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讲述了：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

牟宜之出身于乡绅人家，家学渊源，其姨父丁惟汾，既是训诂学家，亦是辛亥时期革命家，国民党元老之一。牟宜之自幼师从丁惟汾，素负报国大志，16岁即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又舍家纾难，以民国县长身份，迎接八路军115师挺进纵队进驻，顺利开辟抗日根据地，居功至伟。从军后，自115师至东北野战军，长期从事敌工和统战工作，屡建奇功。其胆识与才干，深得国共两党高层人士的嘉许器重。1949年后，牟宜之担任业务部门负责人，勤勉从公，不求闻达。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因拒绝俯首就范，遂被褫夺职务，投闲置散八年之久。后遭逢“文革”，又被发配至黑龙江边荒绝域“劳动改造”八年，饱受屈辱。1974年，复出后的邓小平念及他当年功劳，批示可调回山东省退休安置，孰料遭当时山东省负责人抵制，困厄于济南，忧愤而殁。 牟宜之学养深厚，擅旧体诗，生平赋诗甚多，在“文革”中咏史言志，直刺奸佞，其锋芒、胆识为彼时所绝无仅有。牟宜之的一生，急公好义，任侠爽直，即处逆境之中，亦不坠济世拯民之志，乃中华优秀传统所化育之精魂、高风亮节之国士。 这位当年发出过“历史的先声”的老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知名的学者教授，亦不是如今多如牛毛的意见领袖和愤青，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其为人，继承了自古“国士”传统道德文化的英魂；其诗作，道出了“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的社会真情，发出了“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的历史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