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推荐

“汉堡工”不觉得自己干的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他们始终认为，工作就等于尊严，没人应该不劳而获

纽约这座大都市里

财富、科技、文化

一路高歌猛进

小人物却无立足之地

回看新经济来临前夜

美国底层人民的奋斗与挣扎

这是一部酸楚而有力的民族志，凯瑟琳·纽曼把目光投向了最容易被大众和媒体忽略的生活困难人群——工作穷人，那些整日为工作奔波却始终只能生活在温饱线上的群体。

穷忙族做的都是苦差，比无业人群更辛苦，却得不到医疗等社会保障。可他们还是不遗余力地奋斗，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哪怕对其中大部分人来说，“梦想成真”永远不会发生。

有些人可以逾越就业的障碍，而有些人不能，造成这种局面的种种原因都遭到了无视。最终，这些真相在美国文化里都被一笔勾销，社会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尊贵与卑微、上班族与懒汉。

两年之内，凯瑟琳·纽曼在纽约哈莱姆区追踪了300位穷忙族，记录他们的人生片段，看他们在酸楚的人生底色下如何找到自尊、努力工作、保护家庭。

本书对内城区的工作穷人进行了研究，令人深受启发……堪称社会学经典著作。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对贫困问题的叹息失望、对自力更生观的反复灌输已屡见不鲜，而纽曼的这本书……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20世纪九十年代，年轻的人类学家唐·库里克，只身走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雨林中，位于一片沼泽地中央，人口仅两百的小村庄嘉普恩，记录一门濒临消亡的当地语言——泰雅博语。到达后他就深深领悟到，如果不理解说这种话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就不可能真正学会这门语言：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如何与自己的孩子沟通，如何争吵、八卦和开玩笑。在这段跨越三十年的时光中，他反反复复拜访当地，每次都停留数周到半年多的时间不等，亲眼见证了语言环境日渐稀薄，记录下他所能学习到的一切。与此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已经义无反顾地融入了嘉普恩村民的生活与世界，与他们的悲欢和命运产生了交融。

本书英文版出版当年，即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推荐当季必读书目和《美国国家地理》当季最佳旅行类图书，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和读者好评。

★ 比肩《忧郁的热带》，击败时间的民族志书写

★ 作者师从法国国宝级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 美国当代小说大师保罗·奥斯特翻译本书英文版并作序推荐

我相信，你简直无法不爱上这本书。

作者写作时的慎重与耐心，观察之犀利，其中的幽默，思维之严谨与书中的悲悯——这些 品质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这部重要又令人难忘的著作。这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提出的都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得知信息的，两种文化之间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人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保守秘密？

在为我们刻画这个未知的文明时，克拉斯特的写作带着优秀小说家的狡黠。他对细节的关注一丝不苟、无比精确；而他那种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为胆大又自洽的论点的能力往往令人称奇。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

—— 保罗·奥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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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美丛林中最后的食人部落一同生活，见证出生、成年、婚配、死亡、节日、祭祀……

浸入瓜亚基人的生活与头脑，真挚发问：

人类能不能放弃追求一切，告别惶惶不可终日，

拒绝屈服权力，也拒绝过度生产，更从容、自由、坚定地生活，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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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亚基人，一群生活在巴拉圭密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以打猎、采集为生，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与社会制度。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一道，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生活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被“安置”……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个部落的人口已不足三十。

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在瓜亚基人被安置于定居点后进入了这个部落，与他们一同生活，对他们在生育、死亡、饮食、求偶、部落管理、性向认同、劳动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

在书中，克拉斯特直面瓜亚基人的残忍、习俗之状况，以及他们缓慢的衰亡。这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民族志书写，情感充溢全篇：克拉斯特于瓜亚基人一同经历了生育、成年、死亡与逃亡；它也是一种客观的民族志，摈弃了一切道德偏见：面对瓜亚基人的吃人风俗，卡拉斯特并没有止步于猎奇与惊叹，而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理解。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面对这部作品，感叹道：“这本奇妙的著作标志了一种新型民族学的开端：它富于感性、积极于行动，又充满政治性；它是‘种族大屠杀’一词彻底的对立面。”

三文鱼由来已久。它们早于我们存在，作为一种可靠的季节性资源，一种来自远洋深处的营养物质，它们在近海地区可以被方便地捕获，从而成为了海边人群的生计支柱。我们曾拥有共同的历史，然而近些年来这种历史发展出了新的方向。

本书是关于“鱼的城市”的第一本民族志。基于作者自2002年始在三文鱼养殖业的田野，以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检审三文鱼养殖如何成为全球化的水产资本产业。它讲述三文鱼如何成为养殖的动物和如何被赋予情感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出人意料的、正在崛起的产业故事，这个产业已给世界渔业资源的格局带来了巨大改变。随着三文鱼的全球化，这也是关于一种新型生物资本改变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故事。本书重点描述构成三文鱼养殖的脆弱而不可预料的关系实践，以及其催生的多种“成为三文鱼”的方式，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切面如何在三文鱼的旅途中不断赋形，又塑造着彼此。

以往，“它们的”故事在生物学家中寻找读者，“我们的”故事在人类学家中寻找读者，但讲故事的方式正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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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既是对三文鱼和饲养它们的人之间相互影响的敏锐探索，也是一封引人入胜的写给民族志的情书，它阐明了这种工作可以扩大我们思考科学和社会棘手问题的界限……这是一部人类学著作，它向所有人讲述了我们的食物系统和被卷入其中的动物，以及不确定性的不可避免；它以一种高超的声音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没有结尾的答案。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个及时的贡献……总的来说，《成为三文鱼》对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进行了详细而有启发性的研究，提供了对照料实践的关键见解，这些实践确实将鱼作为食用动物带到了生活中，并贯穿其间。

——《工作人类学评论》

《成为三文鱼》展现了生活中平庸的一面，揭示了它们令人震惊的陌生感。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追溯了这种陌生感——通过理论、历史、民族志和凄美的个人叙述——来说明人与非人的关系是如何处于我们生活的核心的。

——本-奥洛夫（Ben Orlove），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教授，《变暗的山峰：冰川退缩、科学和社会》的合著者

作者带我们进入神秘的贸易区，在这里，人类和鱼类等不同物种相互接触，并决定彼此的命运。

——罗安清（Anna Tsing），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末日松茸》作者

《秋千架下:一个泰国北部阿卡人村寨的民族志》描绘了泰国北部一个多族群、多宗教村寨中的阿卡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面貌。无论是同一个节日的冷清与喧哗并置的表演，还是繁琐祭祀与生存策略导致的宗教博弈，或是从罂粟生计到咖啡经济的化蝶，抑或族群外部竞争与阿卡人内部裂变在选举中引发的合纵连横，都是在山民与国家相遇的场景中展开的幕幕活剧。

《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内容简介：这是美国民族学、人类学家阿吉兹撰写的一本民族学区域研究专著，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定日藏区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也涉及到当地的历史、地理、1960年以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宗教生活。

The Yongning Moso: Sexual union, household organization,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a matrilineal duolocal society in southeast China，本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中译本

When lives are dominated by hunger, what becomes of love? When assaulted by daily acts of violence and untimely death, what happens to trust? Set in the lands of Northeast Brazil, this is an account of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scarcity, sickness and death that centres on the lives of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a hillside "favela". Bringing her readers to the impoverished slopes above the modern plantation town of Bom Jesus de Mata, where she has worked on and off for 25 years, the author follows three generations of shantytown women as they struggle to survive through hard work, cunning and triage. It is a story of class relations told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bodies, emotions, desires and needs. Most disturbing - and controversial - is her finding that mother love, as conventionally understood, is something of a bourgeois myth, a luxury for those who can reasonably expect, as these women cannot, that their infants will live. The author also wrote "Saints, Scholars and Schizophrenics: Mental Illness in Rural Ireland".

《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以上海里弄为例，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视角给读者描述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邻里中市民团体、居民运动和相关地方政府的实践过程。作者指出，这些市民团体和邻里运动推动了公共空间的生产，它们构成了基层参与网络、居民相互信任的关系以及普遍互惠的规范。这些组织和行动一方面表达着国家权力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国家权力的抵制和扭曲。这种依赖和自治的双重特征使得这些地方性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并不构成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要素，但是它所形成的抗争在被国家权力吸纳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权力话语和实践的改变。

本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书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而且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并带给读者许许多多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以及强烈的心灵共鸣，从而使读者能够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本书是《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西部田野书系》中的一册，是在对云南中甸金沙江边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落缜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作者延承了人类学对家族、信仰等的经典探讨，又对地方文献、文物、口碑资料进行饶有兴致的调查考证，还对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态及社区文化变迁有着细致、有趣的描述。作者首次总结了当地的“家号”体系，提出了“家族袭夺”等新的概念，最后分析了地方社区历史变迁的分期范式。

民族志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方法论，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卫•M. 费特曼 • 操作手册 本书作者大卫•M. 费特曼博士条分缕析地向初学者展示民族志调查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这使本书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贴心实用的操作手册。 • 经验宝藏 作为一位在多文化的田野中“穿行”数十年的老手，他所积累的丰富的民族志调查资料就是一个经验宝藏。 • 反思帮手 书中对田野作业时可能会遇到的难题、节点有许多深入剖析，对正在实践的民族志学者而言，本书亦可成为他们反思其研究的帮手。 • 知识更新 本版新增了最新的民族志调查技术和设备的介绍，为读者组织了一次愉快的知识更新之旅。

17世纪以来，最早由我国福建省武夷山流入西方世界的茶叶，成为导致近代中西冲突与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物质之一。在近代闽北山区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股文明之流的逆向流动：一方面是中国茶叶向西方世界的传播，尤其是武夷红茶在英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在原产地崇安县，英国人对正山小种的热捧，调整和重塑了闽北山区的空间结构及当地人的文化图式；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作为一种“文明”产物对帝制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逐步在闽北乡村社会中展开。当地的各种势力在对茶利、茶捐、茶权的反复商榷和调适中，都充分运用“民族一国家”的话语，在体制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因此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体制在地方社会逐步建构的过程。《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通过对明朝以降闽北山区茶叶贸易网络的追踪，展现了区域社会在受到本地的历史叙事、海外市场对武夷茶“意义”的重塑、社区中的仪式传统、王朝国家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居首位，维吾尔族离婚率较高并且主要体现在南疆农村。本书透过描述喀什一个维吾尔族村落阿村妇女的婚姻，全面、立体地考察了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来自田野的图像，使我们观察分析维吾尔族妇女婚姻诸多层面的同时，进而了解维吾尔族妇女婚姻文化个性，反观自我的婚姻文化，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整个人类的婚姻文化。

近年来，高丙中教授开始带领研究生到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去进行田野调查，取得了一批虽然初步但却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尚属初步性质，但却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开始从本国的需要出发，运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去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海外世界进行实地性的考察。《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选取了高丙中教授及其团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其中第一部分收入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了 “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第二、第三部分则分两个主题具体呈现了该团队在海外从事民族志研究的部分成果。

男女平等理想好像永远处于逃遁状态，在地平线上不断闪现，似乎又可望而不可即。杜杉杉认为，如果将视线从潜伏于女权主义主流的形形色色乌托邦理想上移开．人们可能会惊奇地看到．男女平等社会确实存在。基于对云南拉祜族社会的大量田野调查。《社会性别的平等模式:“筷子成双”与拉祜族的两性合一》发现，诚如有关“筷子成双”的诸多拉祜谚语所喻示，男女平等社会可以在两性合一的理念中有效实践。

康敏博士的专著《“习以为常”之蔽》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外国民族志，很了不起。该书反映了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中一个非常可喜的重要转向：即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开始走出国门，奔赴东南亚国家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不乏海外中国留学生也到东南亚实地调查，收集资料，但一般都是受国外大学的派遣与资助，专门为国外大学学位论文而准备；同样，虽然中国大学也有部分学者、甚至博士生，曾创造条件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但一般或为短期肤浅粗放式的观光考察，或为长期交流学习式的进修访问；虽然中国前辈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林惠祥和社会学家陈达，也曾在东南亚从事过长期的实地考察，并有专门著作问世，但那毕竟是在战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就像台湾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赴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田野考察一样，毕竟与内地大学和学者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就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独特历史遭遇和中国对外国地域研究的整体水平而言，像康敏博士那样从事为期近一年的专题田野调查，从学术的原动力到财物资助，完全靠自己筹措而不用依靠海外援助，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其闯劲之足，令人刮目。正因为如此，如果说北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高丙中教授麾下的博士生团队可谓开了风气之先，一点不为过。康敏博士论文的成功实践，从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包括学术交流）近士多年来突飞猛进的飞跃发展和广阔前景。

《努尔人》一书通过对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言 人类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通过人类学的透镜，我们立刻可以看到自己与全人类的亲缘关系，以及我们自己的与众不同。第一次通过透镜窥视世界的学生经常会问：“那些人怎么会跟我们一样？”“那些人怎么会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常常惊喜地发现，人们之间惊人的相似和震撼的差异。 这本书介绍了15个社会，书中对其中每一个社会的介绍都只是浮光掠影，多有不足。我希望任何对这些社会感兴趣的同学，能进一步探究这些社会中人们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下面各个章节的目的更多是为激起学生的兴趣，而不仅仅是满足好奇。 这些挑选出来的人群都有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每个群体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模式与实践方式；都面对着世界变革所带来影响的挑战，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除此之外，他们也经常为人类学导论性课程提供了重要概念的典型例证：例如阿赞德人的巫术、阿兹特克的人牲、特罗布里恩岛的库拉（kula）交换、米南加保人的母系继嗣。因此，这本书既可以通过这15个社会的个案单独来看，作为对这些核心概念的介绍，也可以作为一些人类学教材的辅助参考，比如科塔克（Kottak）的导论教材，其中经常提及并引证的大多数社会都来自本书。 书中呈现的很多人群都身处离散（diaspora）之中；其中很多群体都竭力在新居住地保持原有的传统。当奥吉布瓦文化随着博彩业发展而繁荣起来时，部落成员开始思考，保留地上的博彩业，会对传统产生多大挑战。卡鲁里人的音乐已经成为保护雨林免遭破坏的一种积极手段。提维人的与世隔绝曾是其土著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如今，他们也不复隔绝了。他们鼓励旅游业发展，同时也继续教会年轻一代学习采集最好的“荒野食物”。海地移民和苗族难民在美国社会中对自己地位有着非常不同的预期。像巴涉利人这样的游牧民则要面对政府和环境专家的责难，因为政府认为定居的人更加“文明”一些，而环境分析家关心的则是畜牧生活与沙漠扩大化对农业土地的影响。如果只是以工业发展为目标而不重视土著文化，那么阿赞德人的重新安置与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文化多样性的探究与推进，既融入了许多大学的研究工作当中，也笼罩着被某些人当做分裂主义策略的威胁，还可能在其他时候成为一种武器。当我们日益面对一种全球性文化，面对文化差异造成的种种挑战之时，人类学肩负着让人们尊重差异，直面挑战的更艰巨的重任。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讲述了：“到民间去”，曾经是一个世纪前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发生期所酝酿出来的口号。先有具备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才有社会科学的出现。在少数人一段时间的尝试之后，一句凝结着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到民间去”成为1919年之后的知识界的运动，在中国促成书斋学问之外的社会调查之风蓬勃兴起。社会科学诸学科此前在中国主要是课堂传授的西方书本知识，“到民间去”的调查之风呼唤着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逐渐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