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天道与人文》讲述了：许多文史工作者在选用素材时，都有“六经注我”或堆砌编排的特点，其最终分析可能失之偏颇。竺可桢选用材料十分讲究，对历史的分析基本上做到了唯材料是举。《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气候变迁的分期，既不是根据温度变迁的周期，也不是根据历史朝代的不同，更不是根据纪年方式的变更。而纯粹是“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把气候时期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仪器观测时期”，这种分期方式与气候变迁本身并无关系，表面上看来极不合自然逻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是最方便实用且能最接近客观真实的一种方式，典型地体现了他所反复提倡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教育家。本书选编了竺可桢各方面的文章，分随笔、教育文选、专业论文、政论、日记摘抄五部分，共二十多万字。这些文章反映了竺可桢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渊博的知识、求是的精神、严密的逻辑，文笔流畅、说服力强。序言和附录介绍了竺可桢伟大的人格、卓越的科学研究和成功的教育实践，对我们了解竺可桢先生很有帮助。

《天道与人文》作者竺可桢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一位卓越的大学教育家，《天道与人文》所收文章，主要依据《竺可桢文集》，部分依据《竺可桢文录》《竺可桢科普创作选集》《物候学》《看风云舒卷》等书，多数是竺可桢长篇大论中与文史知识相关的精彩节选。

在复旦读书时，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是同班，尤为难得的竟是同桌。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与陈寅恪的首次晤面，由于竺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1962年陈寅恪与竺可桢探讨天象“五星连珠”与时局女主崛起之关联，可以说是找到了华山论剑的真正高手。1966年3月20日，这两位当年同桌共读的双子星座最后一次相晤，一位病卧在榻，一位行色匆匆，自此一别，“文革”如山洪暴发般汹涌逼来，此生再无相见聚首之日矣。 著名文史学者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的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的种种交往，及双方对同时代人的评论、对时局的解析。期间 的许多故事均为前人所未注意。全书图文并茂，观点故事甚为新奇但又查有实据。

本卷收录竺可桢1916—1928年的文章、讲演词、工作报告、会议提案、书信等68篇，另有专著3种。这些文稿比较集中地发表在《科学》《东方杂志》《史地学报》等刊物上。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气象学。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竺可桢成为中国科学社的首批社员，并开始参与《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撰写过大量通俗科学文章。在中国科学社后来每年一次的年会上，也多有演讲和论文发表。 回国后的竺可桢，先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恰逢该校转制。自1921年起，他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 1925年1月，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 1927年夏，竺可桢回到南京，就任第四中山大学（易名于东南大学，后又改称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自1927年11月起，竺可桢参与中央研究院筹备工作，1928年2月成立气象研究所，任所长。而真正反映他履新赴任的文字则始于1929年。 入编于本卷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书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其中的旧译名于今多已弃用，编者对有关译名作了今译对照，以利读者查考。 1979年出版的《竺可桢文集》和原竺可桢研究会收集的文献为本卷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本卷文稿的普查和整理校订工作主要由李玉海承担，大部分文章请陈学溶先生校审。交出版社之前的校审定稿工作由樊洪业负责。 本书循“存真”宗旨，力求保存竺可桢文稿历史原貌，有关编订规则之大要，详见《编例》。