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兄弟日前留了一本书在店里，唐瑜的《二流堂纪事》，我居然坐在店里把它翻完了，其中一段很有意思，抄录如下： （盛）家伦在几经颠沛流离之后，在北京那个被叫做“二流堂”的楼上数百尺的房间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又有多少，更不要说他在抗战前的藏书了。那时他买、借、拿、看、偷的书都有。上海南京东路沙逊大厦楼下有一家洋人的大书店，他可以站在书架前看一整天，站得太累而觉得书太可爱，爱不释手，他便把书带回家。当时有一说：“偷书不算贼”。有一回，他遇到一个书呆子、穷教员，胆子太小，不敢下手。在他怏怏走出书店大门时，家伦把他不敢下手的那册洋书塞在他手里，那人对神偷手的感激之情是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到这一段，我实在忍不住大声唸出来，对水月和D4说，这种事千万不要发生在我们店里啊！说罢问他们，你们说尚书吧从11月6日开张到今天，有没有丢过书呢？水月笑着把头拧过去，说哪里知道呢？D4说，可能有，只是我们还没发觉吧。 关于店开了后，如何防止偷书的问题，一年前就大议特议过。有说贴条码的，被众人强烈反对，旧书贴了条码，就如美人头上插了稻草，水仙花当了大蒜头卖。众人说着说着，话题不知不觉从如何防止偷书转到自己如何英勇的去偷书，一个个说起当年往事，豪气万千，惟恐风采被他人夺了。座中有一白面书生，经常出入政府部门，或巡视各大中小等图书馆，独自把杯良久，忽然把杯往茶几上一放，颇有大将之风，遂安抚群雄：“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你们要什么书？我帮你们去偷！”话音一落，只见匝得满地寂寂无声，一屋子的人不敢出声，良久方爆出一阵狂笑。 我当时想：天啊，就这帮人来开书店，会不会书都被自己人偷光了呢？ 他们都很乖，至少到今天，12月21日，我没有发现他们偷了店里的书，他们只是喜欢某本书，然后借去看。嗯，有人到期没有还罢了。 我在《二流堂纪事》最有趣的那一段里留下了一段文字，待那位兄弟来了后，又唸给他听，顺便把书还给他，他说算了，他已经看过了，这本书就留在店里卖好了。我问，那卖多少钱呢？他说，原价！我说，可是我已经在上面写了字啊。他一昂头：那就卖50！更贵一点！ 咱不能那么坏，我把它放到书架上去，谁看见了谁买，当然不会那么贵。嗯，这里买个小关子，如果谁是因为这篇博客而在店里发现这本书，买这本书，我另外再送他（她）两本书！

《联大长征》内容简介：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出北大、清华、南开、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为久抗战、保存文化计，西迁云南。其中，二百余名师生不畏艰难，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途经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日，终于抵达昆明，堪称我国教育史上一次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联大长征》就是这次步行旅程的实录，对途中气候山川、人物风情，均有细致描绘，文笔清新生动，内容丰瞻有趣，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生逢乱世，年少时过着辗转流徙的生活。十五岁偷渡香港，在纱厂做学徒工，每天从晚六点工作到次日凌晨六点。在旁人看来是没有前途的日子里，他却活出了希望。半工半读到十九岁，终于在未受过正式教育的情况下考取台湾中兴大学，展开人生新历程。 1962年，赴加拿大Guelph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1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研究员，后受聘于马里兰大学生物系，曾任代理系主任，副院长、代理副校长等职务。1991年，参与香港科技大学创校，工作十年，先后任理学院院长，学术副校长。 荣退后，积极推动大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任名誉/客座教授。在他的推动下，家乡的临沂大学已破土动工。他认为：一分努力就会有一分收获，如果我能比别人更努力，就会有比别人更美好的未来。

本书从胡适的故乡起笔，细述一代学术大师胡适的生命历程，以自由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价值取向和困境为中心线索，以胡适在国共两大政党政治夹击下的选择和作用为事实展示，通过文学化的叙事及思想史的理性分析，揭示胡适个人与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关系和悲剧性的个体体验。叙述中融人较多史料与新近学术观点，追求历史事实感、思想震撼力与文学叙事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