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9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1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棉衣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2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牟宜之出身于乡绅人家，家学渊源，其姨父丁惟汾，既是训诂学家，亦是辛亥时期革命家，国民党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汾，素负报国大志，16岁即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又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迎接八路军115师挺进纵队进驻，顺利开辟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从军后，自115师至东北野战军，长期从事敌工和统战工作，屡建奇功。其胆识与才干，深得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嘉许器重。1949年后，牟宜之担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勤勉从公，不求闻达。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因拒绝俯首就范，遂被褫夺职务，投闲置散八年之久。后遭逢“文革”，又被发配至黑龙江边荒绝域“劳动改造”八年，饱受屈辱。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念及他当年功劳，批示可调回山东省退休安置，孰料遭当时山东省负责人抵制，困厄于济南，忧愤而殁。 牟宜之学养深厚，擅旧体诗，生平赋诗甚多，在“文革”中咏史言志，直刺奸佞，其锋芒、胆识为彼时所绝无仅有。牟宜之的一生，急公好义，任侠爽直，即处逆境之中，亦不坠济世拯民之志，乃中华优秀传统所化育之精魂、高风亮节之国士。 这位当年发出过“历史的先声”的老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亦不是如今多如牛毛的意见领袖和愤青，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其为人，继承了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其诗作，道出了“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发出了“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