設立以及病院管理措施，也有不少的歷史研究。殖民醫療體制對痲瘋病患的管制或隔離措施，如何建構出被殖民者的身分（identity），以及被殖民者如何反抗這些措施等課題，近年也出現幾篇精采的殖民醫學史研究。然而整體而言，關於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的痲瘋研究，目前的史學探討仍相當不足，即使受現代醫學推崇為痲瘋病因發現者的韓生，他的痲瘋研究經歷，以及他的學說被醫界接受的曲折過程，相關的歷史研究亦十分薄弱。 十九世紀中國被視為痲瘋主要盛行區域之一，然而西方醫學界在中國進行的痲瘋研究，目前仍是醫學史甚少觸及的領域。本文以英國醫學界對中國痲瘋病情的調查研究為主題，探討十九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來華英國醫師何以對同樣的疾病現象做出相當不同的觀察與解釋，並分析他們關於痲瘋病因和傳播方式的討論。本文以英國倫敦的皇家醫師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與英國來華醫師康德黎（Jame Cantlie，1851-1926）分別於一八六○年代與一八九○年代進行的痲瘋研究為例，指出這兩篇報告對於痲瘋是否會傳染的問題，雖然看法南轅北轍，但使用的研究方法其實大同小異，兩者皆倚重英國殖民醫學、殖民科學乃至殖民行政管理所常使用的調查（surveys）研究方法。這兩篇報告呈現的醫學觀點轉變，則和歐美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種族主義高張、排華風潮興起，以及熱帶醫學的專業化，有著密切關係。本文並且討論來華英國醫師對於當地資訊（native information）與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使用，分析他們如何透過對中國資料的不同詮釋，來支持其截然不同的痲瘋病因論與傳播學說。 二、十九世紀西方醫學界對痲瘋傳播方式的探討 有關痲瘋的現代醫學知識濫觴於十九世紀，然而確立痲瘋是細菌疾病的過程卻充滿曲折。歐洲在十四世紀發生了史稱「黑死病」（the Black Death）的嚴重瘟疫（plague）之後，曾於中世紀造成大恐慌的痲瘋逐漸消退，到了十六世紀幾乎完全銷聲匿跡，除了北歐之外罕見其蹤。十九世紀前半，挪威是少數仍有本土痲瘋病例的歐洲國家，其痲瘋研究亦領先群倫。挪威醫師丹尼爾森（Daniel Cornelius Danielssen）和博克（William Boeck），對柏根（Bergen）地區痲瘋病患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他們分析了兩百一十三名病人，發現其中88％有血緣關係。因此，他們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且有隔代遺傳（atavism）現象，有時疾病遺傳隔了一代、兩代甚至三代才出現。例如某人得病，子女安然無恙，但孫子或曾孫卻又罹患痲瘋。丹尼爾森和博克在一八四七年出版研究成果，隔年該書法譯本出版。由於其一手研究內容詳盡、資料豐富且觀察仔細，使得該書論點對當時歐洲醫學界產生很大影響。細胞病理學（celluar pathology）創建者之一的偉大病理學家維考（Rudolf Virchow），宣稱此書是關於「痲瘋的現代生物學知識的濫觴」。丹尼爾森和博克的學說，由於否認痲瘋傳染的可能，也減少了歐洲人對於痲瘋可能透過傳染散佈而再度出現於歐洲的恐懼。 十九世紀後期，痲瘋再度引起歐洲大眾的憂慮。這並不是因為痲瘋又在歐洲流行，而是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活動，使得海外歐洲人接觸痲瘋病患的機會大增。痲瘋成為殖民政府必須面對的醫療問題，而且殖民經濟活動往往導致勞動人口流動，為數眾多的奴隸、苦力與契約勞工（indentured labour）離鄉背井，移居千里之外。這些廉價勞力主要來自亞洲與非洲，而痲瘋在其中一些區域原本就是風土病（endemic disease）。移民現象導致部分歐洲人擔心痲瘋是否會隨著這些流動人口四處散佈，甚至傳到歐洲。加上當時種族主義高張，歐洲人普遍認為有色人種衛生習慣不良、身體污穢不潔，使得他們更加懷疑移民會散播痲瘋。原本沒有痲瘋病例的夏威夷，在一八六○年代出現多起痲瘋病例，在西方引起嚴重關注。這個事件也對痲瘋遺傳說構成很大挑戰，因為遺傳說很難解釋為何原本沒有痲瘋的區域，會突然出現許多新病例。這個事件不只再度導致西方醫界爭論痲瘋是否會傳染，也使得一般民眾害怕痲瘋可能傳入歐洲。 在討論痲瘋傳播方式時，十九世紀西方醫師提到「傳染」，所用的字是「contagious」，這個概念指的是「接觸傳染」，亦即透過人與人或人與物的直接接觸來傳染。當時並非所有學者都認為接觸傳染原（contagion）是微生物，認為傳染病病因是細菌等微生物反而是醫界少數派的主張。要到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德國細菌學家科霍（Robert Koch）崛起之後，細菌學說（germ theories）才日益受到重視。十九世紀許多西方醫師認為「感染原」是一種化學毒素或酵素，一旦接觸或吸入會導致血液敗壞，產生出更多的毒素而引起疾病。感染原也是一種「刺激因」（exciting cause），會削弱病人的體質（constitution），使得體質原本不佳的人生病。接觸傳染的疾病（contagious disease）既有別於遺傳疾病（hereditary disease），也不同於瘴氣疾病（miasmatic disease）與瘧疾（malarial disease）。此外，當時對於「contagion」與「infection」也有清楚區別。後者類似今天的空氣傳染的概念，例如天花與麻疹等傳染力強、不需要緊密接觸就會染上的疾病，就被歸類為「infectious disease」。「瘴氣疾病」通常指腐敗的動、植物與穢物散發出惡臭毒素所導致的疾病。「瘧疾」主要指熱帶地區潮濕的腐植土或沖積土，在強烈太陽曝曬下散發出有害氣體，導致間歇發作的熱病（intermittent fever）。在十九世紀的醫學理論中，這些名詞的意義與現代醫學的定義不盡相同，必須先釐清這些基本概念，才能瞭解當時西方醫界有關疾病傳播方式的爭論。 在海外擁有大批殖民地的英國，對於痲瘋是否會透過接觸而傳染自是極為關切。這不只牽涉到殖民地居民的健康，也攸關痲瘋是否可能傳入英國本土。加勒比海溫渥島（Winward Island）的總督，建議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痲瘋病情進行有系統的調查，英國政府因而在一八六二年委託皇家醫師院進行相關研究。 皇家醫師院向海外歐洲醫師與外交官發放問卷，詢問當地痲瘋病情與相關資訊。調查完成後，皇家醫師院認為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痲瘋會傳染。《痲瘋報告》指出：「全世界不同地方的觀察者見解一致，都相當反對痲瘋會傳染的看法。」《痲瘋報告》特別提出「就這點而言，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經驗得來的證據，特別具有決定性」。許多痲瘋療養院工作人員長年與痲瘋病患接觸，卻沒染病。皇家醫師院的調查委員會認為，這點足以證明痲瘋不會傳染。此外，該委員會發現「相關意見幾乎毫無異議地認為，痲瘋通常會遺傳」。然而，《痲瘋報告》還是審慎指出，有些病患身上「無法追查出遺傳的傾向」，因為這些病例的家族病史無法找出痲瘋的先例。因此，「到底有多大比例的病例是遺傳而來，即使不是完全無法斷定，通常也極難斷定」。《痲瘋報告》結論還特別強調痲瘋會隔代遺傳。就預防措施而言，皇家醫師院主張廢除任何會影響痲瘋病患權益的法律，反對隔離與拘禁病人，也不支持限制病人旅行遷徙。換言之，皇家醫師院勞師動眾大舉進行痲瘋調查，最後得到的結論，卻無異於以丹尼爾森和博克為代表的傳統主流學說。該份《痲瘋報告》的〈結論〉還在注釋中，大量摘譯與轉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主要論點，並且大表贊同，視之為權威意見。 皇家醫師院的調查所觸及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痲瘋病是否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或者它只是其他疾病所引起的症狀或併發症？當時有些醫師認為某些疾病和痲瘋密切相關，甚至認為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疾病的不同症狀表現。象皮病與梅毒這兩種疾病就常和痲瘋混為一談。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指出：「許多觀察者，尤其是在印度的觀察者，認為痲瘋是梅毒的毒素所激發的，兩者是相關的疾病。」《痲瘋報告》還指出，由於「阿拉伯象皮病（Elephantiasis Arabum）（又稱『巴貝多腿』〔Barbadoes Leg〕或『交趾腿』〔Cochin Leg〕），和痲瘋常是同一個地方的風土病，有時兩種疾病還出現在同一個病人身上，因此有些人認為它們是相關的疾病」。然而，皇家醫師院調查之後認為痲瘋是獨立的疾病，與其他的疾病無關。《痲瘋報告》還特別引述丹尼爾森和博克的說法：「我們對痲瘋的描述顯示，它是個特殊的疾病，一旦完全發病，就不會和其他疾病混淆。」這一點是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最沒有爭議的部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痲瘋是個獨立的疾病實體，已經成為西方醫界主流共識了。 皇家醫師院認為痲瘋是遺傳病而非傳染病，代表了當時英國醫界的主流意見，而得到不少支持。就連在印度對象皮病（elephantiasis）做出原創研究的路易斯（Timothy Richard Lewis，1841-1886）與其同僚D•D•康寧漢（D. D. Cunningham，1843-1914），也支持痲瘋遺傳說而反對傳染說。然而這份《痲瘋報告》並沒有平息眾議，痲瘋的病因與傳染方式在英國醫界仍是爭議不休的議題。著名的皮膚科醫師福克斯（Tilbury Fox）在談到皇家醫師院的《痲瘋報告》時指出： ……許多寄回英國的報告，都是領事或其他非醫界人士寫的。這些報告必然包含主流觀點與人們的偏見，有些〔偏見〕還相當地驚人。由於沒有透過嚴格的醫學分析與批評來篩選事實，如此的來源必然含有相當程度的錯誤。這些錯誤又會滲透委員會的工作，使其失效。其實，他們所處理的〔材料〕在相當程度上等於是道聽塗說。 一八七三年在柏根痲瘋病院工作的挪威醫師韓生，宣稱找到了引起痲瘋的細菌，使得痲瘋傳染說聲勢大振。然而，韓生的發現也未能使爭議底定，因為英國醫界在一八七○年代尚未普遍接受細菌學說，許多醫師認為細菌學說太過簡化，忽略了環境其實在疾病發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所以如此，並非全然因為英國醫界過於保守而無法接受新學說。在當時英國醫界對細菌學說激烈辯論中，「沒有任何研究者能明確區分不同的微生物，以確認某個特定疾病是由某種特定生物所引發的」。在這種情況下，光是宣佈在顯微鏡下看到微生物出現在痲瘋病患的組織，並不足以讓醫學社群放棄接受已久的學說而改奉新說。

房內是一位富貴之家的孕婦，獨自半蹲地架在衡木上生產。房外則是她的公公，陪同來助產的高僧，隔著窗戶教她調息。西元六世紀一個不可思議的分娩故事，先後經兩位士大夫抄錄和轉載。這些男性醫學專家對產婦和助產婦的評價，透露了什麼樣的身體觀與性別觀？遭到品頭論足的女性，又表現了哪些醫療照顧上的能力與特色？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書從生育文化入手，介紹求子、懷胎、分娩的方法，乃至避孕、墮胎的手段，藉由重建各種醫方及其論述，說明中國婦科醫學逐漸成熟的過程。接著，以乳母與產婆為範例，進一步探討女性作為照顧者，乃至醫療者時，所面臨的待遇、評價與挑戰。最終，期望在一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回顧女性參與生老病死的歷史。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從一則高僧助產的故事談起 第二章 求子醫方與婦科濫觴 一、前言 1.生育的壓力 2.所謂「醫方」 二、房中術求子及其養生脈絡 1.房中術求子 2.求子與養生異同 三、草藥求子與安胎 1.醫方中的無子論述 2.草藥求子 3.安胎藥方 四、外象內成的轉胎、養胎與胎教 五、結論：中國婦科醫學之濫觴 第三章 生產之道與女性經驗 一、前言 二、入月 1.服藥滑胎 2.設帳安廬 三、分娩 1.下地坐草 2.助產失理 3.難產救治 四、產後 1.新產安危 2.在蓐保健 五、生產之道的社會意義 1.分娩中的產婦、胎兒與丈夫 2.醫護行為與貴賤之別 3.婦產科發展與助產問題 4.隔離、禁忌與產乳不吉 六、結論 第四章 墮胎、絕育和生子不舉 一、前言 二、「生子不舉」情境多端 三、因產育禁忌而「生子不舉」 1.產孕異常 2.時日禁忌 四、以「生子不舉」節制家庭人口 1.貧困不舉 2.棄此保彼 3.棄殺女嬰 4.生男勿舉 五、「生子不舉」的地域性、方式轉變與時代分布 六、「生子不舉」的懲處與譴責 1.殺子刑律 2.士人輿論與宗教勸戒 3.家庭倫理 七、「生子不舉」的救濟與防範 1.寬政與胎養令 2.接濟與收養 3.墮胎、絕育與人工流產 八、結論 第五章 重要邊緣人物——乳母 一、前言 二、乳母現象 三、乳母的來源、選擇與職務 1.乳母的來源與出身 2.乳母的選擇與規範 3.乳哺、教養與救難盡忠 四、乳母的待遇與評價 1.乳母的待遇和影響力 2.乳母的評價與定位 五、結論 第六章 女性醫療者 一、前言 二、生育文化中的女性醫療者 三、女性治療各種疾病 四、女性醫療者的身分、技術及其特色 五、結論 第七章 危險卻有效——製藥過程中的女性身體 一、前言 二、合藥忌見婦人 三、從月水入藥到女體為藥 四、結論：人藥的性別分析 第八章 男女有別——家庭中的醫護活動 一、前言 二、健康照顧符合女性倫理角色 1.接觸、觀察與衛生保健 2.延醫、調藥與奉湯 3.祈禱、割股與棄保 三、疾病護理乃男子孝悌異行 1.父母唯其疾之憂 2.嘗惡、吮膿、祈禱與割股 3.尋藥之旅 4.以護進醫 5.「衣不解帶、親嘗湯藥」的孝悌典範 四、結論：醫護活動的性別分析 第九章 從域外看中國——《醫心方》及其婦科醫學論述 一、《醫心方》之撰著與傳寫 二、《醫心方》以胎產為婦人諸病所由 三、《醫心方》引《產經》及其「任婦月禁脈圖」 四、「中國醫學日本化」：偏重胎產的婦人方傳統 第十章 餘論——加入性別的中國醫療史 徵引書目 索引

《旅行者的史學》探討醫學在中國歷史裏的建構和演變，以及衍生的文化、政治、社會、甚至性別意義。醫學不僅操練「望聞問切」的技術，也是一個文明認識生命，想像身體，辯證知識體系的入口。本書旁徵博引，呈現中國醫學傳統極其複雜多元的面貌，案例分析的部分尤其引人入勝。任何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興趣的讀者，都不會願意錯過！

《生命医疗史系列: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所收录的17篇论文中可以得到解答了：中国的政治由大一统的格局走向分裂与多元。而在宗教方面，新兴的本土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逐渐茁壮长大，传统的巫觋信仰则大力推动厉鬼崇拜，并广设祠庙与神像的现象。

本书为“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全书选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家有代表性的中资药业如乐平泉的同仁堂、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项松茂的五洲大药房、许冠群的新亚制药厂、胡文虎的虎标万金油，具体从长途贸易边界、对政治障碍的规避、本土化进程以及文化同质化进程范围等主题对以上企业进行考察分析，揭示了一些原先被忽略的消费文化推动力量，即除了自上而下运作的机构、自下而上参与的消费者，还有出于这两者之间发挥调和作用的中介人。

本書主旨在利用宋代至清代幼科醫籍資料，逐項分析曾困擾近世中國兒童的幾類最主要疾病，並從疾病的演變面貌中一窺此期間幼齡人口群一般健康變化之大勢。 全書結構依循傳統醫籍中藥科四大症（驚、疳、吐、瀉，或驚、疳、痘、疹）或六大症（驚、疳、吐、瀉、痘、疹）說法為指引，作系統而個別之追蹤，並附錄同時間士人筆下所見的兒童健康問題，以專家與技術人員之經驗與載記，佐以平常人之側寫，顯示此千年間兒童健康或安或恙的若干梗概，除提供了中國幼齡人口疾病與健康變化的詳情，也讓中國歷史上身體經驗、物質文化與生態環境作一突破性展現。 本書研究方法嚴謹，並事事詳注出處，觀點均有憑有據，為當代有志於我國古往今來兒童保健者極具價值之入門專著，亦足以帶動相關的專業性學術研究與發展。

目錄 目　次 序 I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近世的幼科醫學 5 第三章　幼科的區域特性 25 第四章　新生兒照護 53 第五章　乳與哺 103 第六章　嬰幼兒生理 137 第七章　成長與發育 157 結　語 177 參考文獻 181 索　引 191 第一篇 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第一章　引言 過去我們對歷史上育嬰扶幼的狀況一無所知，且亦不以為憾。推敲起來，可能有兩個緣故。一是覺得此類情事，瑣碎細微，似不涉國家興亡，民生福祉，既是無關宏旨，就沒什麼進一步瞭解的必要。這是說，幼幼之道不必知。再則會有人說，此類瑣事，荒渺難稽，即便深究，也無史可查，不會有資料存其實情，於是謂，幼幼之道不可知。 不意仔細思量，兩個顧慮都難成立。因為育嬰之史，說是瑣細，其實裡面自有乾坤。從精神面而言，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其新生成員，常是該社會對人生、生死等許多基本態度的最赤裸的表現。已有西方學者指出，由任何社會或人群照顧、對待嬰幼兒的方式，可瞭解彼等基本的價值觀所在。譬如說：在這群人的觀念中，他們對生命如何重視，此重視始自何時，此重視有無差等，帶何條件等等，都容易流露在彼等對待嬰幼兒的方法上。所謂見微而知著，人們對待嬰幼兒的態度，常毫無保留地訴說著他們根本的關懷或偏執所在。此外，自實際面而言，一個社會的育嬰方法，顯示其成員在養育嬰幼兒的知識和技術雙方面的水準，從其所運用的工具，嬰幼兒的營養狀況等，更足以反映該社會在此方面的物質條件如何。尤有進者，嬰幼兒出生、存活、死亡的數目和比率，是人口學上重要的訊息，從過去育嬰扶幼的成敗實況，我們可以直接獲知當時嬰兒死亡率、人口出生率，有助於整個人口消長之解釋。間接亦可認識生育與節育、健康與疾病等發生之環境，對洞悉社會之人口行為與普遍物質文化，頗有助益。這種種理由，都在向我們辯稱育嬰史並不真是件無關宏旨，不值深究的小事。 至於育嬰史到底可不可知，關繫的主要是資料問題。若以傳統史家熟悉的史料而言(如史籍、方志、筆記等)，其中即便偶然提到育嬰方法，確實零碎粗略，很難瞭解各步驟的細節，更不易追究所謂時代演變等問題。不過脫離過去熟悉的史料範疇之外尚有許多他類的資料，可以透露我們所關心的訊息。以歷史上嬰幼兒的生活狀況言，傳統中國幼科醫籍就是一項從未用過的寶藏。因為傳統中國醫學發達極早，幼科一支到宋代以後已成獨立的專科，幼科醫籍中對養育嬰幼兒的各個步驟，都反覆致意，有非常詳細的討論。其討論及醫案中，亦錄用許多當時民眾育嬰扶幼的實例，從這些實例及討論中，我們可以認識到過去民間照顧嬰幼兒的實況，當時一般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專業醫者的見解和建議。積累數百上千的醫籍，經過仔細考察對照，更可逐漸理出過去千年來中國人育嬰方式的演化過程。過去一向未嘗聞問或不以為可知的傳統襁褓之道，竟鮮活地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這本小書中的各個小篇章，就是作者重尋此失落了的嬰幼兒世界的一些軌跡。 前二章述及傳統幼科醫學發展，意在為中古以來中國育嬰扶幼文化演進背後的專業背景，作一說明。第二章「近世的幼科醫學」，追溯中國自古至唐，醫界對幼兒健康的關懷及局限所在，從而凸顯宋代幼科發軔之意義。尤以明代幼科蓬勃時之進展，分別闡述此專門知識的普及化和不斷地專業化的情況，並指明其間中國政府與士人的貢獻。 第三章談「兒科之區域性」，由中古以後幼科濫觴，及其後近千年的演化，逐步抽絲剝繭，說明除了時間上的演變外，在中國廣大的疆域內，幼科醫學之知識與執業，在空間上亦發展出不同的流派。論及幼醫發展與區域的關係時，頗能顯示影響中國健康環境衍生種種人文及物質之因素，而此種種人文及物質因素，廣而視之，亦為形成中國育嬰與扶幼文化的基本背景。 第四章詳解「新生兒照顧之演進」，先勾劃出中世紀以來中國在嬰兒初誕之首日所行重要照護之手續。隨而逐節分述此新生兒照護的手續，在斷臍與臍帶護理，身體內外的潔淨與衛生，與保溫與新生兒急救三大方面，曾有何等重要的突破與改進。從對這些關鍵性育嬰手續的進步(如對斷臍及新生兒破傷風的認識，初浴方式的改變，對體溫的重視與對早產兒的急救法等)，對保護及維繫新生嬰兒生命上的功效十分明顯。再加上近世幼科不斷努力，將種種專門知識和技術上的發現，化為韻語口訣形式，廣傳民間，或衍為民俗習慣的一部分，流行村野。此育嬰文化的進步，以及其所代表的健康環境的改進，對中國近世人口成長可能助益不小，雖迄今尚未引起大家的重視。 第五章續言「乳與哺」，主要在說明中國過去餵養嬰兒之種種，除傳統乳兒法講求的對婦女、嬰兒在吮乳時所須注意的條件外，亦及過去對擇乳母之討論，母乳以外各種哺以副食品及漸飼以嬰兒食物，和嬰兒食品的調理，以及如何應用人乳不足時的代用品，乃至應付嬰兒不乳、吐乳、及斷乳等問題。凡此幼醫之指導，絕非單及理論，因由醫案及家庭傳記中頗可知悉當時乳哺嬰兒實況之一斑。 第六章，以傳統中國在嬰幼兒生理學上的一項重要學說－－「變蒸」的理論－－為例，一窺過去中國對「嬰幼兒生理」之認識。由變蒸論初步假設之成立，到近世幼醫對此學理數百年來的紛紛議論，最後經啟疑而推出新說，頗可顯示所謂傳統醫學在學理與臨床瞭解上，並非外界印象中的一灘死水，其實傳統中國的醫療與健康文化，亦有其內在辯疑與變化之動力。 第七章，專言「成長與發育」現象，特別點明過去中國人對嬰幼兒正常之成長發育，其認識之重點為何，進而一一分析當時所以為成長發育上的異常現象，如髮遲、齒遲、語遲、行遲等現象，其診斷的標準和處理的方式，最後並從與西方的比較上，反省傳統中國對嬰兒健康的重視與關懷重心，其背後所反映的社會現實和文化價值何在。 這幾篇試作，經過許多摸索，欲使中國育嬰之史，重現眼前。也希望鼓勵大家，開始追究一些以往未嘗留心的凡常的歷史。

自1990年起，本書作者提倡新史學，醫療史即是他「不欲徒託空言」的實證研究。醫療變成臺灣史學的新領域，作者身為拓荒者，其經歷彌足珍貴，本書「方法篇」可以當作臺灣醫療史學的新興史看待。作者專研中國古代政治社會史，他的醫療史實證研究遂集中在中國古代範圍內；論其主旨，即如本書主體所分的「形神」、「祝禱」、「威儀」、「養生」和「生死」五篇，歸結於中國傳統對「人」的認識。對於這個問題作者提出一套頗為完整的論述。他從身體認識論出發，涵蓋心性與靈魂各層面，勾勒出中國古代的生命觀。但作者著重維繫和延續生命的方法，毋寧更屬於文化的研究，不只是思想之剖析而已。 最後本書附有「傳播篇」，評論中國漢醫學對日本傳統醫學的影響及其限度，作者顯然希望後之來者能把中國醫學及醫療文化以廣大的亞洲作基盤，方可以發掘更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