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形而上学思想》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效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里性的批判锋芒。

自由的文化——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在今天已经有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形态，从而为规范性重构提供了一个历史纪元新的短暂一刻。 我自己的感觉告诉我，我的这部书确实能在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政治和道德的自我启蒙作一些贡献。 ——阿克塞尔•霍耐特 霍耐特为了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纲领作新的调整，把历史的脚步从马克思退回到黑格尔。 ——于尔根•哈贝马斯 正义论是当代哲学最活跃的领域，但大多数正义理论在它们的理论高度上，却都有着一种严重的缺陷：只是把自己固定在纯粹规范性的抽象原则上，因而远离了正义论的应用范围——社会的现实。 阿克塞尔•霍耐特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从那些形成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规范要求中，直接获取决定当代社会正义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个不仅是法定的，而且也拥有道德合法性的机制性行动规范的体系。霍耐特先生把这个体系称为“民主道德”。 为在理论上陈述这个庞大体系存在的理由，作者首先证明了西方社会的所有行动领域都有一种实现个人自由要求的特征。他在主要篇章中以黑格尔法哲学的精神和承认理论，展现了作为正义标准的个人自由原则怎么产生于私人关系、市场经济活动和政治公共性等这些社会具体领域。这本书有着一个要求极高的目标：重新把正义论作为社会分析。

简介： 本书收录了哈贝马斯的十二篇讲稿，它们是对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激进理性批判的回应，也是对康德之后欧洲哲学主流全面而公允的评估。哈贝马斯追踪了导致我们当代处境的那些历史转折点，通过与过去和现在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广泛对话，试验了他有关后现代话语之适当形式的观点。关于乔治·巴塔耶、米歇尔·福科、雅克·德里达和科尔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章节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堪称晚近德法思想之间相互影响的最早成果。 导读： 导读： 在有关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的热烈论争中，哈贝马斯的介入注定要引起最广泛的讨论，他的成就无疑在于把论争的水准提高了几个层次。 ——马丁·杰 对于任何并非专研哈贝马斯著作的人，这些讲稿提供了进入其思想的最佳门径。 ——彼得·Ｃ．霍奇森

本书是哈贝马斯专门论述认识论问题的一本重要哲学专著。全书一气呵成，浑然一体，作者在书中抓住了认识论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认识论进行了历史的考察。

现在才来翻译出版此书，无疑是有点晚了，因为哈贝马斯的原著是1985年出版的，如今20年过去了，当时看起来激烈的言辞，现在已经多少失去锋芒，尤其是考虑到哈贝马斯晚年已经与他的批判对象之一德里达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当然，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德国知识界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理性批判所作的最有影响的回应。而哈贝马斯的地位也决定了，当我们寻找与法国后结构主义相异的声音时，自然就会想到这本书。《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方面梳理了德国自己的哲学遗产———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巴塔耶、福科、德里达和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代表的法国思潮。但我们的疑问或许是：哈贝马斯真的看懂了他的法国同行们在干什么吗？他将“巴塔耶精神子嗣”的头衔硬派给福科，难道是恰当的吗？

作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倡导者，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在德国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本书正是通过对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描述，试图着揭示这一主题。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被视为l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但他对一战以后喧嚣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没落”——这一悲观论调颇不以为然。对此，他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做出了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内部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誉为“新左派哲学家”。本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声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爱与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

1944年5月，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邀请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美国学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关于宗教与民族偏见的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制订了一项研究计划，以便解决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偏见。……他们制订了两种研究标准，一种研究标准所涉范围较窄，主要针对社会教育遇到的问题，例如，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大众传媒在报道团体之间关系时所用方法和技术进行评价。另一种研究标准属于基础研究，目的是充实该领域内的知识体系。 上述两种研究标准由许多子课题所组成，其成果为五部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分别从某个侧面阐释偏见的因果关系：第一部著作是由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兹（Bettelheim and Janowitz）所撰的《偏见动力学》（Dynimics of Prejudice），主要探讨退伍军人的人格特征与其偏见的关系。第二部著作是由阿克曼和贾霍达（Ackerman and Jahoda）合著的《反犹主义和情绪障碍》（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该研究以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个案为基础，分析其意识和理性之下的因素对个体权利主义人格的影响。第三部著作是由马辛（Massing）所撰的《破坏的彩排》（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主要分析社会情境与偏见的关系，因为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直接制约着个体作出的反应或个体表现的心理倾向。第四部著作是由劳温塔尔和戈特曼（Lowenthal and Guterman）合著的《骗人的先知们》（Prophets of Deceit），主要研究煽动者如何将业已存在的偏见和倾向转向成某种学说，并且最终导致外显的行动，其中包括煽动者的作用、煽动者的鼓动技巧，以及使萌芽状态的感觉转化成特点信念和行动的调节机制。第五部著作就是这次被译成中文的《权利主义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它由西奥多·阿道诺和埃尔斯·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Theodor Adorno and Else Frenkel-Brunswik）等人所著。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是德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全面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群体从魏玛时期建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该所成员流亡美国以及战后返回德国，直至1970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呈现了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通过评论性传记对学派的主要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洛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由此展现出一幅法兰克福学派迁延发展的生动画卷。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上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哈贝马斯在本书中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存在着四种形式的危机倾向。由于现代技术的高速增长，管理和控制的过度强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危机，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外，文化危机（包括人性的自由发展、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信任和参与动机等问题），以及行政系统的合理决策和有效协调等问题，是更严重的危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①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哲学家、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方誉为“新左派哲学家”。著有《爱欲与文明——对佛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究》、《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批判哲学研究》等。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被西誉为“新左派哲学家”。本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声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西方今天文明已发展到极点，然而文明进步的加速也伴随着不自由的加剧。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核武器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人对人最有效的统治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高度发达到仿佛能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可见，高度文明的昂贵代价是人的不自由和对生命本能、对自我升华了的性欲--爱欲的压抑。所以，反抗现代西方文明首先必须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