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故事来说，什么更重要：吸引人的情节，还是鲜明的人物？ 文学导向的小说家强调以人物为基础，商业导向的小说家则强调以情节为基础。其实，最好的小说在这两方面都很强。 《情节与人物》是一本案头指导书，帮你在创作时将这些关键的要素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本书，你将学会： •创造富有层次感的人物，他们有个性特征、自然特点以及身份背景； •开发人物的情感经历，与充满激情的事件联系起来； •挖掘人物背后的故事，加快情节的推进； •将情节与人物无缝衔接起来，创作出吸引读者不停翻页阅读的作品。 通过大量有益的例子和亲切的指导，《情节与人物》剥开伟大小说创作的迷雾，教你掌握让人物充满生命力、让情节动力十足的有用工具。

《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讲述了当代文学六十年的风流云变。现代中文文学到了一九四九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和分流。中国大陆出现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文人身份与干部体制、作家协会与国家机器关系复杂，此消彼长。从“十七年”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矛盾主线。台湾在日据五十年后建设了“国语的文学”，由“反共文学”到乡土文学、现代主义，再到“世纪末的华丽”，不少佳作树立了当代中文文学的标准。而香港文学从“左右战场”到“本土性”自觉，再到“九七”“后殖民”书写，同样自成一派风景。转眼六十年过去，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当代中文文学这段“三江分流”的得失与成就，此其时也。

《理论入门》自出版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初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学生而言，该书是入门的不二之选。 各种方法、各方大家、各类技术术语，错综复杂，令人目不暇接，而这一切在《理论入门》中被解说地清楚明白，深入浅出。许多理论类书籍对于所介绍的理论和理论家都有预设立场，与此不同的是，《理论入门》仅仅提供基础的原理，而让读者自己发展观点。 此次修订版包含了当今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潮流，并新增了两个全新的章节。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到自由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同性恋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批评、文体学、叙事学和生态批评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辑录著名作家、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先生读书笔记30余篇。 作者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视角描绘了一幅展开的“文学地图”，笔涉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废名、川端康成、安徒生、卡夫卡、毛姆、契诃夫、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尤金•奥尼尔等作家、作品及相关话题，尤其注重“微言大义，洞察玄机”：于细微处见宏远，于简约处见繁复，于冷静处见激情，于平实处见智慧。 本书既是一份私人的读书备忘录，也是一份独特的文学辩护词。热爱、关切和担心阅读和文学的读者，亦可在这里发现十分有力的证词。

译事中的文化意蕴是本书最饶有兴味的话题。作者身兼译者与学者，对翻译与文化的思考深及义理、妙趣天成。本书从翻译的理念出发，通过一些现实的问题阐发中西文化的内核，颇具启发，对文坛、学界和社会万象也有独到的评论。书中文章是作者在教书、著书、译书之余，为台北《联合报》副刊等所写专栏的精选。

本书的范围涉及近年有关(文学中的以及非文学中的)各种叙事理论的方方面面,显示这些理论如何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不仅是虚构作品,而且是诸如传记与历史写作这样的非虚构作品的理解。华莱士·马丁通过对同样几部作品的反复分析比较和评价这些理论。这些例子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小说《幸福》、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夫妇的短促幸福生活》和《哈克贝历·芬历险记》以及基于传统民间故主题“失而复得的情人的礼物”的一系列故事。 马丁首先描述了1960年以前英美文学批评中有影响的小说理论,然后综览了其后一代的理论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叙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和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本书的主要章节刻画了从对情节的结构分析到对叙事话语、读者反应以及解释问题的详尽研究这一转变。马丁在其与传统文学批评和其他可能的阅读方法这一更大语境的联系之中审视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及符号学的理论。本书结束于对下述问题的考虑:叙事本身如何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突破被用于分析它们的理论以及批评家们与哲学家们在试图定义“叙述”和“虚构”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依据主题划分的一组书目为近年对叙事理论的研究著作提供了一个有选择的指导。《当代叙事学》将会受到研究小说、虚构作品和批评理论的学者的欢迎。

吴兴华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学者和翻译家。说他非常有才华，既是一种称赞，又是一种惋惜──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的话，我们本可以赞他非常有成就或者著作等身之类的。 吴兴华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当时被认为有希望成为钱钟书式的学贯中西的大家。虽然他最终没能成为“钱钟书第二”，但从这本《吴兴华诗文集》来看，他的学术水平和文字能力未必比钱钟书低多少。尤其是他清丽的文笔，似乎比钱钟书那种扬才露己、广征博引的风格更耐人寻味。《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一文，显示出吴兴华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不俗的文艺见识。只可惜，他留下的这类佳作实在是太少了。 《吴兴华诗文集》编辑整理颇不完善，比如吴兴华从德文翻译的里尔克诗多首没有入集，而唐逸先生《荣木谭》里的一篇《追思吴兴华先生》也没有收进《吴兴华诗文集》的附录，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所幸的是，装帧印制颇精美，读起来很舒服。

《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通过这三个部分，作者试图重新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出鲁迅内在的深刻悖论与矛盾。作者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intellectualized）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内心的鬼）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structuresofmeaning），这种意义结构是决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书名中所使用的“铁屋”隐喻，是一个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那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 这种充满矛盾与悖论的鲁迅形象，建立于作者细腻入微的文本分析。作者把鲁迅作品置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之中来审视其作为艺术家的独创性，说明在前人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创新的努力，才是鲁迅的“现代”和“伟大”之处，也才是鲁迅的现代性之所在。李欧梵认为鲁迅的文学创新及其深刻的“现代性”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不可分割，甚至对西方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借鉴也由此而触发。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其说体现于象征、反讽、叙事等形式层面，不如说体现于这些形式层面所表达的主观的内心的精神活动。因此，李欧梵对鲁迅作品的文本分析、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的探寻其实是融为一体的。即以《野草》而论，以往论者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其中的抑郁情绪，而李欧梵却认为《野草》是一次形式试验与心理剖析的完美结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对《野草》各篇相类形象的细读，李欧梵寻绎出文本背后的意蕴，以求重建作者叙述的寓意：诗人的内心自我正处于矛盾绝望之中，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但他又意识到，在其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没有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亡与坟。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因此，诗人的痛苦的情绪，可视为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的不断的挣扎。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就在这最虚无的时刻，他决定依靠着从身内看向身外，依靠着确定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而走出这绝境。 显然，这种在绝望中抗争中的形象，也就是鲁迅在小说散文中一直着力描写的那个清醒的孤独者的形象，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自我形象与精神的写照。这个清醒者面对庸众，进行着无望的斗争，这种精神发展的最终点就是厌世或者说死亡，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绝望的境地中，与生存的无意义进行着殊死的抗战，这是一个多么具有悲剧性的情境。对于孤独者来说，空虚与充实、沉默与言说、生长与腐朽、生与死、明与暗、过去与未来、希望与失望，永远处于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和对照的永恒链环中：腐朽促进了生长，但生长又造成腐朽；死肯定了生，但生也走向了死；充实让位于空虚，但空虚也会变成充实。这种不可能逻辑地解决的悖论正隐喻了鲁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的心理的绝境。李欧梵所揭示的鲁迅的矛盾与悖论，已越来越为后来汪晖、钱理群等人的鲁迅研究所印证，这一切都是由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所决定的。中间物意识体现出鲁迅一种深刻的内省精神或自我意识，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既反传统又处在传统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属于光明的悲剧命运的洞察，标志着鲁迅对自己的孤独、寂寞、绝望、反抗、悲剧感等心理状态和现实际遇所达到的充分自觉。中间物意识更是一种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就是鲁迅所说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人把自身投入了必然的历史进程，既然是“必然”或无可选择，那么即使是“绝望”也无碍于人坦然地走向未来（汪晖语）。《铁屋中的呐喊》及其后来者所重塑的鲁迅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复杂而深刻的鲁迅，怀疑、否定、探索、创造、自我牺牲、矛盾痛苦，这一切才共同构成了鲁迅基本的历史文化品格和实践性品格的精神现象。

本书主要讨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书写语言与文章体式的复杂演变。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作者认为，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白话替代文言的问题，很多现代书写因素是首先在文言内部实现的，而且不止是在文学文本，也在学术文本中完成这一过程。

本书是由作者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一课所用的讲义稿整理而成的。 在书中，作者提示了史料与研究之间的种种关系，叙述平实，不卖关子。分别讲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范围、类型、成型的与不成型的现代文学史料及掌故之学，并针对搜集史料的所应具有的意识和应掌握的方法作了细致的梳理；在阐述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观中，尤其强调开放兼容的史料研究态度；而对史料研究与使用的具体指导，则体现在作者就扩展史料的先行规则、基本方向，以及应用史料的规范所作的系统阐述之上。 作者提出，不论研究对象有什么变化，养成史料先行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作者努力把自己研究的感想和基本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给出具体的史料类型和可能存在的寻找方法，又力图诱导出可能存在的史料方向和学术灵感，后一点尤其重要。

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中唯一的描摹世情之作，《金瓶梅》因其记录下层社会生活情态，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及独特现代性，而在近三十年蔚为显学。但《金瓶梅》最让人诟病的性描写或曰性关系，人们都不敢触及或者羞羞答答点到为止。马克思曾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在当今社会昌明的宽松学术环境下做此研究正逢其时。作者立足于把《金瓶梅》看作一部“晚明时代的百科全书”的研究视角，围绕书中“爱与性”这一主题，既不脱离文本，也不搞繁琐考证；既非文学批评，也不是人物分析；做了一些颇有生趣和意味的社会学、民俗学的讨论，力图以性关系作为观照点，把人物和情节背后的东西告诉读者，延展读者的视线，使读者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作者文笔简炼生动，运用史料游刃有余，对于晚明世俗生活的钩沉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罪与文学》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触及中国文学根本的文学批评力作，相信它将给整个中国文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发现和直面这样一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缺乏“忏悔意识”，即灵魂论辩的维度；而且以“忏悔意识”这个特殊的视角进入，深入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思想深度；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旧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新传统。

《浦安迪自选集》是作者的自选文集，收录了其有关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等的研究文章24篇，展现了其一以贯之的中西比较的理论维度和阔大的视野，比较全面地反映他多面的研究领域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通全的理解。

本书作者通过对莎士比亚主要的八个历史剧整体系列的综合阐释，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对待这些历史主题所保持的精思熟虑以及他大多数历史剧的精致架构，让人们更加相信莎士比亚是受过教育的，在广阔的智慧和思考的力量上是可以媲美但丁和弥尔顿的诗人；他提升了编年史剧的水平，将编年史剧变成一种独立的真正的戏剧类型，而不只是悲剧的附属品。并且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的历史剧中始终对秩序原则有着稳固的意识，并因为这种意识而与同时代那些更具哲学思维的作家们更为接近。 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史诗的方式表现了他头脑中的中世纪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其中心主题则是被置于庄严而高度道德化语境中的英格兰或国家主题。 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

对留日时代“初期鲁迅”的阐释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作为“伊藤鲁迅”的本体论，具有一个出色的学术模型所具有的优点。作者对“竹内鲁迅”框架的继承与突破，把鲁迅放在明治三十年代背景下的问题提起，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微宏兼备的阐释，对《狂人日记》的处理，均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道人之所未道，体现着学术的继承性、独创性、开放性和可能性——在作者看来，“鲁迅研究”非但不是一个过去的课题，而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未来性的课题。

简介： 经典的问题已经在学术圈里讨论了近二十年。本书包含了关于这个重要主题的两次讲座。这两次讲座是由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默德于2001年11月在伯克利大学坦纳讲座上所做的。讲座之后是杰弗里·哈特曼（耶鲁大学），约翰·基洛利（纽约大学）和凯里·佩罗夫（美国戏剧学院）三位小组讨论成员的回应，最后以克默德对评论者的回应作结。结果显示，讨论是令人鼓舞的，影响是广泛的。本次讨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恳切、最为持久的文化辩论之一。 导读： 克默德的机智妙语和旁征博引令人印象深刻、心满意足……它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和文学文化，据我所知，比其他任何著述更细微，更敏锐。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关于经典的讨论常会变成一场令人不快的学术混战，而本书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起点……（克默德的）详尽辩护旨在提醒为何文学和批评是生活的必备才能。 ——《书业观察论坛》

“五四”运动之后，革命逐渐走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从而引发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要议题的讨论，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以及政治与性别认同之间不断移动的边界等问题。“革命加恋爱”的主题是对动荡和剧变社会的文学反映，最早呈现在1920年代末。在对这个流行却比较不受人重视的文学公式的研究中，本书作者所讨论的革命与恋爱的主题重述是变化着的文化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产生了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文学实践，而这一实践又是由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 《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将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写作公式“革命加恋爱”作为文学政治的一个案例来研究。它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喜爱，直到1970年代还影响着主流的中国文学。通过对这一主题进行历史性的梳理，作者揭示了革命话语的变化是如何促成了文学对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难以预料的再现，而女人的身体又是如何凸现了政治表现与性别角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革命加恋爱”这个题目看来平常，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云变幻，前卫作者或热衷民族改造 ，或追求主体解放，总结起来，正不脱“革命”、“恋爱”两大目标。以后五十年中国所经历的种种激情狂热，基本源出于此。时移事往，刘剑梅成长的岁月却是个告别革命、放逐诸神的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在美国，她重新检视“革命加恋爱”的谱系，反思其中所透露的中国现代特征；写的虽然是文学，但一股与历史对话的冲动，跃然纸上。 ——哈佛大学东亚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王德威 一部扎实、迷人的专著……将会引发个体能动性、女性身体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历史的讨论。 ——美国《中国研究》（China Journa） 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1991）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还没作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是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陈建华

本书前五章主要探讨误解、或强有力的“误读”理沦与技巧。后六章集中在读解的例子上：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惠特曼、狄金森、斯蒂文斯、沃沦、爱蒙斯、阿西伯雷等的诗歌。在前一部分，为了寻求误读的图示，我作了一次追溯文学起源的远航。从诗歌起源和诗的最近几个阶段之间密切的联结起始，这次航行首先回到文学传统如何形成的过程，接着回到“原始的教导场景”过程的种种根由，最后回到对延迟的沉思。这一沉思集中在影响之上，作为对阅读／误读行为六重防御比喻的影响。接下来，比喻、防御、形象和修正率的关系，将在讨论误解的一章里得到阐发，误解图示也是本书的目标。再下来是对勃朗宁一首诗《查尔德·罗兰走向幽秘高塔》的全方位阅读，以阐明这一误读图示的用法。在本书最后部分，以这个图示作为我们的向导，考察了从弥尔顿一直到当今许多影响的变体。 本书最后部分，从分析弥尔顿的引喻开始，分别讨论代喻（rnetalepsis）和转代比喻（transumption）、依撒格·卢利亚称之为“gilgul”的最终修改率的古典对应词，以及一位先辈因其后代的行为而获得再生，后人从他支离破碎的丑陋外壳中拣起一息尚存的火星，重又点燃起来。紧接着的一章论述从华兹华斯到丁尼生等弥尔顿的后裔。此后，本书的其余部分论述美国诗人，首先论述的是他们的先驱和诗学理论家爱默生，他与后起的美国诗人们的关系，同弥尔顿与他之后的英国诗人们的关系正相类似。

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是刘永济先生1928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讲义，因编至隋代而罢手，固用此名。然卷首叙论乃当初编写时为全书而设，并非专指十四朝。凡行文中遇有疑难或需解释之处，皆以小字详加注明，征引赅博。是一部体例、结构和见地均有特色的中国上中古文学史专著。

《法国文学史》共三卷，体系严整，立论合理，史料丰富，论叙明晓，文笔清晰、是国内较为优秀的多卷本文学史专著，曾于一九九三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此次再版，柳鸣九先生进行了重要修订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