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志论文集 仪式、人物类型、交换与物质文化 对分类论和关系论的反思性继承 呈现的西南人文世界之面貌 ................... ※编辑推荐※ 本书以“文化复合性”的概念作为西南地区研究论文的连结，力图呈现西南地区的人文世界之面貌，从更长时段、以更广泛的 视角对西南地区进行重新审视。 ...................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一部人类学专题研究论文集，由13篇西南民族志论文构成。内容涉及“仪式”、“人物类型”、“交换与物质文化”的研究，在基于对前人的分类论和关系论的反思性继承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复合性”概念，用来概括这组研究所呈现的西南人文世界之面貌。

《民族志:步步深入》介绍了此类旅行中的一条道路，目的是让其他研究者享受他们的旅行并抵达目的地。《民族志:步步深入》如同一次旅行见闻讲座，它标示并探讨了每个民族志学者即将面临的主要界标。民族志不是闲暇一日的丛林漫游，而是在社会交往的复杂世界的探索之旅。

《美国的社会与个人:加州悠然城社会生活的民族志》内容简介：作者扎根美国加州一个普通小镇一年，聚焦家庭生活中爱的表达、家庭主妇、家庭学校、婚姻关系、代际关系和居住模式等内容，以民族志的形式表明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体现出两个重要主题：首先，家庭是独立的私人领域，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明晰的边界。其次，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内部留有个人的私人空间。家庭体现“边界”也生产“边界”。

Forty years in, the War on Drugs has done almost nothing to prevent drugs from being sold or used, but it has nonetheless created a little-known surveillance state in America’s most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Arrest quotas and high-tech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criminalize entire blocks, and transform the very associations that should stabilize young lives—family, relationships, jobs—into liabilities, as the police use such relationships to track down suspects, demand information, and threaten consequences. Alice Goffman spent six years living in one such neighborhood in Philadelphia, and her close observations and often harrowing stories reveal the pernicious effects of this pervasive policing. Goffman introduces us to an unforgettable cast of young African American men who are caught up in this web of warrants and surveillance—some of them small-time drug dealers, others just ordinary guys dealing with limited choices. All find the web of presumed criminality, built as it is on the very associations and friendships that make up a life, nearly impossible to escape. We watch as the pleasures of summer-evening stoop-sitting are shattered by the arrival of a carful of cops looking to serve a warrant; we watch—and can’t help but be shocked—as teenagers teach their younger siblings and cousins how to run from the police (and, crucially, to keep away from friends and family so they can stay hidden); and we see, over and over, the relentless toll that the presumption of criminality takes on families—and futures. While not denying the problems of the drug trade, and the violence that often accompanies it, through her gripping accounts of daily life in the forgotten neighborhoods of America's cities, Goffman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ignore the very real human costs of our failed response—the blighting of entire neighborhoods, and the needless sacrifice of whole generations.

An exceptional ethnography marked by clarity and candor, Sidewalk takes us into the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ose who, though often seen as threatening or unseemly, work day after day on “the blocks” of one of New York’s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s. Sociologist Duneier, author of Slim’s Table, offers an accessible and compelling group portrait of several poor black men who make their livelihoods on the sidewalks of Greenwich Village selling secondhand goods, panhandling, and scavenging books and magazines. Duneier spent five years with these individuals, and in Sidewalk he argues that, contrary to the opinion of various city officials, they actually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order and well-being of the Village. An important study of the heart and mind of the street, Sidewalk also features an insightful afterword by longtime book vendor Hakim Hasan. This fascinating study reveals today’s urban life in all its complexity: its vitality, its conflicts about class and race, and its surprising opportunities for empathy among strangers.

本书基于丰富的田野材料，对湖南省一个汉族村落的历史及村民生命史予以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作者认为，与梁漱溟、费孝通所说的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本位”与“差序格局”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核心家庭本位”和“工具性圈层格局”的特征。主要如：乡村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共变；乡村社会不再是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而是融入了大量陌生社会行为规则的社会（尽管村民间仍是熟人）；村民以“己”为中心，一圈圈往外“推”展其关系时，“推”的核心依据不再是“伦常”，而是工具性的有用性，以致形成了“工具性圈层格局”；财产关系理性化说明村民不再如梁漱溟所说的依据“伦理本位”而有“共财之义”；向往不劳而获的劳动观和财富观说明村民人生观已转向“向外用力”。这些论断，都将前人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针对中国乡村研究两种观点——“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当代乡村社会基础是“无公德的个人”及不管昨日和明天只顾今日的人，本书以大量的经验叙述为基础，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乡村社会传统在革命中既未完全中断、也非完全延续，革命在纵向社会结构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典型过程是“翻身”），但在横向社会结构上则延续了传统，村民并没有将“阶级认同”作为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标准。该书还论证在当代乡村社会中，虽然个人主义确实开始急剧膨胀，但绝非毫无底线地变成了“无功德的个人”状态，而是在核心家庭内部仍然基本完整地保持着情感主义至上取向，在核心家庭以外则既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也有情感主义的一面。在社会心态上，虚无的一面开始困扰村民，但村民亦尚远非陷入深度虚无、只管今日不管昨天和明天，而是也有关注历史的、意义连续的一面。

为什么印度的整体社会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为什么美国的IT公司不断裁人，同时又引进外国雇员？作者基于在印度、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长达两年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写作此书，指出其中关键在于IT产业中的“猎身”体系。它是指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体系。

如果单从书名《五华楼》的字面上来理解，很容易将本书误认为是一本关于名胜古迹的著作。然而当我们仔细读下去的时候，这部出自西方学者之手，成书于大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却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感觉。仿佛从万米以上的高空中拨开云雾往下看到的情景一般，在喜马拉雅山脉西藏高原向南延伸的地带，在连接中国与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在布满河谷和高原湖泊的滇西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白族)的家园”。于是，作者引领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六七十年前的大理，重温了一遍祖辈生活的情景。全书以十一章的文字对白族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社会结构、物产资源、生产生活习俗、经济状况、宗教信仰、对外交往、民族关系等方面作了生动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加上数百幅照片，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白族的生存发展状态，第一次以人类学家的眼光透彻地剖析了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的种种特征，澄清了古往今来在白族研究方面某些含混不清的观点，堪称是第一部关于大理白族的优秀的人文地理学术专著。

《在中国做田野调查》的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拥有着各不相同的学术背景，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与文化、经济学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自己在中国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探讨了一般的理论问题，并且对于后来者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建议。尽管《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但是，却能对处理田野工作中常见的棘手问题给以有益的帮助。

在被界定为父系父权亲属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妻管严”现象？为什么众多家庭在日常往来中与母系亲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一本人类学调查作品，作者以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已婚男性这一立场出发，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而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

客厅即工厂，ISBN：9787562448860，作者：（加）熊秉纯 著，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 译

《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内容简介：在我国，对中小学校长的工作职责和素质结构所做的研究比较多，而对这个群体真正地在做什么、怎样做和为什么这样做的研究还很少；对中小学校长的研究，思辨性的和探讨性的比较多，而真正的现场描述和行为分析的研究还几乎没有。 作为一部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对校长做民族志考察的经典，《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则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描述并分析一位校长的日常生活，有选择性地记录其行为的特定层面，并对校长——这一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进行解释。 因此，《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中文版的出版，对于我国教育及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1.《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将给我们提供一种考察中小学校长群体和个体行为的新角度。 2.作为民族志研究的经典范本，《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一项民族志研究》对我们认识和学习使用这种方法将大有裨益。

《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就是作者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实录，这些事实都是在泸沽湖周围发生的，因而名之日《泸沽湖畔的普米人》。应该说它是《泸沽湖女儿国考察记》的第三部，前边的两部是《女儿国亲历记》和《走访与伙婚》。第三部的写法分上下篇：上篇是仿效考古学的方法，把普米族的婚姻家庭分为区域类型，对三个地区的普米族的婚姻家庭进行了田野调查和研究；下篇是按社会生活专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的(三)、(四)两节，虽然不全然是普米族内容，但他们都是与普米族密不可分的西番人风俗，又为田野调查所得，也附于此，对寻找普米族巫图必有好处。

《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内容简介：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的图书，销量超出一百万册的屈指可数，此书即为其中一种。自1987年间世以来，《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一直广为众多关注城市贫民遭遇的学者、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大众所阅读，并对几代政策制定者、社会活动家、咖啡馆哲学家们的思想影响深远。藉此书，很多人了解到美国都市中经济上被边缘化的黑人的困窘境地。有的人甚至在他们还从未听说过(或听说过但已忘记)作者名或书名时，已听说过此书中讲述的故事。 正是因为《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的经典性及其在研究方法上的规范性，我们也将此书作为质性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展示给大家。

此书是西方近年来第一本国际纳西学界研究纳西族 （包括摩梭人、即纳人）的文化人类学专集，在欧美民族学界颇有影响,曾受到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西方近年来最有分量的纳西学著作之一。书中收入由美、英、德、法、瑞士、中国12位学者撰写的13篇有关纳西、摩梭人的民族志文章，全书分为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3个部分。全书以民族志文章为选编重点，有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和不少珍贵的图片资料。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由安东尼·西格尔编著。 《苏亚人为什么歌唱：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如下： 苏亚人的“歌唱”并不是我们概念中的歌唱，因为在苏亚人语言中没有相等于我们的音乐和歌唱这样的词汇。所以苏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歌唱或从事音乐活动。那么，在我们听来他们的确是在歌唱的“歌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也就是说，这种“歌唱”对他们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苏亚人的“歌唱”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内在的，另一是外部的。内在的意义体现在“歌唱”对血缘、家庭的维系，对生产、生活、生存的作用，对视觉形象的表达，对宗教膜拜的渲染。在这个意义上，“歌唱”不是音乐活动而是语言传达，“歌唱”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对音程、音阶、音值、音节、音色、音响的规范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歌唱”，因为这是苏亚人的生命和生活。苏亚人“歌唱”的外部意义是象征性的，是一种部落的符号，是我与你的对比，是自我存在的化身，是历史传承中牌坊式的东西，也类似于战争中号角式的作用，是一种社会化、政治化的意义。从现象上说，这种“内在”和“外部”的意义是功能性的，但是，本质上它们是观念的产物。

《纳文》作者格雷戈里·贝特森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日益强调民族志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当代人类学领域，1936年首次出版的《纳文》的先驱意义在几十年后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来。

本书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经典之作，自1959年初版以来，已经十余数重版，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出版。作者弗雷德里克.巴特是社会人类学的前辈，他50年代在斯瓦特（现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这一相对独立、闭塞的地区作了周详的实地调查，书中描述了该地区各社会群体的关系，包括血缘的、政治的、宗教的关系及其政治互动过程的基本政治结构。更重要的是，作者建立起一个用于分析复杂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理论模型，提供了一套人类学研究方法，即从微观层次的观察来发现其与宏观层次间的联系，并研究宏观层次的理论问题。

    福建义序乡是一个典型的宗族村落，近万人中有98.4%的人中为黄氏族人，宗族制度发育得非常充分。该书是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考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全书建立在深入全面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描述准确细致；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学派的影响，一方面又大量引证中国的典籍，而且结合得较为平顺，显示了老一代学者深厚的功

这是一本描述客家人在海外的家庭和企业发展状况的书，作者欧爱玲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在印度加尔各答这个已颇具规模的华人社会的家园，客家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本书从人类学的视角，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加尔各答客家人为主体，聚焦于家庭、企业和种族角色，对客家华人在当地制革业中的优势地位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纵向分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代华人制革商的家庭和企业结构，并考察了加尔各答客家人向多伦多等世界其它地方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