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编选，旨在跳出单纯医学史的范畴，凸显当前医疗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面相——社会史和文化史。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第一部分“观念与方法”，重点关注西方医学史研究在从社会史向文化史转型时面临的理论问题，旨在为研究者梳理基本的学术脉络，并探讨了西方中国医学史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二部分“医疗史与‘现代性’”，集中呈现了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中西问题。在回顾与总结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之外，分别从理论检讨和研究范例两个方面，展示学界在省思如何从医疗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部分“问题与视野”，则收入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提出新问题，并尝试用新方法加以解决的一些范例之作，诸文均将医疗史的课题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下，体现了医疗史研究的新趋向。

社会医疗史是目前相当前沿和兴盛的学术领域，是所谓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前沿。但是，对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在华的行医活动，无论是医学史家还是社会医疗史家，都未曾进行过系统研究。本书从宗教传播史和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传教士在华的行医史活动，或许更能够揭示历史的真实情况。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医疗史、传教史、社会史和思想观念史的各种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时时进行中西对比，视野相当开阔。作者使用了大量国内学者很少问津的各种西文包括很多小语种的文献资料，仅仅这一点，就能够给国内学界提供新的线索。本书是一部值得相关学界关注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本书系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以疾病、医疗为视角观察唐代历史。全书共分十二章，分别论述：唐代主要疾病考——以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为探索渠道；唐代官方医疗机构的局限性；民间医人水平评估——由“福医”、“时医”现象说起；中古医籍受众浅论；唐代药材产地与市场；医巫并行的时代——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高原疾病与战争；唐宋民间医疗活动中灸疗法的浮沉——一项技术抉择的时代背景分析；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疾病观与唐长安城的嬗变；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并附录一篇《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

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活着。”“不会灭亡的，就是生命。”“凡有气的就是生命。”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与中国医学出发，什么才是真正的答案？ 本书不仅探索历史上个体的生命观与身体观，同时也思考整体文化生命的不息活力，即钱穆先生所谓“生力”、“生原”者；以生命为核心的历史学期待建立中国人古典医学生命力的真实临在，并且促使史学的生机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化与内在化。

中国文化在经历百年来的洗礼与淬炼后，早已和当初的面貌大不相同。中西医不同的身体概念；让这个中西文化交会的契机充满各种挑战，至今不休。 本书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的窠臼，选取唐宗海为个案，探讨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对唐氏选取中西医若干理论解读中医，以维护和发展中医自主性的思想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虽然实际上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裨益，对于时下的一论争也有启示作用。

本书作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855年出生于苏格兰。22岁时，进人爱丁堡大学医疗传教士学院。毕业以后，长期在中国东北传教。本书的合作者伊泽·英格利斯为杜格尔德的妻子。1914年，她和杜格尔德应一位伦敦出版商要求写作本书，成书后由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于1914年5 月出版。 1883年至1913年这三十年，是东北历史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时期，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黑死病、辛亥革命，起伏跌宕。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形象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因此，本书为晚清史、东北地方史、基督教传播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又不失为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文史读物。 杜格尔德虽然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等于其所有记述都符合历史实际。为了保留历史著作的完整性，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没有改动。读者在阅读时千万不要忘记他的真实身份：一位著名的英国医疗传教士，一位基督徒。

《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是国内第一部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共邀集了来自中、美、日等国的18位历史与医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共同探讨清代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问题。其中既有享誉海内外著名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内容涵盖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清以来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中西交汇下的医生与医学、近代境遇中的“卫生”等方面。编纂这样一部论文集.首先是希望藉此来展现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动向.进而推动国内这一研究的发展。其次.也有意将其放在本世纪初一些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构架中，从一个具体的专题领域入手，来践行和展示“新史学”的学术理念，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和对“现代性“的省思。最后也期待通过展示海内外和内外史之间的研究的各自特色，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本书是对清代人参史展开的全面性研究。人参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制度史、政治史及经济史的课题，更是医疗史及物质文化史的重要课题。本书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大量引用清宫档案与东亚各国的人参医书史料，分别从生产、消费与医疗方面分析了人参对整个清代政府政策的作用，表明了人参对清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展现了一幅清代人参帝国的景象。

Placing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at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onsciousness, Ruth Rogaski reveals how hygiene became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Rogaski focuses on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across time of a single Chinese concept, weisheng—which has been rendered into English as "hygiene," "sanitary," "health," or "public health"—as it emerged in the complex treaty-port environment of Tianjin. Befor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eisheng was associated with diverse regimens of diet, meditation, and self-medication. Hygienic Modernity reveals how meanings of weisheng, with the arrival of violent imperialism, shifted from Chinese cosmology to encompass such ideas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laboratory knowledge, the cleanliness of bodies, and the fitness of races: categories in which the Chinese were often deemed lacking by foreign observers and Chinese elites alike.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如果撇开只占几百字的东方中国医学不谈，这可以说是一部涉及面极广的史学著作。它从作为科学的医学出现之前说起，历数古希腊到中世纪一直说到近现代的医学发展和进步，包括内外科、生理解剖学、微生物学、精神病学、药学、护理、麻醉，还说到医学中的医生和医学史。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无不注意到其中的文化内涵，除了触诊和听诊，血液循环的发现和塞尔维特的死，这里有神话史诗中的远古医术，苏格拉底喝的毒酒，凯撒的剖腹产，浮士德式的庸医，还有黄道十二宫与放血，人体解剖与绘画，有秘鲁树皮和疟疾特效药，有南美印第安人的“苦拉拉”与麻醉，以及曼陀罗的神秘采集仪式，特别是从变卖尸体供解剖学家到谋杀，导致解剖学法的制定，从对血的崇拜到现代的输血，从用天然磁铁治病到催眠术，到现代麻醉的发明，甚至写到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笔下的医生，漫画家的医学讽刺画和童话中的医生形象，不但有很强的故事性，更充溢着浓厚的文化氤氲。尤其有趣的是每一节都配有二三幅插图，使读者对内容有形象化的理解；这些插图都选自有关的历史著作，不仅相当经典，十分珍贵，许多还是名家的作品，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

本书从瘟疫这一以往史学研究甚少注意的社会现象人手，通过对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比较全面细致的呈现，探讨了中国近世社会的发展脉络、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清代江南社会的特质等问题，是国内第一部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专著。本书援人新视野，探讨新问题，在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致力于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实践与发展，既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开阔了疾病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做出新的诠释。

天花，最具杀伤力的传染病之一，几千年来吞噬着人类的生命，不管是王子，还是贫儿。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康熙继位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罗马智者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死多半与天花有关，亚伯拉罕·林肯差点因为天花而不能完成他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天花是造成“雅典瘟疫”的罪魁祸首，使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天花使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提前灭亡；佛教最初在日本的命运与天花息息相关天花是欧洲人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得力助手…… 一部天花历，也是一部微缩的瘟疫史，一部人类认识自我与自然的历史。

★医学史入门第一选择 【内容简介】 两小时纵观西方医学史 如此全面又如此精悍 只有罗伊•波特做得到 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在为生存与健康而战，这是最原始最普遍的斗争。 本书源自罗伊•波特上课的讲稿，以八个主题概述西方医学史，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波特机智风趣，视野广阔，从远古到现代，他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战，告诉读者，面对坚不可摧又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医学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媒体评价】 医学史学家不应只考虑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关照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并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论这一点，没人比得上罗伊•波特。 ——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柳叶刀》主编 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作家 这本书是一位杰出学者对一个重要话题所做的介绍，读来畅快，信息丰富。 ——杰拉德•格罗布（Gerald N. Grob, Ph.D.），罗格斯大学名誉教授

以中国中心的意识，罗芙芸揭示了卫生如何在19、20世纪成为中国的现代性表述中的紧要因素。她集中于一个中文概念“卫生”，作为贯穿时空和多样性的线索，并将其置于天津复杂的通商口岸环境之中。在19世纪末以前，卫生——被译为“卫生的”、“清洁的”、“健康”或“公共卫生”——与之相关的是饮食方、冥想和秘制方药。本书揭示了随着暴力帝国主义的到来，卫生的意义是如何从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变为包含了诸如国家主权、科学实验、身体净化和民族适应性等方面的概念。外国人和中国的精英们往往认为，中国人在这些方面都有所缺乏。这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卫生怎样在中国的现代性中成为一个矛盾的概念想象中的外国典范是其集中表现，同时也正是这些卫生的主要建造者一手造成了中国的缺陷。 罗芙芸描述了天津孤立的军事、政治事件与卫生变迁的交汇点——空间的安排、水的供应、对身体的关注、对排泄物的处理。本书展示了围绕着天津的卫生变迁，各自为政的帝国主义势力如何应对，同时，在帝国主义者的目标与现代化精英的目标之间，搭建起一条重要的纽带。本书的时间跨度从鸦片战争直至朝鲜战争，作者解释了卫生的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一座城市，还塑造了中国人对于在立足于现代世界的卫生要求的认知。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包治百病”：20世纪前的卫生 第二章 天津的卫生与疾病 第三章 医学的遭遇与分流 第四章 中国通商口岸的卫生翻译 第五章 日本明治时期卫生翻译的转变 第六章 缺陷和主权：天津被占领期间的卫生现代性，1900—1902 第七章 可见与不可见：城市景观和卫生的边界 第八章 卫生和现代性的渴望 第九章 日本人在天津的细菌管理 第十章 细菌战和爱国卫生 结语 参考书目

本书是中国学者针对中国鼠疫流行时进行的首次详细而全面讨论。两位作者积近十年研究所得，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战争与和平时期）、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本书不仅就鼠疫流行与中国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于700余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解释模式。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海通时代的到来，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世界之中国”.然而，不同于以往研究凡涉及此议题的研究，作者较多关注国家意义上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宏大主题，聚焦也多是高层政治精英或思想界、学界的领袖人物。 本书希望从医疗、卫生史的层面，通过诸如中国地方社会、医疗传教士、华人医药、华人“肮脏”、烈性传染病、战地救援、公共卫生事业、防疫、检疫，以及上海、南京的禁娼运动等一系列具体案例的研究，更多关注日常生活史意义上的底层社会、普通民众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外来/本土、东方/西方、帝国/殖民、侵略/反抗、国家/社会、民众/精英、男性/女性之间的缠绕和互动，并重点讲述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以及普通民众面对不断加强的控制，为争取、捍卫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总之，这是在跨国史及跨文化史的视野之下，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健康与疾病、生与死的故事。

In 1739 China's emperor authorized the publication of a medical text that included images of children with smallpox to ai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Those images made their way to Europe, where they were interpreted as indicative of the ill health and medical backwardness of the Chines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 celebrated Cantonese painter Lam Qua collaborated with the 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Peter Parker in the creation of portraits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disfiguring pathologies, rendered both before and after surgery. Europeans saw those portraits as evidence of Western medical prowess. Within China, the visual idiom that the paintings establishe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hotography. In The Afterlife of Images, Larissa N. Heinrich investigates the cre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discourses that linked ideas about disease to Chinese identity beginn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mbining literary studie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visual culture studies, Heinrich analyzes the rhetoric and iconography through which medical missionaries transmitted to the West an image of China as "sick" or "diseased." She also examines the absorption of that image back into China through missionary activity, through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medical texts into Chinese, and eve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Heinrich argues that over time "scientific"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body and culture accumulated a host of secondary meanings, taking on an afterlife with lasting consequences for conceptions of Chinese identity in China and beyond its borders.

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与病菌、病毒，与瘟疫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的历史，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曾经一度阻挠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进度的“黄热病”、19世纪初肆虐美国的流感，还有疟疾、爱滋病、SARS等等，都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对人类造成过巨大损害的瘟疫。作者从文化中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瘟疫的起源，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以及人类的之抗争的历史进行了剖析，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对瘟疫肆虐时无辜的受害者投以悲悯的目光，并怀着极大的敬意记述了那些为战瘟疫而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的伟大事迹。 社会在进步，医学在进步，但抗争仍在继续，如何改变观念，真正实现与自然母亲和谐相处，是摆在现代人面前必须要解决的课题。作者的观点是遵从自然规则，您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