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美学理论的代表作品。其思想是以“活的生物”为基础建立一元论的美学体系，力图恢复艺术与非艺术间的连续性，以及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间的连续性，最终要建立一种美的艺术与实用技术与艺术间的连续性。作者认为，艺术的材料应从不管什么样的、所有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接受。总而言之，要建立一种回到日常生活的艺术理论。

收入本书的少数论文是专门性的，以致表面看来并不是关于“人的问题”的。但也是给了它们一地位，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自我批评工作、清除工作的某些方面，如作者在序文中所说的，哲学如果要在当前条件下完成当属于它的任务，是需要做这种自我批评或清除工作的。 作者论述了教育与民主观念，思想的挑战，人性、科学与学术的关系，价值观与人的思维，还评论了詹姆斯、怀特海等哲学家。

《确定性的寻求》是由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作者杜威为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实用主义教育的创始人。《我们怎样思维》和《经验与教育》是杜威的两部代表作。它们围绕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教育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深刻反映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了解和研究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挑战了以往有关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思考。根据两位作者的看法，不能假设未来那个现代化了的中国从本质上也将是西方的；同样，不能假设惟有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转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才有增进人权和自由的希望。 本书认为，有可能逐渐主导21世纪全球文化的中国，将不会是一个属于日渐粗俗之个体的社会，也不会是西文企业家已经开始在梦想的网景或麦当劳的主题公园。相对于目前大多数西言人的怀疑而言，中国人有可能维持远为丰富的传统特征，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自己的条件进入现代世界。

《经验与自然》是杜威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实用主义流派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詹姆士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而而本书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在书中，杜威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把它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种观点反对把人与经验同自然截然分开，主张确立“经验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由此建立一个“统一的经验整体”。

杜威从1903年后开始转向实用主义，在此后的整整半个世纪时期内，正是美国工业化运动蓬蓬勃勃进行的时期。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一书，从科学方法论的历史、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真理与人生价值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寻找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寻找他的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并提出哲学改造的任务。他力图把他的哲学同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活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哲学成为实用的哲学，这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追求实际利益的需要。 　　他正是在实用主义的经验论立场上，试图把哲学改造为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相一致的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并把它应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从而把社会历史观变成为应付各种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行为方法。 　　1919年，正当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杜威曾应胡适等人的邀请到我国讲学，他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在北京、上海、山东、山西等地作过多次讲演，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书精选了杜威论教育的11篇文章，反映了“现代教育集大成者”的教育理念。

本书从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方面详尽地再现了约翰·杜威的生活和思想，这一角度此前从未被全面考察过。洛克菲勒表明杜威思想的展开与其生活实践和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强调了信仰与道德观在杜威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本书还关注杜威激进的民主重建观念以及他对美国的民主精神传统的贡献。

“艺术的材料应从不管什么样的所有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他提出了一个乌苏邦：使艺术从文明的美容院变成文明本身。他满怀信心地相信艺术会繁盛，认为“艺术的繁盛是文化性质的是后尺度”，艺术将与道德结合，而家与想像力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内容都表明，假如杜威没有写出这本美学著作，他的全部思想体系将是不完整的。当他写出这本书以后，他的全部理论努力所达到的目标，他从改造哲学，改造教育，直到改造社会和人的全部思路，就清晰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本书是作者美学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被现代诸多学者视为20世纪的美学经典著作。书中主要阐述了作为艺术的经验与普通经验的来源――“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此美学思想较前人有新的创建，在今日也有深刻的影响。

本书收杜威六部著作：《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教育中的兴趣与努力》和《明日之学校》。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全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把民主的思想引入教育，就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方法、教材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作为一种以自由为命名基础的“主义”，自由主义的首要关怀自然是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然而，对于如何维护个人自由，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大致说来，以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贡斯当、托克维尔、威廉·洪堡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持“消极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维护个人自由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少外界障碍，特别是减少国家或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个人的各种自由权利；19世纪末以来，以格林、霍布豪斯、杜威、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wJberalism)则持“积极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意味着自主和自立，个人自由的维护不仅在于消极地摆脱限制，更在于获得自由地去做某种事情的能力，而国家必须担负起增进个人能力之职责，尤其是要干预经济活动，构建福利社会，以使个人有更好地行使自由的能力；“二战”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基本立场与古典自由主义并无原则上的差异，它所代表的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