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梦录》收入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何其芳先生的散文作品《墓》、《秋海棠》、《雨前》、《黄昏》、《独语》、《梦后》、《炉边夜话》、《伐木》、《画梦录》、《哀歌》、《货郎》、《魔术草》、《静静的日午》等23篇。

本书中精选的几十篇优美散文，均是作者不同创作时期的经典之作，得奖之作。 琦君的散文带有浓郁的东方韵味，充满中国特有的浓厚伦理色彩和温馨和亲情。 著名评论家夏志清、散文家杨牧甚至认为她的散文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朱自清和决心，有些篇章中可以传世的。 琦君的散文严密而坚硬，深刻而不晦涩，广阔而不枝不蔓，流传着一种淡雅肃静的韵味，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她笔端的祥和与宁静以及浑厚与温馨的情怀所征服。

《出走十五年》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叠叠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本书为我国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其中包括：冬天的蝇、谈金圣叹、醉余随笔、如梦录、拜环堂尺牍等作品。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蕺山的蕺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郦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忽然想到，草木虫鱼的题目很有意思，抛弃了有点可惜，想来续写，这时候第一想起的就是蚯蚓，或者如俗语所云是曲蟮。小时候每到秋天，在空旷的院落中，常听见一种单调的鸣声，仿佛似促织，而更为低微平缓，含有寂寞悲哀之意，民间称之曰曲蟮叹窠，倒也似乎定得颇为确当。案崔豹《古今注》云： “蚯蚓一名 蟺，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为歌女，或谓鸣砌。”由此可见蚯蚓歌吟之说古时已有，虽然事实上并不如此，乡间有俗谚其原语不尽记忆，大意云，蝼蛄叫了一世，却被曲蟮得了名声，正谓此也。 蚯蚓只是下等的虫豸，但很有光荣，见于经书。在书房里念四书，念到《孟子·滕文公下》，论陈仲子处有云： “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这样他至少可以有被出题目做八股的机会，那时代圣贤立言的人们便要用了很好的声调与字面，大加以赞叹，这与螬同是难得的名誉。后来《大戴礼·劝学篇》中云： “蚓无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又杨泉《物理论》云： “检身止欲，莫过于蚓，此志士所不及也。”此二者均即根据孟子所说，而后者又把邵武士人在《孟子正义》中所云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饮其黄泉之水的事，看作理想的极廉的生活，可谓极端的佩服矣。但是现在由我们看来，蚯蚓固然仍是而且或者更是可以佩服的东西，他却并非陈仲子一流，实在乃是禹稷的一队伙里的，因为他是人类——农业社会的人类的恩人，不单是独善其身的廉士志士已也。这种事实在中国书上不曾写着，虽然上食槁壤，这一句话也已说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出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只好往外国的书里去找。英国的怀德在《色耳彭的自然史》中，于一七七七年写给巴林顿第三十五信中曾说及蚯蚓的重大的工作，它掘地钻孔，把泥土弄松，使得雨水能沁入，树根能伸长，又将稻草树叶拖入土中，其最重要者则是从地下抛上无数的土块来，此即所谓曲蟮粪，是植物的好肥料。他总结说： “土地假如没有蚯蚓，则即将成为冷，硬，缺少发酵，因此也将不毛了。”达尔文从学生时代就研究蚯蚓，他收集在一年中一方码的地面内抛上来的蚯蚓粪，计算在各田地的一定面积内的蚯蚓穴数，又估计他们拖下多少树叶到洞里去。这样辛勤的研究了大半生，于一八八一年乃发表他的大著《由蚯蚓而起的植物性壤土之造成》，证明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肥上都是由这小虫的努力而做成的。他说： “我们看见一大片满生草皮的平地，那时应当记住，这地面平滑所以觉得很美，此乃大半由于蚯蚓把原有的不平处所都慢慢的弄平了。想起来也觉得奇怪，这平地的表面的全部都从蚯蚓的身子里通过，而且每隔不多几年，也将再被通过。耕犁是人类发明中最为古老也最有价值之一，但是在人类尚未存在的很早以前，这地乃实在已被蚯蚓都定期的耕过了。世上尚有何种动物，像这低级的小虫似的在地球的历史上，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者，这恐怕是个疑问吧。” 蚯蚓的工作大概有三部分，即是打洞，碎土，掩埋。关于打洞，我们根据杨木孙的一篇《自然之耕地》，抄译一部分于下： “蚯蚓打洞到地底下深浅不一，大抵二英尺之谱。洞中多很光滑，铺着草叶。末了大都是一间稍大的房子，用叶子铺得更为舒服一点。在白天里洞门口常有一堆细石子，一块土或树叶，用以阻止蜈蚣等的侵入者，防御鸟类的啄毁，保存穴内的润湿，又可抵当大雨点。 “在松的泥土打洞的时候，蚯蚓用他身子尖的部分去钻。但泥土如是坚实，他就改用吞泥法打洞了。他的肠胃充满了泥土，回到地面上把它遗弃，成为蚯蚓粪，如在草原与打球场上所常见似的。 “蚯蚓吞咽泥土，不单是为打洞，他们也吞土为的是土里所有的腐烂的植物成分，这可以供他们做食物。在洞穴已经做好之后，抛出在地上的蚯蚓粪那便是为了植物食料而吞的土了，假如粪出得很多，就可推知这里树叶比较的少用为食物，如粪的数目很少，大抵可以说蚯蚓得到了好许多叶子。在洞穴里可以找到好些吃过一半的叶子，有一回我们得到九十一片之多。 “在平时白天里蚯蚓总是在洞里休息，把门关上了。在夜间他才活动起来了，在地上寻找树叶和滋养物，又或寻找配偶。打算出门去的时候，蚯蚓便头朝上的出来，在抛出蚯蚓粪的时候，自然是尾巴在上边，他能够在路上较宽的地方或是洞底里打一个转身的。” 碎土的事情很是简单，吞下的土连细石子都在胃里磨碎，成为细腻的粉，这是在蚯蚓粪可以看得出来的。掩埋可以分作两点。其一是把草叶树子拖到土里去，吃了一部分以外多腐烂了，成为植物性壤土，使得土地肥厚起来，大有益于五谷和草木。其二是从底下抛出粪土来把地面逐渐掩埋了。地平并未改变，可是底下的东西搬到了上边来。这是很好的耕田。据说在非洲西海岸的一处地方，每一方里面积每一年里有六万二千二百三十三吨的土搬到地面上来，又在二十七年中，二英尺深地面的泥土将颗粒不遗的全翻转至地上云。达尔文计算在英国平常耕地每一亩中平均有蚯蚓五万三千条，但如古旧休闲的地段其数目当增至五十万。此一亩五万三千的蚯蚓在一年中将把十吨的泥土悉自肠胃通过，再搬至地面上。在十五年中此士将遮盖地面厚至三寸，如六十年即积一英尺矣。这样说起来，蚯蚓之为物虽微小，其工作实不可不谓伟大。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蚯蚓之功在稼穑，谓其可以与大禹或后稷相比，不亦宜饮。 末后还想说几句话，不算什么辟谣，亦只是聊替蚯蚓表明真相而已。《太平御览》九四七引郭景纯《蚯蚓赞》云： “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触而感物，乃无常雄。”又引刘敬叔《异苑》，云宋元嘉初有王双者，遇一女与为偶，后乃见是一青色白领蚯蚓，于时咸谓双暂同阜螽矣。案由此可知晋宋时民间相信蚯蚓无雄，与阜螽交配，这种传说后来似乎不大流行了，可是他总有一种特性，也容易被人误解，这便是雌雄同体这件事。怀德的《观察录》中昆虫部分有一节关于蚯蚓的，可以抄引过来当资料，其文云： “蚯蚓夜间出来躺在草地上，虽然把身子伸得很远，却并不离开洞穴，仍将尾巴末端留在洞内，所以略有警报就能急速的退回地下去。这样伸着身子的时候，凡是够得着的什么食物也就满足了，如草叶、稻草、树叶，这些碎片他们常拖到洞穴里去。就是在交配时，他的下半身也决不离开洞穴，所以除了住得相近互相够得着的以外，没有两个可以得有这种交际，不过因为他们都是雌雄同体的，所以不难遇见一个配偶，若是雌雄异体则此事便很是困难了。”案雌雄同体与自为雌雄本非一事，而古人多混而同之。《山海经》一《南山经》中云：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牡牝，食者不妒。”郝兰皋《疏》转引《异物志》云：灵猫一体，自为阴阳。又三《北山经》云，带山有鸟名曰（奇鸟）（余鸟），是自为牝牡，亦是一例。而王崇庆在《释义》中乃评云： “鸟兽自为牝牡，皆自然之性，岂特（奇鸟）（鸟余）也哉。”此处唯理派的解释固然很有意思，却是误解了经文，盖所谓自者非谓同类而是同体也。郭景纯《类赞》云： “类之为兽，一体兼二，近取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说的很是明白。但是郭君虽博识，这里未免小有谬误，因为自为牝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有笑话中说说罢了，粗鄙的话现在也无须传述。《山海经》里的鸟兽我们不知道，单只就蚯蚓来说，它的性生活已由动物学者调查清楚，知道它还是二虫相交，异体受精的，瑞德女医师所著《性是什么》，书中第二章论动物间性，举水螅、蚯蚓、蛙、鸡、狗五者为例，我们可以借用讲蚯蚓的一小部分来做说明。据说蚯蚓全身约共有百五十节，在十三节有卵巢一对，在十及十一节有睾丸各两对，均在十四节分别开口，最奇特的是在九至十一节的下面左右各有二口，下为小囊，又其三二至三七节背上颜色特殊，在产卵时分泌液质作为茧壳。凡二虫相遇，首尾相反，各以其九至十三节一部分下面相就，输出精子入于对方的四小囊中，乃各分散，及卵子成熟时，背上特殊部分即分泌物质成筒形，蚯蚓乃缩身后退，筒身擦过十三四节，卵子与囊中精于均黏着其上，遂以并合成胎，蚓首缩入筒之前端，此端即封闭，及首退出后端，亦随以封固而成茧矣。以上所述因力求简要，说的很有欠明白的地方，但大抵可以明了蚯蚓生殖的情形，可知雌雄同体与自为牝牡原来并不是一件事。蚯蚓的名誉和我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必替它争辨，不过为求真实起见，不得不说明一番，目的不是写什么科学小品，而结果搬了些这一类的材料过来，虽不得已，亦是很抱歉的事也。民国甲申九月二十四日所写，续草木虫鱼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晚年时期的回忆录，讲述了作者一身所经历的生活往事。自然。人有大小，我的人和事，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但是江河不择细流，为史部的库藏设想，作为史料，多一些总经少一些好吧！

《永嘉室杂文》为郑骞晚年自编的小品随笔合集，收录了作者赴台湾前手后杂文、序跋、演讲等60余篇。书中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形式也十分多样。既有纯粹学术性的研讨与论述，也有所谓“信笔所至”、记录一些“零星琐事”的随笔，既有对文史掌故、文学史料富于真知灼见的精辟分析，又有对往日旧事、个人经历坦太而又富于情趣的回忆。从中既可以看到作者广博而又精深的学识，不同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不同的收获，文史专家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文学史、文化史有趣资料和精辟见解，初学者可以从中窥见前辈学者治学之甘苦与门径，一般读者亦可藉以增长知识引发兴趣。

美的本质是什么?美从哪里来?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用洋溢着艺术灵性与激情的生动文笔，揭示出诗歌、音乐、绘画、雕塑、戏剧以及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中所隐藏的美，在我们面前铺开一段绚丽多姿的寻美历程。达到这样深入的美感，发现这样深度的美，是要在主观心理方面具有条件和准备的。矿石商人只看到矿石的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矿石的美的特性。我们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小己的私欲和世俗的利害计较，把整个情绪和思想移动一下方向，才能面对美的形象。在被钢筋水泥、电脑网络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现代社会里，我们不正需要这种灵魂的转向么?　　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格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在这宁静和雅的天地中生活着人们却在他们的心胸里汹涌着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但是人生若欲完成自己，止于完善，实现他的人格，则当以宇宙为模范，求生活中的秩序与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

作为《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姜德明编，三联书店，1992）的赓续、本书精选34位当代作家、学人言说北京的散文、随笔42题。内分七辑，或谈论北京整体风貌的历史变迁，或述说局部区域的印象感受；或感叹胡同、寺庙等人文景观的日渐消逝，或描摹四合院、大杂院里的日常生活；或凭吊不堪回首的饥饿记忆与文革往事，或缕述旅食京华的苦辣酸甜。是忆旧念往，也是感新说世，关乎一个城市的历史与命运，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云与沧桑。

杨绛的这本散文集共有三辑,第一辑回忆父亲杨荫杭和三姑杨荫榆的文章,第二辑祥述钱钟书创作《围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辑描写杨绛和钱钟书在“文革”间的种种遭际的文章。

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二三十年代，他和周作人过从甚密，张资平则与他同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可是，当他知道周、张降敌时，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他正直、天真，但又倔犟、任性，不通世故，不懂权术。对爱情，对知心朋友，特别是对祖国，他有一股痴情。痴情就是至情，痴这个字没有贬义，“绝代风流绝代痴”这句诗，对于达夫是恰切的。 《故都的秋》抒发了对北国秋色的无限向往和眷恋之情。文中情感所及而刻意描绘的有五种景物，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时空关系，却都能相提并论。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多种表达方式交替出现。表面上它们没什么关系，却被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将作者心中故都的秋烘托得更加感人，将秋色，秋意，秋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作者对秋的执着，同时也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一种思想真正呛人，时间可以忽略 读这种书等于再看一次“丰氏画展”。印象中，丰氏漫画多文人气。在如今商风弥漫语境中，还能协调？如丰氏般的“抒情漫画”对今天读者而言，还有确切影响？ 在今天，“阅读”正在变成一种“应景”或“寻找谈资”的敷衍。而这样的敷衍其实也很珍贵。否则，人真成为机器？成为正渐次进入市场的“电子阅读器”？阅读本身的知会、情调、误解的冲动或理解的愤怒一概烟消云散，阅读还是阅读？ 然而，也继续相信，好东西应该不会过时。就说丰氏抒情漫画，就算被镶嵌在商业社会镜框中，仍闪耀刺目之光。 这样看，“抒情漫画”之类的定义其实不重要。 书中有“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之类的之类的老文人情调，也有《某种教师》、《用功》、《教育》、《升学机》等多种被称为撒了胡椒面的“漫画”。《升学机》一幅呈现的是现在在大型观光酒店中亦不难看见的外露式电梯——电梯中坐满希望从小学（一层）升至大学(最高层)的学子——而下坠在升降机底端的，是一枚银圆…… 阅读如此“胡椒面”会发现，当一种思想真正呛人，时间会变得不重要。 源自新浪读书频道 http://book.sina.com.cn/nzt/his/zoushen/39.shtml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从侧面凸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年代。本书节选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的散文和小品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 　　《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曾獲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她所寫的《大地》曾收過這樣的退稿信：「遺憾的是，美國大眾對任何有關中國的事物都沒有興趣。」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被拒絕的理由是：「以動物為主題的故事，在美國這個國家是賣不出去的。」 珍．奧斯汀的《諾桑覺寺》則是：「如果閣下要我們買下這本書的話，我們寧願用同樣的價錢把書退回去。只求您打消這個念頭。」 福克納的《聖殿》更是遭到無情的回應：「天啊，天啊，我們不能出這本書。否則大家只好牢裡見了。」 推理小說大師阿嘉莎．克莉絲蒂，則接獲出版社以「作品不適合出現在我們的書單裡」為由退稿。 而當今驚悚大師史蒂芬．金的小說曾被回拒：「我們對“反烏托邦”的科幻小說沒興趣，這種書根本不會賣。」 不僅如此，普魯斯特、喬伊思、惠特曼……也都被退過稿。這些已在文壇擁有大師寶座的名家，在成名之前都曾經收過這樣的無情回拒。熱愛文學、執著於創作的你，如果翻開這本書，看到這麼多大文豪也和你一樣有慘遭退稿的經驗，甚至比你承受更無情的羞辱，一定會令你燃起無比的創作動力。 這本名為《退稿信》的文集，其實是一本讓創作者心神高亢，令所有出版者看得心驚膽跳的傑作。從中，你可以看到從十八世紀至今的許多名家曾遭受出版社何等的貶抑，而他們流傳到現在的經典名著，在當初投稿到出版社時，又曾經收到編輯多麼尖酸、冷漠的退稿信回應。這一封封退稿信件在今天公開，對當時寄出信件的出版社及雜誌社來說，除了難為情之外，應該就是悔恨吧。不過對於老是在收退稿信、在創作路上跌跌撞撞的失意者而言，這本書必然具有莫大的鼓舞力量。 除了豐富的退稿信件，書中還收錄許多知名出版商和作家的札記、出版軼聞，以及退稿記錄和各個作家的簡介，無論是喜歡閱讀文學、對名家創作辛酸史感興趣的人，或是執著於文學創作的讀者，這本書絕對能讓你在享受閱讀趣味之餘，擁有一段豐富而深刻的古今文學體驗。

《闲居》作者丰子恺散文在雍容和平的幽默中，有一种内在力的显现，在委婉的叙述中夹带着议论，在幽默风趣中表现出严肃的思考，从生动的写照、多数作品外谐内庄，具有切实的内容和严肃的主题。

街灯亮了，马路上静寂地流淌着人和车辆。人群里走着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孩子看上去挺沉，她的肓上还背着一个上班用的大包。看来她是刚下了班，又去幼儿园接来孩子。孩子伏在她的肩上，沉静地嗍着手指头。走到一家大超市前面，母亲可能走累了，需要歇一歇……

对爱的领悟 ──读《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 丁国强 刘再复与女儿刘剑梅的书信既富有性情又不乏深邃的思考。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对话是一种审美关系，不同于“老子训儿子”那种统治模式。刘再复在序言《女儿·女性·女神》中将这种情结表述得很清楚。《红楼梦》以来，“女儿世界”便是对抗世俗的一股脆弱的力量，她们以不染尘埃的纯净和柔美与肮脏的“泥世界”划清了界限。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女儿世界”是自在的，也是永恒的，男人世界的功名争斗与她们无关。刘再复和刘剑梅用“赤子之心”来观照女人的天性，这显然是一种审美视角。在《共悟人间》这本书中，父亲和女儿的形象与传统权力结构的定位大不相同。他们用个人化的方式来交流，父亲是个人化的父亲，女儿是个人化的女儿，我们几乎看不到代沟的痕迹。思想者的心灵空间本来就是不能用代际关系来划分的。《傅雷家书》中的父亲是一个教师加长者的形象，虽然十分亲切，非常动情，但是，父亲讲述的道理是不容动摇的。而《共悟人间》中的父亲则是一场对话的普通参与者，父亲没有掌握额外的话语权。刘再复在与女儿对话时，特别注意把握这种界限，不把话语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你自己的世界”。耐人寻味的是，父亲在这里是不坚定的，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迷惘和哀愁。他已经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心灵知己，原原本本地交出了自己的思想实底。 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儿子往往是父亲的复制品，而女儿这一角色却没有如此沉重的文化负载。已成为文学博士的刘剑梅在学术和思想上并没有吃父亲的老本。刘再复也希望女儿有别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刘再复十分推崇《红楼梦》的世界，这是一个审美的、形而上的世界，更接近于人的本真状态。刘再复的这种唯美主义情绪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只有结合刘再复个人的经历和人格背景来考察，我们才能够理解这种偏执。出于对名利生活的厌恶，刘再复选择了寂寞和孤独，也由此获得了审美自由。将真理融化于日常生活当中，用一种亲切的口吻来与之接触，轻松而且自然。这显然是一种大境界。在《共悟人间》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场精神对话的当事人都在竭力脱离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的控制，他们强调用一种齐物之心来确立心灵的平等，用一种平常心来体味人生。由于没有概念的干扰和外在目的的介入，父女俩的“闲谈”渗透着悟性和灵气。没有刻意的标榜，也没有牵强的解释，更没有无聊的应和，思想的碰撞与精神的交融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数字化时代，刘氏父女的书信往来可以算是一个特例。用家书这一传统的文本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消解。我们的心灵被许多异物包裹着，腐蚀着，要想剔除这些毒素，必须付出真爱和关怀，刘再复称之为“刻骨铭心的大体验”。一个冷漠的人是没有什么学问而言的。刘再复说：“所谓学问，也可以说是对爱的大困境的领悟”。没有真切的感悟，光靠玩弄一些新名词来唬人，那种理论家迟早会被人们所抛弃的。现在是一个人精儿扎堆的时代，不仅在官场、商海，就是在学界，也有许多机灵鬼，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来投机取巧，用挖空心思的“小聪明”来兑换蝇头小利。这些人忙活了一通，到头来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把自己放逐到了生命的负面。 刘再复说：“聪明过头，就会抛弃心灵”。这一警言不能不听

梁实秋用他的生命垒起的是一座了不起的文化丰碑―― 译成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选译了一百二十万字的《英国文学选》。译出一百二十四册《世界名人传》。编成三十多种英汉字典和数十种英语教材。还著有《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秋室杂文》《实秋杂文》《实秋文存》《槐园梦忆》…… 这一卷《雅舍菁华》薄薄一册，收录的都是梁实秋足已传世的著名小品文，可以作不可多得的珍藏品。

《文学肖像》内容简介：在中国，许多读者都知道《金蔷薇》（又译《金玫瑰》）这《文学肖像》和他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但也许较少有人知道，《金蔷薇》还有一个姐妹篇，那便是此刻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文学肖像》。 在《金蔷薇》中，有《一本构思已久的书》这样一篇文章，文中写道：“很久了，在十多年前，我就打算写一本很难写的，不过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是很有趣的书。这《文学肖像》应该由许多卓越人物的趣闻逸事组成。”在这篇文章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杂乱而简短地”记录下了对几位作家的感觉，那是他关于契诃夫、勃洛克、莫泊桑等作家的笔记，这些似乎是随手记下的文字给作家自己未来的书开了一个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学肖像》，应该可以算做是那本“很有趣的书”的继续和充实。在这本由俄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组成的“画册”中，有我们十分熟悉的如爱伦·坡、席勒、安徒生、亚历山大·格林、布尔加科夫、爱伦堡、库普林等作家的二十五幅肖像。它们是由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六六年间发表的文字组成的一个主题画廊。虽然这些文字肖像体裁丰富，风格各异，色彩斑斓，有的是笔墨浓重的油画，有的是一蹴而就的速写，有的又是每根线条都清晰可见的素描，但是，每一幅画中的主人公，都与帕乌斯托夫斯基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发生过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