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陈尚君、葛晓音、蒋寅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海峡两岸的15位著名学者关于中国诗歌研究的专题论文，从诗歌文本出发，通过文本细读或宏观研究，用现代学术思辨多角度地总结、阐释和发掘古人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传统。

《宋词三百首笺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名家名选典藏”中的一种，词的创作极盛于两宋，历代宋词的选本众多，清末朱彊村（上彊村民）先生编选的《宋词三百首》以量多、面广、精辟等特点成为其中的经典，《宋词三百首笺注》即是近现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对《宋词三百首》的笺注。书中的注解部分详尽扎实、明白晓畅；评笺部分集历代词评，全面广博；还包括每一位词作者的生平小传和相关评品。这些内容不仅能让读者理解和欣赏宋词，更能领略到唐圭璋先生对宋词的独到心得，感受这位词学大师的文化风致。 “名家名选典藏”丛书，包括钱锺书《宋诗选注》、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王起等《元明清散曲选》、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这一部部当透着个人喜好、灌注了独家体会的诗词选本，有的已跨越了半个世纪，不论在高等学府还是普通大众中，均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足以继续引领新一代读者在诗苑撷英。

本书为北大著名学者傅刚的最新学术成果，针对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特征、文体在汉魏六朝文学写作和批评中的作用、《文选》与《文选》学、《玉台新咏》的编纂等问题，都得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本书收录了作者三十六篇论文和两篇附录，共计三十八篇文章，分“总论”“汉魏六朝作家作品研究”“《文选》与《玉台新咏》研究”三部分。作者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三十余年，研究方向集中在汉魏六朝文学上，其对《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研究，代表了当今学术界的最新水平。本书所收文章，是作者在此领域中多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研究特点是以文献清理和考订为基础，尊重学术传统，同时使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倾向堂庑正大的研究；对文学现象形成的考察，注重探讨内部规律和联系，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讨论现象发生的原因；解释重于评论，以同情的理解，考察历史现象。因此在汉魏六朝文学相关研究中，能够取得优秀成绩。如汉魏六朝时期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特征、文体在汉魏六朝文学写作和批评中的作用、《文选》与《文选》学、《玉台新咏》的编纂等，都得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这是一部供研究我国古典小说、戏曲之用的资料书。全书分正编、续编、拾遗三部分，包括自金元以来四百七十余种小说、戏曲的作者事迹、作品源流和分析评价等方面的资料（也包括部分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资料）。所征引的范围颇为广博，有文集、诗话、曲话、笔记等，不下数百种，其中一部分是目前不易见到的书籍或散见于报刊上的文章，还有编者自著的《花朝生笔记》（未刊行）及同时代人的稿本。资料颇为丰富，对小说、戏曲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本书也存在着缺陷。除按语的观点有陈旧之处（如对《红楼梦》的按语）外，全书对小说、戏曲未予明确区分，统称小说，体例不免混杂，书中考订有时也欠精当，如卷七“《儒林外史》第一百二十六”所引《桥西杂记》一条中说《儒林外史》是全椒吴敬梓所著，而编者在按语中则说：“余尝记某随笔，载《儒林外史》乃吴山尊学士鼐作，当或可信。”（见上册第二二五页）这显然是错误的。鲁迅先生曾在《小说旧闻钞序言》中对本书作如下评价：“取以检寻，颇获稗助；独惜其并收传奇，未曾理析，校以原本，字句又时有异同。”正道出其长短所在。 本书曾在《东方杂志》连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五十年代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利用旧纸型重印三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曾标点出版，今纳入“蒋瑞藻集”，以商务印书馆单行本为底本标点出版。

《桑榆忆往》以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录为主干，分为四部分： “劳生志略”，记录程千帆一生读书治学的不平坦经历；“音旨偶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黄侃、刘永济等大师宿儒，程千帆或从之问学，或与之共事,音容笑貌，录而为文，正可使后学“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书绅杂录”，程千帆晚年移砚南京，是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既有等身著作次第问世，又言传身教了一批优秀弟子，学生们将其晚年口述治学经验辑录成帙，以飨学界；“友朋评议”，收录程千帆朋友、弟子对其学术成就的评议。内容丰富而深入浅出，不仅使后人得以瞻怀前贤风采，更是一本指点读书治学门径的参考书。

“小品”通常指篇幅较短的散文。其主要特征为表现手法灵活自由，深入浅出；表现的内容包罗万象，不拘一格。所以有人称之为“自由文体”。小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自古就有，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古文、随笔，也可以是笔记、序跋、书信等。到了明清两代，小品空前盛行，成为明清两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之一。 本书所选，是明清两代具有代表性的小品作品。编选宗旨有如下几点：其一，既尽量编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篇，也选一些较优秀的、有特点的、但不一定广为人知的作品，以求不与其他选本雷同；其二，尽量多地选入不同作者的作品，力求全书所选作品风格多样；其三，兼顾不同角度、不同内容的作品，以显示小品独特的表现力。

竹林七贤，诗魏末的七位有名文士，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嵇康 嵇康(224─263)，三國時譙國銍縣(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雖家世儒學，但學不師授，唯好老、莊之說。與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稱嵇中散。崇尚自然、養生之道，著有《養生論》，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與王戎、劉伶、向秀、山濤、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稱為「竹林七賢」。後因與山濤志趣不同，山濤將去官，舉以自代，遂作書與濤絕交；又因與鍾會有隙，被譖於大將軍司馬昭，年四十遭殺害。嵇康善鼓琴，以彈《廣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魯迅輯校《嵇康集》為精善。 阮籍(210－263)，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字嗣宗，竹林七賢之一。陳留尉氏(河南開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採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徵、寄託，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於散文和辭賦。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獮猴賦〉。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山濤(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賢」之一。西晉河內懷縣(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貧。好老莊學說，與嵇康、阮籍等交遊。山濤將離選職，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書與之絕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山濤見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乃隱身不問事務。司馬師執政後，欲傾心依附，被舉秀才，除郎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司馬昭以鍾會作亂於蜀，將西征，任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昭進爵晉公，濤主張以司馬炎為太子。炎代魏稱帝時，任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出為冀州刺史，甄拔隱屈，搜訪賢才三十餘人。入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左僕射等。每選用官吏，皆先秉承晉武帝之意旨，且親作評論，時稱《山公啟事》。曾多次以老病辭官，皆不准。後拜司徒，復固辭，乃歸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輯本。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竹林七賢」之一。魏末，曾為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召對策問，強調無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偽禮教。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來訪，他不穿衣服。客責問他，他說：「我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室為衣褲，你們為何入我褲中？」他這種放蕩不羈的行為表現出對名教禮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頌〉一篇。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本书选唐五代以至晚清257家词人的作品518首，有作者简介、注释、评解、集评

1644年3月，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五月，明朝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图谋复明。弘光政权在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把持下，不仅不积极抗清，内部还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福王沉湎酒色，不思奋进。马士英等只知排斥异己，鱼肉人民。镇守江北四镇的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大敌当前之际都互相争权夺利，不以国事为重。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春，由多铎率领的一支清军开始攻打福王政权。四月，清军包围扬州城。驻守在这里的史可法在清镇皆不听命的情况下，和总兵刘肇基一道率兵两万与扬州官民困守孤城，英勇抗战。多锋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劝降，史可法都未启封。他坚持领导军民抵抗七昼夜，直至巷战。二十五日，清军攻破扬州，无一人投降。清军在扬州城内疯狂杀掠达十日之久，死者不计其数，繁华的扬州城被焚毁殆尽。史可法战败被俘，但拒不投降壮烈牺牲。攻破扬州后，清军便顺势渡江，五月二十四日占领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灭亡。《扬州十日记》一卷，就是记述清军攻破杨州大肆屠城十日的暴行的。作者王秀楚，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是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有道光年间刊刻的《荆驼逸史》本《有明季稗史汇编》本；还有《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是根据神州国光社的《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影印的。 本书所记载的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按时间顺序，从顺汉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记到五月五日，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屠城全过程。书中说到：四月十四日，史可法奔回扬州，固守城池，并发布命令：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但终因寡不敌众，扬州城为清兵所破，作者详细记载：“清兵入城”这个消息由远向近，百姓由恐惧而幻想而失望的心理变化过程。 “守城丁纷纷下窜，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先是督镇以城狭，炮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余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民兵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板援待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剑战，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轰铿然，四响不绝，屋中人惶然而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阁皆守城兵，民缘屋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 写出了清兵刚入城时，百姓四散逃命，城中一片混乱的景象，但到这时，清兵的凶恶面貌尚未开始展露，作者对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 于厅后，面城墙。从窗隙外观，见城上兵循南面西，步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这寥寥数语，真实地刻画出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面对入侵者的惊恐而又希望苟安的心理，看一个“疑”字，用得多么准确，其实就是盼望。但愿这群明火执仗的强盗能天良发现，疑之后，便“心稍定”了，又有邻人相约出城迎接敌军，以示顺服，多么善良的人们，但看看清军到底是怎么样的：“予复至后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其间，服饰皆物欲，予始大骇。 侵略者的凶恶面目已暴露出来了，苟安的愿望破灭了，唯有逃难才是求生的唯一希望，于是作家一家躲到了仲兄家里，那是多么悲惨的一夜啊。 当其时，两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大兵杀人声已撤门外，因乘屋暂避，雨下尤甚，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透。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摄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余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霞电，噼啪声轰耳不绝。隐隐又闻击楚声，哀风凄切，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忧泪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设一谋。这一段侧面描写饲灞呕鸱偕彰裾淖镄校灞坏栈倜裾辜司蜕保悄诟鞔ρ鞒珊印?BR>“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径。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塑后还。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逸逸。数十人如驱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素萦头，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 繁华的扬州城，刹时变成惨切切的人间地狱。清军对老百姓“如驱牛羊”，见人就杀，城内各处积尸如山，连小孩子也不能辜负，“满地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最后，连水塘都因血流成河，而变成了五色塘，这是多么惨烈的一幕啊，作者与他的哥哥、弟弟、伯兄、嫂嫂、侄子及妻子、儿子八人相携逃命、几经离散，最后只剩下他及他妻子、儿子三人，其余皆丧命，这期间，他或躲梁上、床上、路旁、或在死人堆里装僵尸，几次从清军的屠刀下侥幸死里逃生，还亲耳听到兄、弟死于刀下之声，这样惨痛的经历，实在令人泪下：“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时神已离合，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 而怀孕九个月的妻子也历经劫难：“尚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操长刀直抵予所，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始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跌下，孕因之坏，万不能生，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小妇，一幼女一小儿，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碎而死，挟妇与女去。作者妻子以炭涂面，以血染体，总算是逃过了这一次劫逃，而那惨死敌人一击之下的小儿，那“呼母素食”的神态多么天真啊，他万料不到这一呼激怒了惨无人道的敌兵，便失了生命而还有更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作者的妻子：“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里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击者，再皆少献赂而去。 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上前语告之。不听，逼使起之。妇旋转于地下，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勾以夫妇故之哀并累子。故予远躲草中，为不知焉，予亦谓妇将死而恶卒仍不舍，将妇发周数匝于臂，横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步必击数下，突遇众骑，中一个与卒满语数句，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这些无恶不作的强盗，连孕妇也不肯放过而一旁的作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毒打被凌辱，都只能躲在旁边无可奈何！这是何等残忍的经历，与前边隔墙听到自己兄弟被敌人手刃而不能出声的经历，妻子的突然被释，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杀戳十日后的扬州城，“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万与焉。幸而未死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溃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四处逃命的人“再相遇，各泪下不能咋一语。” “初四日天量，烈日蒸熏，尸气熏人，前后左右处处焚烧，烟结如雾，腥闻数十里，是日，予烧棉及人骨成灰，以疗兄疮垂泪颔之，不能出声。 作者在文章最后发出了这样沉痛的感慨：“所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省修一味暴殄者阅此，当警惕为耳。”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啊。 《扬州十日记》篇幅不大，只有七八千字，但却写得很精彩，布局紧张，描写深刻，处处抓住读者的心，引起人们的共鸣，所以有人认为它“无异一部天然的哀情小说”。这是不为过，如书中描写被铁蹄践踏下的人民，眼望大火，家国毁于一旦，作者的叙述刻画中掺和着悲愤的感情：“火势愈炽，墓中乔木烧着，光如电灼，声如山崩，风势怒号，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驱逐之。惊悸之余，时作昏，尽己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 文中两处描写到清兵放火，一次是清军刚入城时，正是一把火烧掉了人们心中尚存的希望。第二次描写是当人们经历了人间地狱盘血与火的浇注，连在幻象中，都仿佛看到夜叉拿刀射杀。 这种直接描写清兵暴行的书籍，自然是清王朝所不能容忍的，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军机处上奏皇帝，请求将其全部销毁，马上就被批准。但是，《扬州十日记》还是流传了下来，它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样反映扬州十日清军屠城的还有《弘光己酉扬州城守记》一卷、《圣朝殉扬录》三卷等，但本书的价值却是独特的，正如作者所说，“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尽管有人对它有非议，如旧抄本赵曦明跋曰：“观其误传洗城一段，则尚非洗城也。”但也不得不承认：“惨烈已如此矣！”清朝，民间流传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说法。清军入关，蹂躏中原的血泪史，从本书就可以看出，这正是它最大价值所在。

李辰冬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研究》、《三国水浒与西游》、《陶渊明评论》、《文学新论》、《杜甫作品系年》、《尹吉甫生平事迹考》、《诗经通释》等等，其中尤其是他的小说研究作历年多次再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后来在中国台湾及海外都有很大影响。 在小说研究领域，如果说胡适、鲁迅等是“五四”现代学术的第一代的话，那么李辰冬则属于第二代。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提倡白话和白话文学，他们推崇白话小说，并在他们的研究中引进西方思想和研究方法，取代那些旧式的随意鉴赏、直觉评论以及猜谜式的索隐，使小说研究获得了现代学术的品格。用胡适的话来说，“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文学研究需要有文学理论的指导，而文学理论又必须有科学的历史哲学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通透和准确地解说文学。

《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短篇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山东淄川蒲家庄(今淄博市)人，字留仙，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他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和《聊斋俚曲》等。 《聊斋志异》虽然谈狐说鬼，实际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批判了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寄托着作者的满腔“孤愤”。作品多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具有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境界瑰异的特色。但是，作品也有一些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聊斋志异》在作者在世时就“人竞传写，远迩借求”，但那些抄本后来均已失传。现存各种较重要的版本，凡十余种，其中最重要的为半部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这部于1962年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是世人所未知的一部重要抄本。 二十四卷抄本，出自一人手迹，字体工整，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而挖补的痕迹，但无有关抄写、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从避讳和题诗等方面鉴定，这个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间(1750一1765)，也可能是道光、同治年问，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 二十四卷抄本同铸雪斋抄本比较，实有篇数相等，篇目不同；二十四卷抄本缺少的篇章，基本上是所谓“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而多出的篇章，则篇幅较长，多为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的作品。以二十四卷抄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与蒲松龄手稿本异文对比，则二十四卷抄本似最接近手稿本。由此可见，二十四卷抄本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是研究《聊斋志异》的新的宝贵资料。

近代小说。原名《忠烈侠义传》，120回,首刊于光绪五年(1879)，署石玉昆述。卷首有问竹主人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石玉昆(约1810～1871)，字振之，天津人，咸丰、同治间著名说书艺人。其说唱之《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本，唱词甚多。后有人在此基础上，删去唱词，增饰为小说,题《龙图耳录》。光绪年间,问竹主人又加以修改润色，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均为 120回。近代学者俞樾认为本书第1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1回。又以三侠即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实为四侠,增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所以今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两本流传。 《三侠五义》所叙，是宋朝包拯审案断狱、安境保民，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这两者之间,相互为用,以期达到“不负朝廷”或“致君泽民”的共同目的。它的出现，表明近代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完全合流。小说的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前70回，主要写包公断各种奇案冤狱以及锄庞昱、葛登云和为李太后伸冤等故事,其中穿插南侠封“御猫”,五鼠闹东京并归服朝廷和授职事。后50回，以颜□敏为中心，写他在众侠客义士协助下，剪除马朝贤、马强、襄阳王赵玉等诛强锄暴的故事。 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宋史》有传。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以大臣知开封府事时，以刚正不阿著称。宋元以来不断有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如宋元话本《合同文字记》,元杂剧《抱妆盒》、《盆儿鬼》、《陈州粜米》等。明末出现的《龙图公案》，是有关包公审案断狱的短篇故事集。这些作品，其中不少是民间传说,掺杂不少冥灵迷信荒诞不经的内容,《三侠五义》中的包拯形象，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并加虚构，且沿袭了荒诞迷信部分。但将短篇串连为长篇，情节有所发展,传奇色彩浓厚,使包拯不畏强暴、刚正嫉恶、处事干练的形象较为饱满。特别是小说增加了大量勇侠之士游行村市除暴安良、为国立功的故事。如南侠展昭为包公于金龙寺杀凶僧,天昌镇拿刺客,在庞吉花园破妖魔等。小说把侠客义士的除暴安良行为，与保护官府大臣、为国立功结合起来，南侠、五鼠均被授皇家护卫，表现了宣扬忠义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但是，侠客义士依附统治阶级中的正面人物，与□邪势力对立，仗义除暴,为民申冤,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思想和愿望。小说明显地表达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要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具有一定的意义和认识价值。如小说揭露和抨击了太师庞吉恃宠结党营私,诬陷忠良；庞昱荼毒百姓,抢掠民间妇女;苗秀父子鱼肉乡里,重利盘剥；葛登云、马刚肆虐逞凶,为害地方等。同时,对嫌贫爱富的柳洪、雪中送炭的刘洪义、嫁祸于人的冯君衡等，褒贬态度亦极鲜明。冲霄楼盗盟单 选自杨柳青年画《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 《三侠五义》是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影响十分广泛。其后，出现了《小五义》、《续小五义》、《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等类似的作品。而《三侠五义》的不少故事，又成为各类戏曲的题材来源。如京剧《打銮驾》、《遇皇后》、《打龙袍》、《五鼠闹东京》等，都是敷演其中的故事。

《海上花列传》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竞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唐诗宋词元曲各三百首》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它把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近人朱孝臧的《宋词三百首》，今人任中敏、卢前的《元曲三百首》汇聚在一起。校读者陈小舟、操志斌和戴海卿在《唐诗三百首》中增选了张九龄五古两首，李白五言乐府四首、七言乐府两首；在《宋词三百首》中增选了欧阳修《生查子》（元夕）等五位词人六首词及黄庭坚词二首，删除了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一首。

《文选》是南朝昭明太子萧统主持下，一些著名文人共同编选的一部诗文总集，也称为《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梁八九百年间、一百多个作者的七百余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四库简明提要》说“《文选》为文章渊薮”。中国古代社会对于读书人影响最大最久的书，除了经书之外，《文选》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部。本教材为“国学名著讲读系列”中的一本，选录了《文选》中有重要文化内涵的文章以及体现出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的经典文章，以飨读者。《文选》可作为高等学校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材。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四万余卷古代遗书，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敦煌学。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人文学作品――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其中尤以“变文”最先引起中外研究者的癀泛注意。早在五十年前，邓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裹，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幺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　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要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识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幺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著名词学研究专家王兆鹏教授三十年治学经验的结晶。此书以词学研究为中心，详细讲解了关于词集的目录、版本、校勘、专注、辨伪、词人生平考订、词作系年的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既有操作步骤的引导、方法敲门的提示、又有具体事例的分析，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时间性。 本书可供高校用作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材，或者作为中文系本科生的选修课教材。作者行文幽默风趣，内容丰富深厚，也使本书可以作为一般文史爱好者的兴趣读物。

《花间集注》主要内容：河南大学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校。自建校以来，一向重视国学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传承有序的研究队伍，在国学研究领域可谓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经初步调查梳理，近百年来在河大工作过的有高深国学造诣的学者包括大师级学者有数十人，出版有关著作近百种。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翠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从中遴选在学术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今仍有研究参考价值的作品分批整理出版，这便是「百年河大国学旧着新刊」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