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夏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世。 本书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联合摄制。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百多年间，北大清华历经风雨，他们在国耻中诞生，在民族危亡的抗战中浴血成长，在新时代的召唤中肩负起新中国事业的梦想。在中国的大学里，还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北大清华基因？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北大清华？

本书是陈平原教授对年对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体制的思考，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对大学教育的关注和思考，对当前的大学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认识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 这里献给读者的主要是值得中国知识阶层好好读读的20世纪的文献，有的篇章则是2l世纪的记录。全书以“苦难记忆”开篇，然后分九个单元分别阐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极端年代”、“革命年代”……人们用各种词语描绘20世纪。决定20世纪世界面貌的是几件大事：上半叶在1929年至30年代初达到巅峰的历次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下半叶科学、技术神奇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持续的发展；贯穿其中的则是苏联的崛起和瓦解。 这些事件深深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中国人来说，如何认识这些历史事件，至今仍是尚待彻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19世纪大清帝国的沉沦，还是20世纪中国走过的如此迂回曲折的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反映。百年回眸，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现代社会。 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不幸。它是黑白参半的怪物。与高楼大厦一道映入眼帘的是贫民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是杀人艺术的精进；富强的西方与贫弱的被奴役的东方孪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噬下1000万无辜冤魂，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以5000万刷新了杀人记录，其中2500万是中国人，还有几百万犹太人。人们激愤地诅咒：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道义的愤慨，国破民困的积怨，归结为一句话：冲破旧世界的牢笼! 面对作为典范的西方社会经济如此不平等的现实，应该让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子一役”！这是孙中山在世纪初提出的救世方案。可是，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国民党交出的成绩单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加上政治上特务横行、恣意剥夺公民自由的专制统治。 另一批中国人冀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大智慧，用以自救和救人。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和后期的梁启超、章土钊都曾为此大声疾呼。可是，除了牵强的比附和一厢情愿的设计，中国自身传统中缺少的正是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及其保障机制——法治、民主和宪政。 人们曾把苏联的崛起看作新世界的曙光，但密封的大墙一旦裂开，人们清晰看到的是：无法让本国人民吃饱肚子的农业集体化，是以饿死500万人为代价的；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几个五年计划实现的工业化不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视人如草芥的古拉格群岛! 经过明末清初以降400年中西文化的冲撞，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不少中国人终于大彻大悟：承认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与国际接轨”逐渐成了流行用语，并在一些领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核心是公民的个人权利即个人自由；各种制度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运作的。这是现代社会的底线，也是检验一切思想观点正误的试金石。早在19世纪90年代，面对甲午战争失败的严峻局面，严复破门而出作狮子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西国家盛衰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

本书全面阐述了科学与学术的本性、精神、人的存在，理性、研究、教育与传授、交流、大学作为一种制度等内容。

《大学的理想》(TheIdeaofaUniversity)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较早系统、综合、全面地论述大学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名著。作者约翰•；亨利•；纽曼(JohnHenryNeman，1801-1890)是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1851年，纽曼应邀出任新创办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1852年，他在都柏林为宣传这所新办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后经修改，再加上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有关大学教育的演讲，合成《大学的理想》一书。本译本根据梅•；亚德利编的节本译出，该节本选录了原著中的几篇演讲及其他一些演讲中的精彩章节。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在他写作《大学的理想》时，构成自由教育的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开始发生变革：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宣布人人都应有政治自由；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人人都能从业，且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宗教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渐上升，科学知识精英开始取代传统的宗教知识精英成为社会的主导。为了顺应这些变化，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把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但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固守传统，注重理性培养和性格养成，排斥科学教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英国大学采取了一条迂回的发展道路，在传统的大学之外建立专门实施科学教育的新大学和学院，出现了所谓的“新大学运动”。这些新大学效仿苏格兰的大学模式，以市场为驱动，具有收费低、入学要求低、不要求学生住校、排斥宗教教育、不注重知识的整体性等特征。这些新大学的产生危及了英国高等教育几百年来形成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传统的英式大学理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斯宾塞和赫奇黎以及爱丁堡评论派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倡导者，不断抨击牛津和剑桥的保守和封闭，要求这两所大学进行改革，废止宗教考试，把自然科学成果吸收到大学教育的内容之中，设置自然科学的课程，并建立科学实验室。英国传统的大学理想已发发可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纽曼以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全面、综合地对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纽曼把整个论述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他对大学的性质所作的解释，以及他对所有的知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认识基础之上。他从词源学的角度认为，“大学(university)是传授普遍(universal)知识的地方”。他主张大学应平等、完整地传授各种知识。据此，他认为大学的目的是两方面的。首先，大学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训练，发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学教育重在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综合这两方面，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智能力。既然大学应以传授知识、培养理性为己任，那么传授什么知识，如何培养理性便是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提供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通意义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识(不能把神学排除在大学教授的知识之外)，而不是狭隘的专业知识。他所说的知识既包括具体的科学真理，也包括经过抽象、被科学化了的哲学知识。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心智状态和条件”。因此，追求知识必然是一种精神追求，而精神追求的最大目的也在于精神本身。所以，他主张，“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大学只有把哲学知识包括在其传授的知识范畴之内，并且为知识而知识，才能更适于理智培养。在对大学的功能定位上，他明确提出科学研究与教学相分离。既然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大学就应为传授知识而设，为学生而设，以教学为其惟一功能。对教学功能的强调，实际上意味着纽曼对牛津、剑桥等老牌大学的学院制的看重，只是他的谈论重点在知识，因而几乎看不到他对学院制的论述。总之，在他眼里，大学的存在既不是为了使人变得有学问(非研究性)，也不是为了工作作准备(非专业性)，也无法使人变得崇高神圣(非道德性)，而是为获取知识作准备(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纽曼在第二至第四篇演讲中表明了上述立场。他实际上是在驳斥为中产阶级建立只提供专业教育的世俗大学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依据所有知识构成一个整体，以及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两点，认为大学若不把神学包括在内，不传授普遍知识，那就不能称其为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纽曼所说的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自由教育的具体体现，是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等于一身的绅士。为知识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是进行这一教育的重要途径。他反对在大学里进行狭隘的专业教育，用他的话来说，”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换言之，一个人如果掌握的知识越具有特殊性和经验性，那么他就越没有知识，教育就越不是自由的。他运用“好”与“实用”两者的关系，来论证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实用的并不总是好的，但好的却必定是实用的。”由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理智培养，而“理智培养本身是好事，并且是其自身的目的”，因而也是一种实用的教育。尽管“实用”与“好”分属于工具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概念，但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并不矛盾，因为自由教育培养的人有能力马上从事相关的科学和专业工作。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虽不以追求功利和实用为目的，但并不否认其功利性和实用性，是对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有力反驳。纽曼在第五至第八篇中主要讨论了自由教育的性质及其功利、实用的一面。为了实现这种自由教育，除了必须坚持为知识而知识的原则外，他主张学生应真实主动地进入知识领域，拥抱它，掌握它。维必须行动起来，半道迎接迎面而来的事实，……你不是仅仅来听讲座或读书的，你是为了问答教学而来的。这种教学存在于你与教师之间的对话中。他的理想大学中的学生，不仅要主动、积极、开放、交互式地进行学习，还要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去掌握知识。他主张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分析、分类、对照、协调、匹配、整合等手段，使新知识真正内化为学生整个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真正实现学生的才智增长。由于学生不可能攻读每一门向他开放的学科，为了实现大学应提供普遍的与完整的知识的教学目标，他主张使大学成为教育场所而不是教学场所，也即让学生生活在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人之间，强调学生在一种洋溢着普遍知识的益智团体氛围中进行自我教育。纽曼曾在牛津生活了二十余年。牛津的精髓一一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一一构成了他的大学理想的重要内容．此外，他的宗教生涯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大学理想。纽曼曾是英国国教徒，后于1845年版依罗马天主教．他对当时新兴的大学和学院把神学排斥在外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在前言中指出，大学相对于教会是独立的。但如果离开了教会的帮助大学就不能充分地完成其目的，因为教会对实现大学的完整性是必要的，神学作为宗教真理应是这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宗教的介入非但不会改变大学的特征，反倒会使大学在履行其智育职贵的过程中表现得更稳健。在第九篇演讲中，纽曼讨论了宗教对大学的责任，认为大学为实现其目的就应接受宗教的道德影响，他还讨论了应如何恰当地施加这些影响。这里，纽曼虽然过分强调了宗教在大学教育中的作用以及神学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作用，但也可以看出他的大学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当他意识到教皇任命他为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只不过是让他把大学变成一座受到精心保护的天主教温室时，他毅然辞去了校长职务。纽曼充满激情、合乎逻辑的雄辩没有挽救英式传统大学理想的命运。一方面，纽曼的大学理想本身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在大学职能方面，他主张把科学研究排斥在大学之外，没有看到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积极一面，从而未能像洪堡那样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作出较为全面和积极的评价。在大学如何处理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问题上，纽曼完全站在自由教育的立场上，而没有结合专业教育本身进行综合考虑，忽视了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未能对科学革命作出积极的反应；即使就自由教育本身而言，他也十分看重古典学科，特别是文学(本节本的最后一章即是关于文学的)的学习，把自由教育严格地限制在理智培养上，而把美德的培养排斥在外(在他看来，良知与美德只能来自宗教)．在对大学的制约因素方面，他夸大了教会的影响，忽视政府的作用及与社会的联系。在方法论，纽曼的许多教育思想以假设为起点，他对大学一词的可能的词源学解释构成了他立论的基础，对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的论述建立在理智培养本身是好的这一假设基础上，直接影响了其思想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纽曼写作《大学的理想》的时候，高等教育的世俗化与专业化已是大势所趋；加之，新的大学理想已在德国形成，且被广为效法，对此，纽曼并不是不知道。他的大学理想只能在传统、现实与希望这三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长篇小说《香港大学生》被誉为是一部香港的《儒林外史》，９０年代的“新《围城》”，其嬉笑怒骂的讽世本领，与１８世纪的吴敬梓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钱钟书相较，几无逊色。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等八位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行者、奠基人。他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又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们曾在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大学担任校长，为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学术传统和现代教育制度被中断了。学统的中断和制度的断裂，让后人走了很多弯路。因此，他们的教育理念、办学实践和人格风范，是中国教育复兴的精神资源；他们的复杂经历和坎坷命运，可以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