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站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引证大量史料，从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方面对中国史学传统做了全面回顾，阐述了作者眼中的中国史学精义所在和基本特征。同时也对如何看待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那些盲目疑古的人提出了批评。全书叙论结合，观点鲜明，充分体现了柳先生“宏通博雅”、“文理密察”的学术研究特点。

本书论述了“史”之方方面面，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大篇。始终条理，抉史学之精微，文理密察，堪称对传统史学进行全面总结的代表作。 　　言中国历史记述及史学源于礼，礼是数千年全史之核心（史原）；述史官的职权及社会责任（史权）；叙国史所持之正统论，及在此问题上古今史家的不同观点（史统）；论纪传体史书纪、表、志、传之间在记述史事上的相互补充、相互衬托的关联作用（史联）；讲史家的修养心术问题，不仅修史时要持“敬恕”之态度，修养道德亦是史家为人之本（史德）；言撰史者与读史者都要具备史识，今人要先积累前哲之识，后谋创新（史识）；日史之义在天，在善善恶恶，在天下为公、不私一姓，此贯彻于今古史学（史义）；从中国古代史书的丰富凡例出发，论史书撰写遵循的范围、取舍、体裁、书法等义例问题（史例）；言史学的作用——增长知识、知类通达、垂训鉴戒（史术）；谈中国古代的教育与教化的历史经验，赞经史之学极大的教化作用（史化）。

《中国文化史(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中国人种之起原，盖不可考。其故有二：（一）无文字之证。研究历史，自来皆依据文字。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仅能及于商周之时世所传夏代文字，多不可信……（二）无器物之证。仅据文字以考史事，不过能识有史以后之事……欲推测人种之起原，必须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器物以为证……盖占器湮沉，仅从浮土中略得数事，不足据以考史也。

《中国文化史(套装共2册)》内容简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呈现出了与前此大不同的局面。西学的渐次输入，兼之晚清以来学术自新的吁求，相激相荡，中国学术风气遂为之一开。不仅内容体系较前宏阔，其立意思理亦更有卓远处。我社“蓬莱阁”丛书的出版虽已着眼于此且颇受读者关注，但因丛书体例所限，一些学术含量较高的著作却由于篇幅浩大而只能割爱。为弥补此憾，我们精择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且至今仍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巨著单独出版。

《中国文化史(上下册)》可说传授最广，解放前各种中国文化史无不滥觞于此。全书引用资料自六经、诸子、二十五史、历代各家著述、国外汉学家论著，以至近代报纸杂志、统计报道，无不详为选辑，共得六百余种之多。阐述中国文化政教源流，以增强我民族自尊心，抉择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勖勉青年学习继承和发扬我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是先生写这一部文化史的根本宗旨。

《国史要义》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国史要义》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因此，将《国史要义》视之为用本土文化演绎的“历史哲学”著作，恐怕不算离谱一至少柳诒徵自己是这样看待的。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柳诒徵先生的代表作首推这本《中国文化史》。本书创稿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可谓中国文化史的地位，更确立了文化史写作的基本框架。本书资料详赡，含括极广，举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皆广搜列举，力求使读者明了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

《劬堂学记》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